4月3日，美国对进口车征收25%的关税新政正式实施。
当然，新政针对的是非美国制造的所有汽车。这一措施的本意是在为美国带来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
4月4日，FF创始人贾跃亭发布视频称，美国征收25%的进口关税政策将为法拉第未来（FF）及其子品牌FX带来“重大利好”。
当然，贾跃亭所言及的“重大利好”，将直接指向在他接下来的所有关于造车的实质性推进过程中与中国汽车产业链之间的关系。
即，利己也利他。
贾跃亭的这一言论迅速引发关注。
不仅因为其观点涉及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企业战略选择，更重要的是或将进一步彰显中国汽车产业链潜在的全球化意义。
01
我们先从理论依据谈起。
在视频中，贾跃亭从六个方面总结了美国关税新政，以及对法拉第未来和与之关联的供应链的意义。其中有两点最为核心：
一是通过FF的全球汽车产业桥梁战略，能够直接拉动中国供应链出海进入美国。
二是美国每年有近50%的汽车，是通过整车进口的方式购买。
新关税政策将会导致这部分市场份额出现空档，这对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的FF和FX，是战略性机遇。
显然，贾跃亭的态度是乐观的。
其乐观的理由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机制下，他找到了一个足以容身、可供发展的市场缝隙。
而这个市场缝隙几乎不具备任何可复制性。贾跃亭和他创立的FF或许是这个市场缝隙的缔造者，也是其中唯一的存在者。
首先，贾跃亭看到了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盘情况变化。
根据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及后续政策，进口电动汽车需额外缴纳25%的关税，且仅本土生产的车型可享受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政策直接抬高了比亚迪、蔚来、极氪等中国品牌的出口成本，使其难以在美国市场保持价格优势。
例如，一辆定价4万美元的比亚迪电动汽车，叠加关税之后，在保持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售价将突破5万美元，与特斯拉Model Y在美国本土4.7万美元售价相比，将丧失竞争力。
FF作为美国本土企业，则完全不受进口关税限制，理论上获得政策庇护下的定价空间。
所以，贾跃亭看到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关税壁垒将重塑竞争格局。
其次，贾跃亭发现了FF的无限可能。
FF主打高端市场。
客观来看，其目标用户对价格敏感度较低，更注重品牌溢价与技术创新。
在关税挤压中低端市场的背景下，FF可借助“美国制造”的标签，强化其本土高端品牌的身份，从而与特斯拉、Lucid等本土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
正如贾跃亭之前多次强调的FF的“颠覆性技术”，比如可变电驱动底盘架构VPA等，试图以技术壁垒对冲规模劣势，从而完成市场逆转。
所以，贾跃亭看到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差异化定位的生存逻辑。
最后，贾跃亭“掂量”到了自身的价值。
在FF现阶段的股权结构中，债权人信托持有约16%的股权。而FF的管理层构成中，核心团队多为美国汽车业资深人士。
这一身份在中美技术脱钩加剧的背景下，不仅避免了审查风险，甚至还可能获得政府补贴，企事业单位批量性采购等关键筹码。
所以，贾跃亭看到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地缘政治下，其天然的身份红利。
然而，我们知道理论上所有的优势，其实都是粗线条的，是框架性的。一旦细究起来，可能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的东西存在。
比如，FF的供应链中，包括电池、电机等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若美国市场进一步收紧本土化含量，当IRA要求电池组件50%以上在北美生产时，FF则面临成本激增的风险。
所以，更具体的战略路径就显得尤其重要。那是一条将政策红利转化为真实市场份额的必经之路。
02
2024年9月，FF宣布获得首轮3000万美元融资，资金用于推进第二品牌FX的研发。
2024年12月，FF完成第二轮3000万美元融资，目标直指FX车型的量产准备。
2025年1月底，FF宣布，已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就业务合并达成最终协议，交易完成后公司估值约34亿美元，并将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上市。
与之同时，据路透社报道称，FF计划在中国开设工厂，生产部分电动汽车，并邀请吉利汽车提供制造服务。
2025年3月，FF再次获得4100万美元的融资，这笔资金将被专门用户加速FX品牌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
上述事实表明，在过去7个月时间里，FF都在为尽快实现汉福德工厂的规模化量产而储备资金。
而在这个过程中，FF时刻保持着和中国智能制造的联系。
显然，生产本地化提速，与中国产业链完成捆绑，突破产能瓶颈，通过规模化降低边际成本，是FF自我完善的必修课，更是战略路径的重要一步。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FF将采取开源策略，将VPA平台授权给中小车企使用，快速扩大美国本土市场的生态影响力。
甚至争取参与美国能源部先进技术车辆制造贷款计划，或者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充电网络，积极塑造“美国技术驱动”的品牌形象。
当这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开展起来之后，FF将着手处理关键问题，即，在关税新政下，它与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合作。
短期内，FF一定会利用IRA对电池组件的过渡期豁免条款，通过SKD（散件组装）模式进口至美国、这期间，以宁德时代为主的电池供应商将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旦豁免条款的窗口期关闭，FF与中国供应链之间将采取多项迂回策略继续达成长期协同效应。
比如，技术授权。
中国汽车产业关联车企可向FF输出电池管理系统、智能座舱解决方案等核心技术，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规避关税壁垒。
而这样的案例已经存在。
早在2023年2月，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与宁德时代合作，投资35亿美元在密歇根州建立一家磷酸铁锂电池工厂。
类似模式，FF完全可以复制。对中国供应链企业而言，这种轻资产出海，既保留了知识产权，又规避了地缘风险。
还有，反向技术回流带来的产业输出。
FF在智能驾驶、电力电子领域的专利积累，可通过合资研发中心反哺中国供应链。
例如，FF与珠海横琴新区签订的战略协议中，明确提及“共同开发下一代电动车平台”。
这为中国车企获取美标技术提供了跳板。通过跳板，中资企业则可以再通过符合条件的海外子公司与FF完成业务对接。
事实上，FF的逆变器供应商汇川技术，已通过墨西哥子公司向美国出口核心零部件，既满足了IRA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又维持了中国母公司的利润回流。
由此来看，办法真的比困难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以贾跃亭以及FF为轴心，延伸出来的辐射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多条半径如同桥梁，穿越关税壁垒，达成跨越山海的生态合作。
那么，贾跃亭的关税红利论就的确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不可能是瓮中捉鳖，十拿九稳的事。
公正地说，在全球化裂变的时代，未来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到底该怎样去定义，其实谁也说不清楚。
企业家如何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寻找生存法则？
只要中国智造出海的脚步不停歇，这一课题始终都值得深入研究。而今，FF又成为最激进、最现实的案例。
所以，其实无论成败，它都将为中美科技的竞与合提供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注脚。
而我们，至少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轻视、嘲笑在这一关键时期，一个带着智慧与奋斗基因的“关税红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