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历史中，郭威所建立的后周（951-960年）标志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相较于前期的频繁叛乱和内斗，后周的十年间，除了郭威刚即位时发生的兖州慕容彦超叛乱外，基本没有再发生过重大的军事动乱。
五代前期的几个朝代，如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内部的军事斗争异常激烈，地方大镇的叛乱几乎成了常态。无论是出于不满还是为了趁乱谋取私利，地方军阀的造反行为屡见不鲜。这种局势不仅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也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者的冷漠态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他们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军阀得以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纷纷起兵反抗，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郭威即位后，深刻认识到前几任统治者的弊病，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减轻赋税，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稳定。
郭威的治国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深知，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得力的地方官员来执行正确的政策。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郭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重视选拔贤能之人，确保地方官员能够有效地贯彻中央的政策。
由于郭威的改革深得民心，地方实力派失去了发动叛乱的社会基础。即使有心造反，也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最终只能自取灭亡。郭威通过合理的用人制度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成功地巩固了中央政权，为后周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郭威在用人方面也并非总是眼光独到，比如他曾任命的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郭彦钦此人贪婪成性，自上任以来，对治下的各族人民肆意搜刮，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庆州地处多民族聚居地带，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在这一地区为官，理应注重稳定与发展并重。然而，郭彦钦却全然不顾这些，只图一时之利，大肆掠夺，导致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怨声载道。尤其是党项部的野鸡族，更是被郭彦钦的暴行激怒，最终不堪忍受，起兵反抗。
得知此事后，郭威大为震怒，立即派遣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折从阮（即著名的杨六郎之母佘太君的祖父）和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张建武率军前往平息事态。然而，张建武等人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在击败野鸡族后，接受了与野鸡族有仇的折思族和杀牛族送来的犒赏酒肉，不仅抢夺了这些物资，还趁机对折思族和杀牛族进行了进一步的掠夺。
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杀牛族等部落联合起来，对官军展开了猛烈反击。结果，官军惨败，折从阮等人不得不紧急向郭威求援。
郭威听闻此事后，气得在殿中来回踱步，最终下令罢免了郭彦钦、张建武等人的职务，并派遣新的官员前往庆州安抚各族人民。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但郭威也因此深刻认识到，治理多民族地区必须更加谨慎，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应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不应因民族身份而受到歧视。诚然，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确实表现出残暴的一面，但汉族中也有不少皇帝同样残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个体的行为差异巨大，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行径就对整个民族下结论，这种做法是不客观且不公平的。
在处理完边疆事务后，郭威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整顿内部问题，尤其是针对那些行为不当的官员。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周开国重臣、郭威的异姓大哥王峻。
王峻身居高位，本应是郭威最得力的助手，但他却逐渐变得居功自傲，对郭威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尊重。有一次，皇子柴荣想要觐见郭威，王峻竟然从中作梗，阻止了这次会面。此外，王峻还曾强行要求郭威罢免宰相范质和李穀，改任端明殿学士颜衎和枢密直学士陈观。人事任命权是皇帝的核心权力之一，王峻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越过了界限。
面对王峻的无理要求，郭威虽然碍于兄弟情面，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但王峻却不依不饶，甚至口出不逊，直接辱骂了郭威。更甚的是，郭威准备用午餐时，王峻仍在一旁纠缠不休，直到郭威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才离开。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作，也严重损害了郭威的权威。
王峻显然意图在朝中树立自己的势力，任用亲信，这些官员一旦当上宰相，究竟会听从郭威的命令，还是追随王峻？这种局面下，郭威极有可能被架空，沦为“精神领袖”。任何一个有远见的统治者都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二月，郭威终于忍无可忍。他下令将王峻软禁，并召集重臣商议对策。面对众臣，郭威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地说：“王峻眼中无朕，屡次弄权。若让他得逞，朕将何往？更何况，朕的亲生子嗣皆死于前朝，如今只剩下养子郭荣，连尽孝道都因王峻的阻挠而无法实现。你们说，王峻该如何处置？”
冯道等人一贯奉行“谁占上风谁就是正确”的哲学，自然站在郭威一边，力劝郭威除掉王峻以绝后患。然而，郭威终究不忍下手过重，最终只是将王峻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司马。
王峻被贬后，心中满是悔恨与不甘，加之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商州郁郁而终。
王峻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曾在后梁时期担任过赵岩的侍从。他还有一个不光彩的身份，他曾经做过梁朝大奸臣赵岩的“娈童”。
后梁灭亡后，王峻流落江湖，最终投奔了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并在刘知远麾下逐渐崭露头角。王峻与郭威（后周太祖）关系密切，二人在军事和政治上合作无间。
特别是在汴梁事变中，王峻为郭威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史书评价他“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功”。
然而，王峻的性格较为刚愎自用，曾因对郭威不敬而引发矛盾。尽管如此，郭威仍然重视王峻的才能，只是将他贬谪以示惩戒。如果王峻能够及时认错，郭威或许会重新起用他。这反映出郭威虽然重视皇权，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仍有一定的宽容度。
郭威是一位注重情感和大局的君主。他在广顺三年（953年）三月，任命其养子柴荣为开封尹，并封为晋王，正式确立了柴荣的继承人地位。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也为后周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郭威的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家族和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
郭威的困境并未因王峻的倒台而结束。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另一个同样强大的对手——王殷——又出现了。王殷同样是开国重臣，其地位与王峻相当，以宰相的身份镇守邺都，被称作“河北王”。
尽管王峻对郭威心存不满，但他主要还是通过掌控权力来表达这种不满，而王殷在河北的行为则更为肆无忌惮。他经常打着各种旗号搜刮民财，这些行为郭威虽然有所耳闻，但出于大局考虑，他选择了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殷的野心逐渐膨胀，甚至开始对郭威本人构成了直接威胁。每次朝见时，王殷都会带着数百名侍卫，这让郭威感到如履薄冰，担心一旦王殷在朝堂上翻脸，自己可能会陷入绝境。
此时，郭威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为了给继承人柴荣留下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郭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在王殷再次入朝时，郭威提前布置伏兵，成功将王殷逮捕，并宣布将其流放至登州（今山东蓬莱）。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殷刚刚离开汴梁城，便在城外被郭威派出的密使截杀，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经过多次的操劳与奔波，郭威终于病倒了。然而，柴荣一直在他身边，郭威便将朝中大事托付给柴荣，自己则可以安心养病。
柴荣深知这是父亲在考验他，给他机会历练。因此，他在府中处理事务时格外认真，确保汴梁城中的百姓生活安定无忧。
柴荣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对养父郭威的恩情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他的旧部曹翰却从邺都秘密来到汴梁，见到柴荣后，柴荣大为惊讶：“你怎么来了？”
曹翰是柴荣的心腹，他请柴荣屏退左右，低声说道：“殿下主持京师政务，确实是为百姓谋福。但此时还不是殿下施展宏图的时候。百善孝为先，圣上身体不适，作为皇嗣，殿下为何不入宫亲自侍奉圣上，以安抚天下人心？”
柴荣听后恍然大悟：“若非你提醒，我几乎犯下大错！”于是，他立即入宫，亲自照料养父郭威。看到柴荣为自己调药，郭威感动得泪流满面。
到了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的病情日益加重，甚至连拜祭太庙都需要他人搀扶，最终不得不让皇子晋王柴荣代为行礼。
郭威在临终前将柴荣召至榻前，嘱托了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求柴荣在他死后用纸衣为他送葬，并使用瓦棺，而不许用任何金银玉器陪葬。
郭威对柴荣说：“当年我西征李守贞时，目睹了唐朝诸陵因内藏宝物而屡遭盗掘。这些奢华的陪葬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我希望我的葬礼一切从简。我死后，不要为我雕刻石羊、石虎等装饰物，只需在我陵前立一块碑，上面刻写‘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即可。”
郭威重咳了几声，语气坚定地补充道：“你必须严格遵照我的遗愿行事。如果你违背了我的嘱托，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保佑你！”
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十五日夜晚，后周太祖郭威在滋德殿病逝，享年五十一岁。晋王柴荣随即在大行皇帝灵前继位，成为后周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周世宗。柴荣尊奉郭威为“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并追封其为太祖。
到了后周时期，中国已经逐渐显现出统一的趋势。虽然在郭威在位期间，这种趋势尚未完全显现，但他的改革措施为后来柴荣和赵匡胤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与柴荣一样，他们的才能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的时代中显得尤为突出。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分裂割据，政治环境极为复杂，郭威能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启动统一进程，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史学家薛居正曾高度评价郭威：“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郭威在平定内乱、抵御外敌方面的非凡成就。
郭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改革者。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这些改革不仅稳定了后周的政权，也为后来的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郭威的功绩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统治时期，更深远地影响了后周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