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是只有奥密克戎这一粒尘，有很多尘，落到个体头上都是一座山”，前几天郎咸平教授在短文中写道。诚然，时代的一粒微尘，落在我们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郎教授这样的知名人士，也没有例外。昨天，他98岁的母亲因肾衰竭去医院急诊，但要等核酸结果后才给就医，结果等了4个小时，老太太没有扛住去世了。因疫情封控，郎教授好不容易得以出门，却又叫不到车，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郎教授在疫情管控处置之前，也是这么的无助，不禁令人嘘唏。慈母仙逝，请郎教授节哀顺变！
郎教授最近有几篇关于大陆防疫政策的小作文，其实我不敢苟同。因工作关系，和郎教授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七年前，郎教授作为城市论坛嘉宾，为项目宣传站台。他和助理中午到，我们四五个人给他们接风。刚一见面，郎教授主动和我们合影。是他的助理拍的，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把照片要过来。席间郎教授谈笑风生，谈他在上海的生活，他的幼子，如邻居爷叔一般平易近人。于是感觉他在江湖上的传说，似有若无。明显地他有着倾诉的欲望，但的确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话说回来，关于防疫策略，郎教授是主张放开的，为了经济。我是支持“动态清零”的，主张在发现火苗时即扑灭它。若等到火势蔓延开来再扑，代价则不可同日而语了。上海本轮疫情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新冠是不是大号流感”“放开、躺平还是动态清零”在上海的争议由来已久。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公知和“社会精英”们要求居家隔离、放开、躺平之声不绝于耳，甚嚣尘上，分明带着节奏。
上海前期进出沪管理相对松懈，最终“精准防控”在狡猾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前破防，以致社区层面爆发，部分感染者收治不及时、医疗资源严重挤兑、医务人员不堪重负、人民生产生活及医疗需求受到严重影响等问题而陷入巨大被动。个别部门失了章法，乱了分寸，做出一些背离初衷，甚至有违人性的规定。比如幼儿单独隔离，比如危重病人急诊也要核酸报告，郎教授也因此失去了母亲。
感染新冠病毒，并不是“共存”宣扬者所言的只是得了“流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在世界上杀死了上百万人，仅仅在香港，这轮疫情死亡8000人以上，对位上海就是几万人，全国则是几十上百万人。而中国政府及民间社会从政治和文化上，都不可能允许以大规模人命代价为成本进行放开。我国三针疫苗接种率较高，这轮疫情重症及死亡率极低。但是它的传染性极强，居住条件不好的话，一人感染，易全家中招；不守规矩到处乱跑，最终引发社区沦陷；即使封控，快递物品也是疫情传入小区的一个重要途径，人总是要吃饭。浦东有一高端住宅，多为高层大户型。据说，这个小区居住的“社会精英”先前倡议居家隔离，不料成为上海最早的病毒社区爆发的典型，3月底小区阳性感染者达600多人。
可见，大户型、居住条件好也不一定能搞好居家隔离，更何况大量的小户型家庭。上海，乃至全国，大部分家庭居家隔离的硬件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大量的阳性人员，都是在苦苦等待尽快被接走，收治到集中隔离点，以免传染家人。另外，轻症居家隔离需要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从应用电子锁的普及到有执行力的网格化基层治理能力），较高的三针疫苗接种率指标，同时还要有大量前置的教育宣传工作。“与病毒共存”和“放开”需要充足的医疗设施，足够的方舱医院或留观场所，以及完善扩容性强的防疫数字基础设施等等。
上述放开以及大部分家庭居家隔离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所以社区层面爆发，上海就陷入了巨大被动，不得不主动动用和挤兑公立医院资源，影响其他医患甚至紧急医患的需求。而能否避免医疗资源挤兑，正是防疫调整和放开的基本前提！这更进一步说明，在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不能贸然放开。社区爆发后全域封控硬清，代价极其巨大，政府和个人都要为此买单。
面对不断变异、毒性和传播力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新冠病毒，放开，躺平，防疫依靠公民自身考量和责任意识真的行得通吗？人们的素质真的那么高、那么统一吗？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的极致利己主义者的德行在上海全域封控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些疯狂乱窜到别的省市。当然相对数量是极少的，但病毒传播却不会跟人类讲比例啊。德国宣布5月1日不按原计划取消对阳性病例的强制隔离措施，就能说明问题。浦东那个高端住宅的沦陷更能说明问题！如果疫情进一步外溢，不仅上海难救，全中国都将陷入难以估量的灾难之中。“躺平国”巨大的人命损失，就很有可能在中国重现。放开就是躺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时代的一粒微尘，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成功人士郎教授如是，小民百姓亦如是。和郎教授别后七年的初冬，我失业了。休息几个月后开始找工作，却无人问津。好不容易三月下旬有3个机会，视频面试印象很好，都通知准备高层面试，却等到疫情爆发封控而无法成行。外地的两个机会已经失去了，本地的机会待遇倍减，我也心向往之。然而小区前几天连发4例阳性，还有2例核酸异常待复核。待我一个月之后出关，估计机会早已黄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要用双肩稳稳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