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首先是因为有记载可寻。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提到夏朝曾使用“龟贝”作货币。另一西汉人桓宽则记道:“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后世或金钱刀布。”(《盐铁论·错币》)文学家杨雄也讲:“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太玄经·玄挽》)晋朝人郭璞则说得更为形象:“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彩，贾(价)以大小。”(《文贝赞》)他认为“先民”使用贝币，是根据贝的“文彩”来决定币值的，这种见解颇新奇，但不知是否有根据。人们还注意到，中国字中凡与钱财有关的，往往包含“贝”，如财、货、贮、赏、赐、债、贸、贪、贫(买、卖、宝的繁体字中也包含“贝”)等，这说明在汉字最初形成时，人们在观念上已把“贝”与钱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人们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也是因为有考古资料作证。在河南伸韶村、由西芮城等史前(新石器代)文化遗存中，人们已经发现了贝。河南省偃师具里头文化遗址被认为是夏代或稍早于夏代的历史遗存在这一遗址内发现了天然贝和用骨头、石头仿制的贝在对河南陕县七里铺、郑州上街等夏代历史遗存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仿贝。在商代历史遗址里发现的贝的数量最多，如郑州白家庄的一个商代早期墓葬中，发掘出460多个海贝。在河南安阳被推测是殷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中，竟发掘出7000枚海贝。这说明贝很早就被使用，而且较早地被相当广泛地使用。当然，人们最初可能用贝作装饰品，后来逐渐地用为交换的媒介“钱币”。
再次，我国的云南地区，在清末以前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一直使用贝作货币，这不但见诸记载，而且为老一辈人所亲见。我们固然不能武断地讲这一地区使用贝币与我们的祖先一定有联系，但这一事实毕竟说明古人以贝为币具有很大可能性。
最后，人们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还因为这样推断较合情理。前面说到，在夏朝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进行简单的交换和贸易，已经建立了专门用于交换和贸易的“市”。考古发现也表明，夏代各地的物资交流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例如在前面提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人们发掘出绿松石串珠、各种玉饰。安阳殷墟周围的商代墓葬中，也发掘出龟甲、鲸鱼骨、玉饰等。这些物品分别产于我国的西部、东部边远地区，它们中应有相当部分因交换和贸易获得。
又从考吉发掘中人们了解到、夏代我国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手工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这势必要促使交换和贸易进一步发展。从考吉发掘看，贝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装饰品，还可能用来辟邪，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它又可分(单个)可合(联成申)，著在交换和贸易中作为媒介，有便于携带便于计价、坚圆耐久等优点。所以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是较合情理的。况且，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国家(如印度)或地区古代也曾用贝为货币的呢!这里应当说明，讲到“贝”，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蚌壳，而我们祖先用为货币的贝，却不是一般讲的蚌壳，而通常是一种被称为齿贝的贝，它有美丽的花纹闪亮的光泽，形象十分诱人，不然怎么能把它们挂在脖子上当装饰品呢?
记载可信吗
我们的祖先最早使用的“钱”是贝，那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又是怎样的呢?对此《史记·平准书》有如下一段记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管子·山权数》则记夏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商汤“以庄山之金铸币”。
《竹书纪年》也记商汤在位的第二十一年上，曾“铸金雨另外《逸周书·克殷解》、《六韬》、《吕氏春秋》、《淮子》、《史记》等好几部历史典籍上都记述，周武王灭进人商朝都城时，曾“振(一作“散”)鹿台之钱(作“金钱”)”。这些典籍的作者有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有的是西汉时期人，他们都讲夏商时期我国就有了金属铸币。这可信吗?人们对《史记》的记述多有怀疑，讲夏代就又有金又有银，又有钱又有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对夏、商时期是否有金属铸币这个问题，人们也不敢轻易作否定的回答，于是人们只好又去求助于考古发现。
我国古代先秦时期一些典籍有灾年铸币的说法，如《国语·周语》记周大夫单旗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指铸币)，权轻重，以振救民。”而《管子.山权数》记，夏禹在位时一连五年水灾，夏禹便组织人们“以历山之金铸币,”用以帮助因为没有粮食被迫卖掉子女的人赎回子女。商汤在位时一连七年旱灾，“汤以庄山之金铸币”，也用于帮助因为没有粮食被迫卖孩子的人赎回孩子。《竹书纪年》载:“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
《周礼·司市》上也讲:“国凶荒礼(札，指瘟疫流行)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按指布币)。”《盐铁论·力耕》也有类似的记述。看来至少在先秦以至汉代，灾年铸币的说法是流行很广的，很可能历史上确有此种事。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在灾年大铸钱币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似乎如下的回答较为更合情理:灾年铸币是为了用这些钱币到境外换取粮食，换言之，这样作可以用手工业的成果弥补农业生产的欠缺。这种解答您满意吗?
(2)铜块与铜贝
我国从夏朝就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近年出土了不少夏代的青铜器，相当精美。到了商代，我国的青铜器更进入鼎盛期，著名的司母戊方鼎，重675公斤，雄伟壮观，达到颇高的工艺水平。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不但有礼器、饮食具、武器，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具，如斧、锯、铲等。有人推想，夏商之间人们可能曾以铜块为货币，但这种推测还未能被考古发掘所证明(从现在的考古发掘看，周代确实有以铜块作货币的情况，然而类似的情况在夏商考古中却没有发现)。
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在发现大批古代用作货币的贝的同时，也时常发现有些人工仿制的假贝与海贝在一起，其中有陶制的、骨制的、石制的、玉制的等，今人称它们为陶贝、骨贝、石贝、玉贝等。海贝既然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这些仿制的贝也应当是作货币使用的。既然可以用陶土、骨、石、玉制贝，则为什么不可以用铜制贝呢?事实上，确实有铜制的“贝”。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三枚铜贝;1971年，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殷代墓葬中又发现了铜贝109枚。近年发行的“钱币珍品系列纪念章”第一套第一枚就是专门纪念此事的。但商代距今那样久远，能保留下来的文物是很有限的，迄今发现商代铜贝的暂时只有这二处，要证实商代确曾以铜贝作过货币，似还感欠缺。
考古发现的周代铜贝数量较多，山西侯马上马周代墓群先后发掘出铜贝达2100余枚。有些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易贝卅导”记述，其中“导”据考证是秤量金属的重量单位，可见所讲的贝是指铜贝。据专家对一名为“智鼎”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考释，上面讲的是用一百孚铜贝买下五名奴隶，这说明铜贝已被当作价值尺度。由使用自然贝到使用铜贝，这在情理上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人们在周代铜礼器上又常常看到一个带“贝”字旁的字，有人释它为“债”，有人释它为“赋”有人则释它为“货”，并且说这个字当时就是专门代指铜贝的。无论怎样，周代看来有些地方是曾以铜贝为货币的，那么，这些地方的这种作法是否是沿用殷商的1日办法呢?
(3)由“钱”所想到的
我们通常将货币称为“钱币”，或径称之为“钱”那“钱”的本意即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经考察，人们发现，钱的本意竟是一种农具。《诗经》上说:“命我众人，寺乃钱、鏄(我命令我手下的农奴们，准备好你们的钱和鏄)。”(《周颂·臣工》)就提到了钱这种农具。农具和货币如何能联到一起呢?于是人们便想到布币布币的形状如同一把铲子，早期的布币甚至还有能安装木柄的地方(所谓空首)。但是记载中却不见直接称布币为钱的。
有人便解释说:钱与原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都是指中耕用的铲子，而鏄、布古代同音互用，而“钱”最初写作“泉”，古字形与铲子(即布币)近似，所以布币就是钱币。这样解释不太令人满意，但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目前还没有更让人信服的说法。如果我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布币应当是一种使用较早的货币，然而现存的和考古发掘中见到的布币，大多数却是战国时期的文物，少量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文物，有没有更早的布币呢?
于1953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一枚阔约10厘米、长约20厘米的青铜铲;1976年在陕西临潼县一西周遗址处，人们又发现了一枚与它大小接近的青铜铲。这些发现使人联想到1964年在晋南地区发现的一件周代文物。它形状像铜铲，但只有13厘米长，比上述二枚青铜铲要小。于是人们进而联想到一个名为“作册卣”的青铜器铭文中“贝”、“布”并提的情况，又联想到《古泉汇》上记载的长16厘米的布币等情况。于是有人提出大胆的推断:这些青铜铲比实用的青铜铲小，比后来的铲状布币又大，它们就是最早的布币，即“原始布”是由实用农具向货币过渡的中间形态。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则我国早在商代后期和西周，就已经有另一种最初形态的金属铸币-一原始布在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在钱币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铜铸币来看，有布币、刀币、圜币、蚁币四大系统，此外还有金铸币等。
(1)布币系统
前文已述，刀币产生较早，可能西周时期已经铸行。早期的布币一般是空首布，即是讲，布币的“首(即相当于铲子安木柄处，下同)是中空的，仿佛真地可以安木柄似的，比后来的平首布更接近作为农具的铲或锹。从形体上区分，空首布可分为有足、无足两类。有足的以空首尖足布为主，特征是首长、肩耸、足尖,数量不多。无足空首布有平肩、斜肩二种，除币首外币面略呈方形，但币的下部往往呈孤形凹进。空首布主要行用范围略相当于今天的陕西、河南地区。空首布中有不少没有铭文，有铭文的一般也较难识认，对其铭文的释读往往争议较多。因而一般认为空首布多数是春秋时期或更早时期铸行的。
平首布一般来说铸行时间要比空首布晚，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所谓“平首”是指布币的“首”不是中空的，而是平板状的。平首布也分有足、无足两类。无足平首布行用时间较早，数量也少，绝大多数平首布都是有足的。有足平首布从形体上又可分为尖足、方足、圆足三尖。其中尖足平首布主要流行于赵国(今河北境内)，应是由尖足空首布演化而来的。方足平首布数量最多，流行于当时的赵、魏、韩等国(相当于现在的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圆足布形体与农具相差较远铸行时间最迟。圆足平首布通常是圆首、圆肩、圆足、圆裆，较为美观。圆足平首布又有一种首、足各有圆孔的，称“三孔布”，它们是我国最早的带有纪重或纪值铭文(铢或两)的钱币。
以上所讲的比较粗概，事实上布币形体的变化是相当多样的。例如平首布若从“首”的角度分，又可分为普通方首、倒梯形方首、圆首等类，就中又有有孔、无孔的区别。还有一些布币形体较为奇特。如有些地方首布币的“首”的上端两边分别多出一个小三角，被称为“锐角布”。近年出土的“殊布当折”布，比一般布币都细长。等等。
平首布多数都有铭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平首布铭文带有“斩”字，人们统称之为“斩布”，它们主要流行于当时的晋国(今山西一带)，有半、斩布斤、二斩布等数种。另有铭文中带有“当”和“孚”字的,被称为“当子布”，主要流行当时的魏国(今山西、河南交界地区)。
(2)刀币系统
刀币是由实用刀演化而来的，主要行用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和齐国及其邻近地区，其中燕国的刀币较小，称燕国的刀币人们多从刀首上区分，于是有针首、尖小刀;齐国的刀比较大，称大刀。首、平首、圆首等种类。针首刀最早出土于河北承德，因地在古匈奴界内，所以有人又称之为“奴刀”。这种刀币刀首特别尖，铭文笔划简单，多象形文字，于是人们推想它铸行时间较早，形式文字都受到古匈奴人的影响。尖首刀的刀首不如针首刀那样尖，主要出土今河北河间、保定一带，制作比针首刀精细，铭文也较针首刀正规。圆首、平首刀大约主要铸行于当时赵国(河北南部)，数量较少。
在刀币中，数量最多的是铭文中有一个像“明”的字(关于这个字的释读，有莒、召、明、易等多种说法，也有人说它不是字，而是一种符号)的刀币，称明刀。明刀一般为尖首刀，但刀身有微弧状的和折线状的两种，分别称圆折刀和磬折刀。明刀多数是燕国铸行
的，也有少量是齐国铸行的。齐国刀币一般大而厚，重量在40克以上。齐刀上铭文较多，所以人们习惯上按其铭文分类，主要有五种:一是六字刀或称“造邦刀”，正面铭文共六字，人们多认为其中两字释为“造邦”或“建邦”，所以称之为“造邦刀”。存世很少。二是四字刀，正面铭文共四字即“齐之杏化”，文字较为秀丽。除铭文的差别外四字刀正面外缘在接柄处中断，而六字刀没有这一中断。四字刀数量也较少。
三是三字刀，下面铭文为三字，即“齐古化”。它们一般比前两种刀币稍重，但工艺粗糙，边缘没有中断，其数量在齐刀中是最多的。四是即墨刀，正面铭文共六字，其中有两字为“即墨”。这种刀币大小相差较悬殊，大的重达56克，小的仅38克。关于大小即墨刀的关系，有人认为大小刀之间有价值比，有人认为小刀是大刀减重的结果。即墨刀数量较少。五是安阳刀，正面铭文共五字，中有“安阳”两字。安阳刀是齐刀中工艺水平最高的，铭文整齐挺秀:一般认为是齐国攻占安阳后铸造。
齐刀、燕刀以外，又有一种圆首刀币，被认为是赵国铸行的。圆首刀中有一类币文为“甘丹”，这两个字被释读为“邯郸”，即赵国的都城，则这类刀币就是邯郸铸造的了。
(3)圈币系统馆
虽然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布币是继铜币以后中国最早的铸币，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圜币比布币在历史上产生得更早。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一、早期的圜钱形状很像我国原始社会后期人用的纺轮，纺轮应用很广，圜币可能是由于纺轮用作交换媒介而演化产生的。二、古籍中记载我国早期曾以玉为币，这里讲的玉，可能就是玉环，而圆币可能是由玉环演化而来的。
圜币存世和出土的数量不如刀币和布币，但从发现和出土地点看，铸行范围却比刀币、布币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魏、韩、周、秦等国境内都曾行。从眼下已出土的圜币看，大部分是战国中后期铸行的。因铸行地广，圜钱的形体、文字种类很多，仅从钱孔来讲，有圆孔、方孔两种。圆孔钱有魏国铸行的“垣”字钱，大约铸行时间较早，数量也较多;有币文为“重一两十四铢”和“重一两十二铢”的，被认为是秦国铸行的。方孔钱有齐国铸行的“化”钱和秦国铸行的“两串”钱等。一般多认为圆孔钱铸行时间较早，也有人持异议，认为姜太公时有可能造过方孔钱。但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圜钱是后代普遍使用的铜钱的雏形，秦始皇统一中国钱币后所行用的半两钱就是以秦国的方孔半两圜币为基准的。
圜钱中较为多见的是垣字线(因币文的“垣”字像旧时用横琐一样，所以俗称“锁子钱”)和隘化钱(如隘四化和赕六化等)及秦国的半两钱，但有两种钱存世数量虽希却颇引人注意，那就是文信钱和长安钱，这两种钱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有人认为它们分别是前文讲到过的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成桥铸造的。长安君于公元前239年受命率兵攻打赵国，中途突然倒戈，但很快被其他秦军歼灭，长安君也被杀死。
有些学者认为长君此举是与吕不韦合谋的，目的是要搞垮秦始皇，取而代之。此后不久吕不韦和太后都被秦始皇处置，就证明他们与此事有关。1955年春，在洛阳西郊河南城遗址发现了文信钱石范，而此地恰是吕不韦封地，使得吕不韦铸文信钱的说法又有了新证据。不过，这两种钱都以封号为钱文，而无论是这以前还是这以后，都再也找不到以封号为钱文的例子，所以文信钱和长安钱究竟是不是吕不韦、长安君所铸还是个未完全解开的谜。
(4)蚁鼻钱蚁鼻钱是指先秦时期楚国铸行的一种椭圆形小铜币，币的正面凸起，背面是平的，重量一般只有2克到5克。关于蚁鼻钱这一名称的来历，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因为币正面的铭文很像蚂蚁;也有人讲是因为它常被置于坟墓中镇服蚂蚁;还有人说“蚁鼻”只是夸张地形容这种钱形体很小，等等。蚁鼻钱又称鬼脸钱，这是因为这种币中带“闿”阴刻铭文的较多，币面很像鬼脸。有人认为蚁鼻钱是直接由贝币演化而来的，但为什么它比铜贝小得那样多?
为什么中原地区广泛用贝币的地区没有使用蚁鼻钱，而蚁鼻钱却产生于楚国境内?这些疑问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一般蚁鼻钱较小，重量在1-3克之间，1963年12月在湖北孝感却发现了一批较大、较重的蚁鼻钱，最重的达5.4克。有人认为这是年代较早的蚁鼻钱。大约最初蚁鼻钱的大小与海贝是接近的，后来逐渐减重，才变成今人较为多见的那种小蚁鼻钱。那么，是否将来会有比孝感的更大的蚁鼻钱出土呢?人们在期待着。
将蚁鼻钱同布币、刀币、圜币作比较，使人深感蚁鼻钱同其他钱币风格差异颇大，除了它不是板状以及铭文上的不同外，蚁鼻钱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小。对于它为什么比别的钱币小得那样多，目前有许多猜测，例如认为楚地大宗贸易用金币(详见下文)，蚁鼻钱只用于日常生活，所以造得较小。在先秦时期，楚国在社会风和文化习俗等方面都与中原各诸侯国有较大差异，近年来楚文化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从蚁鼻钱与布币刀币、圜币的巨大差异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特殊性。可
(5)铸钱工艺的迅速发展
我国铸钱工艺的发展，比较明显地表现在钱范的发展变化上。最初，人们只是用泥土制作较为粗糙的钱模，每次铸一枚钱，所谓原始布据分析就是这样铸出的。随着钱体的缩小和社会对钱币需求的增加，人们逐渐掌握了在一个钱范内制出较多钱模的技术，于是每浇注一次就可以铸出许多枚钱币，这无疑使钱币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泥土制的钱范很不耐用，制出的钱也较粗糙，人们就改用陶制或石制的钱范，这样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使钱币比以前美观了。
不过，陶制、石制的钱范有易碎等缺点，于是有人又改用铜制钱范，这种钱范不但坚固耐用，而且使造出的钱币更加美观。在战国后期，钱范又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就是它有了母范与子范的区分。所谓子范，就是直接用来铸钱的钱范，相当于原先已有的钱范;所谓母范，通俗地讲，就是制造钱范的范(或模具)。很早，人们就发现了战国“齐法化”铜母范数件。1975年，在内蒙喀喇沁旗发现了燕国“一化”圜钱铅质母范。
1983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战国末期秦国半两钱铜母范。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战国后期使用子母范铸钱已有一定普遍性。使用子母范铸钱，要先制母范(它们通常是阳文的)，再用母范制子范，最后用子范浇铸。铸钱虽增加了一道工序，但却提高了工效。这是因为，制作母范虽很费力，但用一个母范可以很快地制出许多子范，这样大大减少了制作子范的时间和劳动，另外还可以用较多的子范同时进行浇铸，铸钱的效率就提高了。母子范的出现意义还远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由于用同一母范制出的子范都是基本一样的，而用相同子范制出的钱币也是大体一样的，这就为钱币的统一化提供了条件。
在短短数百年里铸钱工艺跨越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个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铸钱工艺大体只是巩固和消化此一阶段的已有成果，较少有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