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复旦杀人案 」

一位高校教师在办公室内将其学院的某位领导杀害。从警方通告中人们得知，杀人者心中对受害者怀有怨恨。受害者的生命像一尊瓶花，明明正插满鲜花，光亮鲜艳，却在一个瞬间被打碎。生命猝然而止，无常令人惋惜。杀人者的人生就像一辆汽车，旅途漫长，本应充满发现，却在一个转向处刹车失灵，跌落悬崖，永远停留在跌落之处。无论是杀人者还是受害者，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出悲剧。

人们关注杀人者的怨恨。人们认为大学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机制蚕食人心。这样的竞争机制将一个人逼上了不理智的道路。人们讨论杀人的行为。人们认为非升即走的机制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杀人者不仅理智选择出了问题，其心理与承受力同样脆弱。杀人是个案，是小概率事件。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不能通过个案推导出普遍的事实，所以人们将这出悲剧的源头追溯到“非升即走”的机制没有道理。

在我看来这些观点没有严格的对错之分。这些观点是从不同角度、甚至不同生活经验出发诠释对事件的看法，所以它们并不全对，也并不全错。但所谓“公共观点”的意义不仅在于对错，还在于观点所指向的问题。观点的价值因问题的重要性而彰显。以此事件为例。杀人案是一起刑事案件。嫌疑人的动机、行为事实、行为过程有待警方的调查厘清。一旦事实厘清该如何量刑，都有法律逻辑可依循。

所以，揣测其动机、同情其遭遇，此类观点指向的问题其意义并不大。同理，人们讨论高校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赞同者认为这是一种良性竞争，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压榨剥削。实际上，所谓良性竞争与压榨剥削都是大的学术升迁机制的一部分。某一个高校的某项政策因应的不过是高校的学术竞争大生态，国家课题、自然与社科基金、学术圈子等等。所以，非升即走并不是真问题，非升即走的标准才是真问题。

人们讨论大生态里的小循环，大酱缸里的小发酵，意义不大，因为讨论的不是重要问题。观点因问题的重要性而重要。在观点表达之前，我们要找到有价值的问题。在高校教师杀人事件的观点交锋中，有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被忽略了。为什么人们追溯个案发生的原因时，往往一下就追到机制与体制上。如果我们对一些极端事件中的舆情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一级跳式的归因现象很常见，并不单单体现在高校教师杀人案中。

人们批评这种一级跳式的归因方式简单粗暴。这种批评没有错，就像在高校杀人案中，人们指出非升即走的机制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也很常见，它也有良性竞争的作用。这些观点批评的虽然在理，但却不能抹杀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一级跳式的归因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合法性的认知，不能简单的用一句不理性概括。它表现在很多极端事件的舆论中，是被长期塑造出来的。

我们看到，在太多此类事件中，往往形成了个体与所谓机制的两级对峙。其间，媒体、社会团体、专家意见的参与越来越少，人们往往直接向相关单位要答案，相关单位往往也将答案攥在自己手里。社会就像一个三明治，如果中间层的参与总是缺失，那么上下层就会相见于唇齿。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此类社会意见的不理性。我们更改应该追问这种不理性怎样被塑造，并且这种塑造一直在持续。高校杀人案是一个个案，但一级跳式的归因却非常普遍。

以有趣对抗无趣

封面图片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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