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期，诈骗行为的高发与社会经济结构、技术发展及人性弱点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
一、经济压力与资金短缺加剧非法行为
经济下行导致企业和个人资金链紧张，通过正规渠道融资困难，促使部分人转向非法手段获取资金，如虚构投资项目、伪造金融产品等。
例如，金融诈骗中常见的“庞氏骗局”或“虚假贷款”往往利用受害者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实施诈骗。
经济困境还催生了更多失业人群，部分人可能因生计压力参与诈骗黑灰产业链，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二、社会信任结构的变化与陌生人社会的漏洞
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信任机制被打破，陌生人社会中信任更多依赖经济利益而非道德约束。诈骗分子利用这种信任真空，通过短期利益诱导（如高回报投资、低价代购）获取受害者信任。
例如，针对富人的“豪宅诈骗”案件中，骗子通过租用高端房产、伪造身份包装自己，利用受害者对“富人圈层”的信任实施诈骗5。
三、技术发展与信息泄露的双刃剑效应
网络技术的普及为诈骗提供了便利工具，如虚拟号码、改号软件、虚假APP等，使犯罪成本降低且隐蔽性增强。例如，电信诈骗中境外犯罪分子通过技术手段伪造来电显示，冒充公检法或银行客服行骗。
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泄露（如网购、社交平台数据）使诈骗分子能够精准筛选目标群体，设计针对性骗局。例如，针对老年人的“百万保障”诈骗通过获取其消费记录实施恐吓式诈骗。
四、法律与监管的滞后性
金融、通信等行业的监管漏洞为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银行账户实名制执行不严、第三方支付平台风控不足，导致资金流转难以追踪。
跨国犯罪的复杂性增加了执法难度，尤其是境外诈骗窝点（如东南亚地区）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使得打击成本高昂。
五、人性弱点与社会心理的放大效应
经济下行期，人们更容易因焦虑、贪婪或恐惧心理落入骗局。例如，投资诈骗利用受害者对财富增值的渴望，而“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则利用紧急情境下的慌乱心理。
特定群体（如独居老人、青少年）因社交孤立或认知局限更易受骗。例如，青少年沉迷游戏时易被“免费皮肤”诱导泄露家长支付信息。
六、黑灰产业链的规模化支撑
从公民信息买卖、虚假账号注册到洗钱通道，黑灰产业链的成熟为诈骗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例如，非法开办的电话卡、银行卡（“两卡”犯罪）成为诈骗资金流转的重要工具。
经济下行期的诈骗高发是以上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未来，随着技术进步与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诈骗可能进一步向智能化、跨境化发展。治理需多管齐下，包括加强技术反制（如AI识别诈骗信息）、完善行业监管、提升公众反诈意识，并推动国际合作打击黑灰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