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使吴，见南京山环水复，气象万千，留下了“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的赞美。时隔千年，元末的朱元璋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脚踏同一片土地，却头顶着不一样的天空。“龙兴”和“伏虎”之间，到底差了几条街？
上图_ 明朝版图
政治：“得道”和矛盾
南京，古称金陵、建康，有“六朝古都”之称。在堪舆家眼中，当地背靠幕府山，面临秦淮河，钟山石城左右辅弼，当地又地处江南鱼米之乡，民风质朴，经济发达，水陆兼备，是不可多得的“王气”聚焦之地。
1356年，攻占金陵的朱元璋多管齐下，收拢民心，壮大实力。他提出“养民”的口号，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尊师重教。朱元璋认识到军事实力的不足，凭江守险，伺机而动，还实行“寓兵于民”，闲时耕地，战时出征，达到“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的目的。
上图_ 杨秀清（1823年－1856年），原名杨嗣龙，祖籍广东嘉应（今梅州）
反观太平天国，这个拜上帝的组织从上至下充满了矛盾。起事之前，杨秀清取得了“天父特差”的身份，凌驾于洪秀全之上。1851年3月，洪秀全自称太平王，一把手和“特差”之间的权力重合，埋下了两人不和的祸根。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身为东王的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
1856年，心存不满的洪秀全拉拢北王韦昌辉为“心腹盟弟”，唆使他杀死杨秀清，制造了“天京事变”。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军事将领。他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天国十误”中，其中“天京事变”中，“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决策高层内讧不已，组织底层也不和谐。洪秀全一边对外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下多男子,尽为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为姊妹之群”等思想,以及勾画出“天下一家, 共享太平”的美好愿景，另一边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宗教糟粕蛊惑民心。在政治素养上，太平天国明显弱于朱元璋，这也是前者未成气候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图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乾隆御制本
经济：屯垦和均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群雄逐鹿更是如此。朱元璋经营江南，经济上颇有建树。他首先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做到军饷自给自足，其次废除寨粮。所谓寨粮是赋税以外征收的粮食，1360年屯田初见成效之后，寨粮逐渐废除，以此赢得民心，第三是保护归顺地主的利益，做好抗元统一战线，最后，鼓励官兵屯垦。
朱元境夺取南京后，曾说：“听从开垦屯田,以为己业。文官拨与职田,召佃耕种,纳子粒以代俸禄。”这一政策延续到明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图_ 《天朝田亩制度》书影
太平天国在经济上显然缺少长远的规划。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带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天朝田亩制度》，确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公平社会。
平分土地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促进经济不能单靠均分土地，而且制度中提到的财产公有也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愿。小农经济加农民公社的模式无助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反而加剧了个人私有化和社会公有化之间的矛盾。太平天国的均田制造成了“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怪现象，既打击了地主阶段，又伤害了底层农民。吃力不讨好的经济措施，使太平天国走进了和朱元璋完全不同的死胡同。
上图_ 徐达（1332年－1385年），字天德
军事：北伐和困守
军事是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手段。1370年1月，憋足实力的朱元璋终于放出大招，他派出徐达为首的北伐大军，开始了长达26年、多达13次北伐战争。尽管北伐结果互有胜负，但朱元璋笑到了最后，成为历史上由南向北夺天下的第一人。
太平天国也开展了北伐和西征，结果不尽如人意。李秀成的“天国十误”中，有三条和1853年李开芳、林凤祥率军北伐相关。“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失利之后，丞相曾立昌、燕王秦日纲等人曾两次带兵支援北伐，先后功败垂成。大刀阔斧的北伐战略打成了零敲碎打的添油战术。
林绍璋带领的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也遭到曾国蕃湘军的团灭。西征的败北不仅标志着太平天国失去席卷湖南的机会，还让湘军站稳的脚跟。一进一退之间，无疑扼住了太平天国的喉咙。不仅如此，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成功后，先后在大黄口和永安长时间修整，错失了北上歼敌的良机，给清军喘息和反击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便利。战略上的松懈，注定了太平天国无法与朱元璋相提并论。
上图_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
用人：“致贤”和争权
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1352年，朱元璋投奔濠州郭子兴之际，便着手收拢有济世经邦才能的儒生隐士。在这些人才中，有“里中长者”李善长，有目光长远的朱升，有起草“北伐檄文”的宋濂，有“略如基谋”的刘基。受这些人才的影响，朱元境“始有救民之心”。
朱元璋占据南京，东拒张士诚，西扼陈友谅，南吞江浙膏腴，北进中原争锋。皖南儒生朱升献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做既低调发展，积蓄力量，又避敌锋芒，后发制人。可以说，善于用人是朱元璋的一大特点。
上图_ 张士诚（1321年－1367年）
李秀成认为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事变后，翼王石达开深得众望，引起了洪秀全的疑心，“与主不和，君臣而（疑）忌”。石达开只得领兵离京，“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面对内耗，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不但没有采取弥补措施，反而“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
为防“杨秀清”重现，洪秀全滥封王爵，用以制衡权力，各种封王超过2700位。这么做的后果是“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政出多门，职责不清，彼此争权。而洪秀全自已则“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中，永不出宫门”。用人上的得失，说明了执政能力的高低，在这方面太平天国再次落后于朱元璋。
上图_ 拜上帝会在玉玺中的体现
除此以外，太平天国还在文化、外交、群众路线等方面均暴露出不足之处。按照“木桶理论”，木桶里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太平天国在发展过程中，受小农思想、目光短浅、宗教迷信等影响，难以作为。而朱元璋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合理协调组织运转，终成大事，两者之间不仅差的是有形的社会资源，还差的是无形的人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