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
《——【·前言·】——》
李白的贬谪，苏轼的囚禁，那些经历过权力斗争的文人，最终无不被历史的浪潮所吞噬。
唯有贺知章能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中自如地游走，不仅平步青云，甚至在晚年选择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
早年生平与文化背景
贺知章出生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成就了他的早期才华。在唐代，文人的求学之路早已注定充满竞争，贺知章的诗歌才情与书法才能在少年时便已展现出来。
魏晋风骨是一种既有理想，又保持独立与自我表达的文化风范，而恰恰是这种文化氛围孕育了贺知章的思想与诗歌。
他少年时期便频繁出入文人的圈子，总能听到与同行者的激烈争论，诗词即兴交锋，饮酒作乐。这种独立与自由，成为了他整个人生的基调。
贺知章的诗歌没有矫揉造作，每一首都显得从容不迫，写的是生活中的人情。
他开始在科举的路上崭露头角，贺知章的初试锋芒，以独特的诗风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让人刮目相看。
他以极高的分数进入了官场，很快进入了唐朝的文化核心圈，国子四门博士的位置，为自己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文人圈与诗歌创作
贺知章的诗歌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他的诗篇中有时代的脉搏，有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咏柳》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结构，在的语言中写尽了人生的无常与自然的循环。
这几乎成为了唐代文学的一个标志，而这种诗歌的风格，简洁、直白而有哲理，恰恰是贺知章个性中的独立与洒脱。
他所追求的并非浮华的言辞，也不为荣华富贵所动。贺知章不仅继承了陈子昂和魏晋时期的文学精髓，更在其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兴寄托”。
他对于自然界的描写不单单是写景，而是通过这些景物，寄托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悟。
唐代政治与仕途起步
贺知章的诗歌在文人圈中逐渐传颂，他的仕途也渐入佳境，唐朝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文人往往难以平衡个人的理想与权力的角逐。
李白被贬，苏轼被陷害，许多文人无不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自己。
武则天证圣元年，他考中乙未科状元出任了国子四门博士，迅速得到朝廷的器重。他的从政之道不仅仅是凭借学识和诗才，更在于他对权力的疏离和对自由的追求。
在进入朝廷后，贺知章便获得了许多重要职位：太常博士、礼部侍郎，又升为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等。
在唐代的文官系统中，贺知章能够避开权力斗争，既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又能得罪不了有权有势之人。
虽然他也曾面对过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暗流，但贺知章并没有像李白那样触怒权贵，更没有像苏轼那样因言辞直率而遭遇陷害。
贺知章还通过与张说的合作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张说是当时的权臣之一，而贺知章则凭借自己的学识，与张说联合参与了《六典》和《文纂》的撰写，这不仅提升了他在学术界的声誉，也让他在朝廷中的位置更加稳固。
在唐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贺知章能顺利晋升并非偶然。他不仅有才能有机遇，懂得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权力斗争中保持独立避免卷入其中。
作为一个文人，贺知章完全有能力继续在官场上纵横捭阖，和许多同样才华出众的文人不同，贺知章选择了“隐退”。他决定从权力的中心抽身，回归到自己内心的自由。
天宝初年，贺知章已不再渴望官位的更高攀升。他已经在朝堂上有了一定的威望，但他并不满足于在权力的旋涡中继续打转。
贺知章不止一次地向朝廷请求要求辞去职务回到故乡去做一名道士，过“逍遥”生活。
他放弃了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继续攀升的机会，更倾向于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贺知章的选择超脱了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他对权力和地位并不执着，向往一种更为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
他选择隐居于镜湖、剡川一带，当时他已是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这些职位足以让任何一个文人留连忘返，但贺知章依然坚持辞官，以道士身份返回故里。
在他身上没有如李白那样的不屈抗争，也没有像苏轼那样的沉浮命运。
当时的贺知章也已年近花甲，他对人生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他晚年的诗歌，更加纯粹与内敛，对比他年轻时那种清新脱俗的诗作，晚年的作品透露出一种“回归自然”的哲学思考。
道教思想渐渐渗透到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深厚的“道家”哲学。道教讲求“无为而治”，贺知章的生活则是对这一思想的真实体现。
他以超脱的姿态，平和的心态，生活在这个变幻的世界中，尽管外界的风起云涌，他依然坚持自己内心的宁静。
贺知章去世时，年已八十六岁。对于一个经历过唐代风云变幻的文人而言，这一生似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他去世后朝廷甚至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表示对这位长寿、智慧文人的敬意。肃宗赐给贺知章“礼部尚书”的荣誉。
真正的圆满，并非权力的攀升与财富的积累，而是对内心的真实认识与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
与许多沉溺于权力斗争和名利争夺的文人相比，贺知章似乎更懂得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没有极端的起伏，没有不幸的结局，只有一个平和、理性、充满智慧的晚年。
这种“随心而行”的生活态度，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文化背景中，都是极为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