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谢觉哉病逝后的第七天，王定国提着旧皮箱，推开了中南海大门。

只说了一句话：“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没有过多解释，也没有眼泪。

这一问，显露了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决绝和坚定，而背后的故事，又该从何说起？

初遇——长征路上的河边相识

1935年，长征的路上，风沙呼啸，河水寒冷。

王定国跪在河边，正在洗几件破烂不堪的军衣，她的手指已经冻得僵硬，但她依旧用力搓洗，动作利落而干脆。

这时，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子走了过来，手里捧着两件衣服，犹豫地看着王定国，最终鼓起勇气开口：“同志，能帮我把这两件衣服缝成一件吗？”

王定国抬起头，眼前这个男人瘦骨嶙峋，面带尴尬地挠了挠头。

她笑了笑，没有多问，只接过了衣服。

这个大胡子男人是谢觉哉，他也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的女战士，会成为陪伴他一生的人。

两人并肩坐在河边，王定国手指灵巧地缝着衣服，谢觉哉则讲起了行军的故事。

每一个字都夹杂着风尘，每一句话都带着坚韧。

缝好了衣服，王定国将衣服递过去，没有多话。谢觉哉接过衣服，低声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开。

他们那次的见面，没有更多交集。

谢觉哉没想到，再见到这个笑容坚毅的姑娘，会是在兰州的一个小村落里。

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

1935年秋，长征结束了，谢觉哉在兰州偶遇了王定国，那一刻，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再次相逢。

缘定——相知在风雪中

1935年12月，兰州的冬天，寒风刺骨，白雪皑皑。

谢觉哉带着一支小分队驻扎在一个小村庄里，食物短缺，衣物单薄，驻扎条件十分艰苦。

谢觉哉和战士们忙碌了一整天，刚刚安顿下来，准备围坐在一起吃些粗糙的红薯，就听到门外有人喊：“谢老，来看是谁来了！”

谢觉哉快步走出门，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在寒风中，厚厚的棉衣裹得她像个雪球，脸颊被冻得通红。

那是王定国，她笑得灿烂，眼睛里透着不屈和欢乐。

谢觉哉的眼睛一亮，心中涌起一阵暖流，快步迎了上去：“王定国，你怎么来了？”

“我被调到剧团来了，来给你们这些英雄们慰问演出。”王定国调皮地笑着，谢觉哉心里一暖，这个姑娘从第一次见面时起，便一直给人以坚韧和勇敢的印象。

两人回到屋里，王定国坐在火堆旁，一边搓着冻僵的双手，一边和谢觉哉聊起了长征的往事。

那段日子艰苦而又难忘，走过的每一条河，爬过的每一座山，都是他们彼此坚守和支持的见证。

王定国说起一路上剧团的艰辛，每天在队伍前面奔走，演出鼓舞士气，晚上又得为战士们缝补破损的衣物。

谢觉哉看着她，心中充满了敬意，这个年轻的姑娘，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他们聊得很深，谈到了对革命的信仰，也谈到了未来的希望。

王定国认真地说：“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一种幸运。

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的梦想，得由我们来实现。”谢觉哉听得心里激动，这样的信念和坚持，正是他一直所追求的。

1936年1月，谢觉哉向组织申请，希望与王定国结为伴侣。

那时的爱情没有鲜花和浪漫的誓言，只有风雪中相依为命的决心。

王定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她知道，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不仅是爱情，也是革命的继续。

1936年春天，他们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举行了婚礼，没有宾客，没有奢华，只有简单的祝福和彼此坚定的眼神。

尽管寒冷，但他们的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谢觉哉和王定国成了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

相濡以沫——建国后的岁月

1949年，新中国成立，谢觉哉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

新中国的法治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谢觉哉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文件，制定新的法律制度，参与各种讨论和会议，工作强度大得难以想象。

办公桌上的台灯常常亮到凌晨，他伏案工作的背影在灯光中显得格外孤独而坚毅。

王定国知道谢觉哉的工作繁忙，便默默承担起所有家务，让他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早早起床，为丈夫准备好早餐，然后自己再去忙碌。

晚上，谢觉哉常常加班到很晚，王定国总是坐在客厅里，等他回来。

她从不催促，也不埋怨，只有在他回来时，递上一杯热茶，轻声问：“今天工作顺利吗？”

1950年的一个冬夜，窗外北风呼啸，谢觉哉还在办公室里埋头批阅文件。

王定国坐在屋里，心里有些不安，便决定去看看他。

她披上厚厚的棉衣，提着刚煮好的热汤，穿过寒冷的夜色，走到了谢觉哉的办公室。

看到王定国进来，谢觉哉有些惊讶，他放下手中的笔，笑着对她说：“怎么来了？这么晚。”王定国看着他疲惫的脸庞，柔声说：“我给你带了点热汤，你忙得太久，该休息一下。”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谢觉哉作为代表，提出了许多关于法治建设的建议，这些建议为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会后，他又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每天加班加点。

王定国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她知道这个男人的心中，装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她只能尽自己的力量为他做好后勤工作。

1959年夏天，谢觉哉在办公室里突然感到右半边身子麻木，手中的笔也掉在地上。

他试图站起来，但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王定国听到消息，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看着丈夫躺在病床上，她心中充满了无助和心疼。

医生诊断是中风，需要长期的静养和康复治疗。

王定国从那天起就一直陪在谢觉哉身边，她帮助他做康复训练，扶着他一步一步在房间里走，帮他活动麻木的肢体。

每一次谢觉哉迈出艰难的一步，她都在旁边微笑着鼓励：“很好，再来一步，我们慢慢来。”她知道，这个男人心中有太多的责任和理想，她不允许他放弃。

在漫长的康复过程中，谢觉哉从来没有停止过关心国家的事务。

他坚持让王定国把重要的文件拿到床边，尽管身体虚弱，他仍然要了解国家的动向和政策的落实情况。

王定国看着他，她理解他心中的那份执着，这也是她爱上他的原因。

1960年，谢觉哉的身体稍有好转，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工作岗位。

王定国虽然心中不舍，但她知道，谢觉哉的心愿就是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每天早上为他准备好早餐，叮嘱他不要太累，晚上等他回来时，总会给他准备好热水泡脚，帮他缓解一天的疲劳。

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在每一个细节中都透着温暖和爱。

王定国始终是谢觉哉最坚强的后盾，而谢觉哉也是王定国心中最重要的依靠。

两个人一起经历了风雨，也见证了新中国从一片废墟走向繁荣的过程。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因为他们的相互扶持而变得弥足珍贵。

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他们都没有退缩，而是用他们的坚韧和深情，一次又一次地走过了人生的风雨路。

永别后的坚持——王定国的选择

1971年，谢觉哉的病情加重。

他在病床上，虚弱地看着王定国，轻声说道：“国家交给你们了。”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王定国没有哭，她知道，丈夫已经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谢觉哉去世后的第七天，王定国拿着谢觉哉的遗物，推开了中南海的大门。

她找到组织领导，只问了一句话：“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

声音平静，没有波澜。

这一举动，让很多人意外。按理说，她完全可以因为谢觉哉的身份而获得更好的待遇，但她没有。

她只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住房，依旧朴素，依旧低调。

人们问她为什么不多争取一点，她只是淡淡一笑：“觉哉走了，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王定国后来一直活跃在社会的公益事业中，她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人民。

很多人敬佩她的坚韧和朴实，也因为她的精神，看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的风骨。

谢觉哉和王定国的故事，也成了一段佳话，流传在许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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