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作者：曾志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南昌暴动后1928年初朱陈领导]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大肆“围剿”湘南工农革命军，企图把新生的郴州红色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驻扎耒阳的朱德部队受到了来自南北两面的夹击。北面是集结于衡阳的国民党白崇禧部，南面是广东范石生部，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国民党部人多装备先进，对郴州新生苏维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极左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面对强敌硬拼不行，就玩点花样，他们好像是从《三国演义》里学来的。认为敌人从宜章到衡阳要走好几天，这样就可以让进犯之敌无寸草御寒，无粒米果腹，不战而自垮。特派员充满自信地说：“到那时就等着去捡枪吧！”尚处幼年的党组织，在大敌当前之时异想天开。他们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引起公愤，会违背广大群众的利益，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我们当时也太天真幼稚了，竟也赞同他们的意见。于是特委作出决定，坚决执行“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先在党内进行动员部署，然后再向群众宣传贯彻。这一政策的执行，无疑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反对。群众不相信我们的宣传，有些积极分子是半信半疑，就是各级党员干部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不赞成的。而隐蔽下来的以崔廷彦、崔廷弼为首的地主豪绅、反动分子便趁机煽风点火，在郴州策动反革命叛乱。他们说：“鸟还得有一个窝呢，把房子烧了无家可归，让我们去乡下吃什么、住什么？” 他们在背地里鼓动并组织群众反对烧房子。特别是郊区周围十几里的农民，更是坚决反对烧掉他们祖祖辈辈苦心营造的家。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意见，以及反动分子在暗地里活动的复杂而严峻的情况，曾经多次反映上来，而包括夏明震在内的最高决策层，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干部群众的反对意见。他们说：“我们的力量这么强大，一小撮反动分子在那里秘密活动翻不了天。”真是可悲的自信。他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历史的悲剧。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隍庙广场召开。原定开会时间是10点，那天我和郭怀振起得早，9点多就来到会场，只见广场上已经会集了八九百人。同往常召开群众大会不同的是，郊区的农民们手上都拿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镖和大刀。他们个个紧绷着脸，表情阴沉，怒气冲冲。整个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我向他们解释，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一言我一语地反驳我。“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靠亲友，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这时，我在南乡搞土改认识的那个支部书记也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反动分子秘密部署，可能会利用农民的抵触情绪发动叛乱，他们扬言今天谁要是叫我们烧房子，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今天要出大事，怎么办？”讲台上此时出现了一个人，大声说：“乡亲们！鸟都有一个窝，我们是人，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不搬家还有一条活路，烧了房子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反对烧房子的站在这一边。”他的话音刚落，参加大会的农民、居民几乎都站过去了，就剩下我们干部和骨干分子站在另一边，非常孤立。“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打倒它！”接着那人又大声喊。我一听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情况万分危急！我来不及多想急忙溜出会场，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跑去，想找苏维埃主席汇报。政府机关此时已搬到县城对面清源山的一座寺庙里。可是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下山到会场去了。他们和我走的不是同一条路。正着急，看到有个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过河上了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抓人，有个革命军营长朝天开了一枪，反动分子就冲上去抢他的枪，结果被人拖到台下，活活打死了。夏明震都被人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镖扎……不得了了，整个会场一片混乱。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过了河，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冲来。当时苏维埃政府机关有一个警卫排，有十几支枪，我就只好组织这个排抵抗。可是这些战士都是新兵，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反叛的农民，就鸣枪吓唬他们。农民听到枪声不敢上前，但也不退。在混入队伍中的反动分子鼓动下，农民一会儿又冲上山来。警卫排自觉抵挡不住，扔下枪就跑，喊回这个又跑了那个，最后全跑光了。我看到反叛的农民快冲上来了，只好往茅草小路上跑。当时很混乱，我穿的是男学生服、戴着帽子，他们一时看不清我是女的。我急中生智，假装问：“苏维埃在什么地方？”“就在山上！”反叛的农民以为我也是去围攻苏维埃的。这样我只好返身往山上跑，趁他们不注意，瞄准机会一下子钻进灌木丛躲了起来，所幸没有被发现。没过多久，反叛的农民开始搜山。我看到不远处有人在那里找了一阵就走了，有的拿了些苏维埃政府机关的东西，从我身边不远处走过下山去了。我听到有个妇联主任跑过了河，被反叛的农民发现抓住，她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我着急万分，但却没办法救她，结果她在河边被杀了。我从上午10点躲在那里，一直熬到天快黑。我听到山下有人在喊：“山上有人吗？我们是革命军教导队的，如果有人，就赶快下来和我们一起走。”看到他们身穿灰军服，知道是自己人，我才放心地下山，跟着部队返回教导队的驻地。教导队是培养军事骨干的单位，队员30多人大部分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学生，是南昌暴动后从武汉组织起来的，队长叫刘之志，黄埔四期生，在武汉参加工农革命军。他的妻子许秀珍，原是武汉的一名中学生，一直跟随着他从南昌暴动到湘南暴动，是朱德部队中唯一的女同志。到了教导队驻地，我紧张了一天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有了安全感，但我老想着上午的那场群众大会，预测着城隍庙里发生的一切。我想念那些同志，特别想念夏明震。他被人拖下戏台，结果会是怎样？我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只是受了伤，可千万不能死啊！吃晚饭时，我端起饭碗，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掉下来了，但看到有人来了我就急忙抹去，装作没事一样。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哭鼻子。大约是晚上8时许，哨兵进来报告，有一大群反叛的农民往这里冲来，他们是想来抢部队的枪。由于搞不清冲过来的是反叛农民还是反动分子，因此部队眼看着他们要冲过桥了，才被迫朝天打枪。教导队的战士都是训练有素的，使的都是清一色的匣子枪，他们一梭子打过去，就把农民吓跑了，一个领头的被抓住了。此人十分顽固，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说共产党放火杀人。当时我气得要命，大喊道：“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对！宰了他！”队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时，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也许是仇恨和愤怒吧。我拿起梭镖用力朝他的肚子上扎去，他倒在地上，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嗯嗯的呻吟声……那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杀人。由于局势混乱，敌情不明，孤立无援的教导队决定暂时离开郴州，与主力部队会合。我感到郴州地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向上级湘南特委汇报，也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当我们经过一个较大的村落时，只听得村里传来阵阵锣声。随后，一大群手举扁担、锄头、梭镖的农民，冲出村口追赶我们。教导队朝天开了几枪，便把他们镇住了，但他们嘴里仍喊着：“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沿途经过三四个村，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我们一路打一路撤，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地，到了一个小镇上。当我们坐下休息正准备吃饭时，就听到不远处的戏台下有人喊着：“来人啊，救命啊！”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有人被五花大绑，关在戏台下的小屋子里。他说他是当地农会干部，被还乡的大地主抓了起来，准备要杀头，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要来了，就丢下他跑了。我们赶快给他松了绑，他说：“还有两个农会干部，刚刚给活埋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急忙跑去挖开土一看，已经没气了，只好又重新把他们埋了。吃了饭，我们又继续赶路。晚上天黑时，教导队抵达永兴县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后代表省委上山宣布开除毛党籍，其后不知所踪——编注]，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我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周鲁听完汇报，觉得问题严重，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的负责同志请求派兵。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叛乱。部队了解到，一批反动地方武装和受蒙蔽的反水群众，见部队进城便逃到郴州附近的南塔岭。部队马上攻打南塔岭，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当场击毙反动豪绅崔廷弼。仅隔两天，郴州已是一番惨烈的景象。城中心大街一片残垣断壁，使我甚感震惊。我们没烧过房子，但眼前却是满目焦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反水的农民四处追杀党员和农会干部时，一些人死里逃生，跑到50里以外的良田镇。当地党政组织惊悉郴州反动派发动暴乱，马上召集5000多农民，连夜开进郴州，同地方反动武装及反水的农民激战，从当晚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在混战中，反水的农民把整条街的房子给烧了。街上尸体有几十具，横七竖八东倒西歪……我四下打听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诉我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我和战士们急忙赶到河边，最不愿意看到的惨烈景象还是出现了。河滩上摆着九具尸体。
夏明震夏明震面朝苍天，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真是惨不忍睹！那时天气还很冷，尸体还没有腐烂发臭，我们找来棺材，把他们逐一收殓好。我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两天后，夏明震等烈士被安葬在文帝庙附近。当时郴州工作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因此没有召开追悼会，只组织了一批人去送葬。送葬时，我克制住自己肝肠俱裂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的一程。 夏明震悲壮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我，他才21岁，本不该死啊！我只知道夏明震被埋在文帝庙，却不知道文帝庙在何方。前几年我回到郴州，想去凭吊先夫的亡灵，但听说文帝庙已拆了，夏明震等人的墓被迁到一个山脚下。我下山去寻找，山下正在修公路，他的骨骸已不知所终。我的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现在回想起来，郴州特委所做出的极左的“焦土政策”真是愚蠢至极、罪孽深重，它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我还听说，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年先锋队员，都是些12岁至16岁的孩子们。反水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水的农民哄骗说：“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到山沟里。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00多人屈死在那场残杀中，而真正的反动分子却藏在暗处，煽风点火，死得并不多。真是令人悲哀啊！郴州县委重新组建，陈毅代理书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今后不再搞“焦土政策”，也不戒备森严，让大家安居乐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宣布除那些大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一定要镇压外，不明真相受反动分子欺骗的农民，一律既往不咎。贫苦农民本来对土地革命运动是赞成和拥护的，听说共产党不追究以往的事了，他们又重新投入土地革命斗争，照样打土豪分田地，分粮济贫烧田契。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农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也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宜章与摺岭交界地区活动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此时也回到郴州。农民自卫队重新拉起队伍，继续活动，郴州地区的革命形势很快得到好转。郴州县委重组时，我不愿意留在地方工作。经组织上同意，我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7师党委办公室工作。第7师由郴州工人纠察队改编扩建而来。师长邓允庭，辛亥革命时曾任过蔡锷、黄兴部队的参谋长。蔡锷失败后，他离开军界遁入教门，当起牧师。北伐战争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由于他思想比较进步，党组织决定发展他入党。当时，夏明震代表组织找邓允庭谈话和主持入党仪式时，我也去了。 邓允庭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也愿意加入共产党；但我也相信基督教，我不是迷信，而是相信其中的道理。共产主义讲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基督教讲平等、博爱是一致的。所以我不放弃基督教。”那时部队急需军事干部，就任命他为第7师师长。不久，朱德派蔡协民来第7师任党代表。[邓允庭后在苏区肃反中被杀——编注]正当郴州土地革命斗争再次风起云涌之际，广东和湖南的国民党部队已向郴州地区步步进逼，形势急转直下。一天下午4点多，我们接到紧急通知，第二天一早一律撤出郴州，向江西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第二天一早，邓允庭师长带领主力队伍开赴良田一带，阻击和牵制来自广东的范石生部队。我也匆匆忙忙地跟着党代表蔡协民和师直属队一道，离开了郴州，向井冈山进发。我跟随着郴州第7师师直机关一道转移。由于仓促行动，来不及通知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的所有成员，因此当他们看到部队匆匆撤离，急忙也跟着撤出郴州。一些农会干部、赤卫队员担心受到敌人和还乡地主的报复，也跟着队伍跑，家也不要了。而他们的家属知道了这一消息，也不顾一切地跟在队伍后面跑，队伍越走越庞大、越混乱。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在这支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哭哭啼啼的孩子，更多的是一大群衣衫不整、神情恐慌的妇女。队伍中，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提篮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扛着梭镖的——梭镖上挑着包袱、衣衫，甚至尿布——简直像一支逃难的队伍。这条走走停停缓缓往前蠕动的长龙，首尾相距十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生火做饭，四处火光熊熊，哭声吵闹声混成一片。从郴州出发，经过资兴、桂东，100多里走了四五天，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到了酃[líng] 县今称炎陵的水口镇一清点，尽管有些老人和妇女走不动折回去了，可跟出来的还有六七千人。再这样下去，不知何时能到达井冈山！万一遇到敌人，只好坐以待毙。因此部队决定，在水口镇休整几天，整顿清理队伍。老人和妇孺尽量动员回去，或就在附近暂避一时，实在不能回去的干部家属随队伍前进，年轻力壮的男人留下。经过三天整编后，有两千多人留了下来，队伍精干多了。经过休整，队伍轻装上路，两天后终于来到了井冈山脚下的酃县县城，队伍驻了下来，等候朱德主力部队。师直机关驻扎在一个祠堂里。一天傍晚，十分疲惫的我正倚着蔡协民的肩膀，等待着开晚饭。那时，我刚同蔡协民结为夫妻。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期学员，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第24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湘南。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7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他对我有好感，我对他亦敬佩爱戴。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再说，当时形势那么恶劣，战斗即将打响，而我又成为年轻的寡妇，我不想陷入是非，不想再谈恋爱。蔡协民是我的领导，有理论有文化，是一个成熟有水平的革命家，人又温文尔雅，因此在上井冈山前夕，我答应了他的求爱。对夏明震，当然是刻骨铭心的，但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永远留在心中。不久我和蔡协民结合了——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都没有。部队到酃县时，我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已是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我倚靠着蔡协民慵懒地半睡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人已随声而入。我睁眼一看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还来不及站起的我们，笑道：“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儿拉了条长凳坐在我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们。蔡协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啊！他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顿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和战友的谈话。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此刻两人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那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把我给忘了。他们说了好一阵子，毛泽东起身告辞。最后说：“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朱德的队伍很快就到了，我还要去那里接他们。”我们一直目送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消失在一片浓浓的暮色之中。
我们在酃县住了几天，朱德率领队伍从衡阳至耒阳间与敌作战后，经耒阳的东江、竹市和安仁的神州，到达沔渡。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比我们晚到两天，驻扎在砻市附近。这时我们第7师的主力部队在邓允庭师长的率领下经过沔渡，也来到了宁冈砻市。1928年5月4日，在砻市南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召开了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庄严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师”。会师大会之后，部队开始整编。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下辖6个团。朱德原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师整编为第28团，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整编为第31团，这是红四军的两个主力团。原来在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编成第32团，从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等县来的队伍，合编为三个团，郴州第7师番号取消，与宜章第3师整编为第30团，蔡协民仍在那个团担任党代表。部队整编后，就上井冈山了。郴州第7师直属队的男女老少上千人，也随着我们上了山，在小井那儿驻了下来。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距敌人重兵驻守的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较远，新旧军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这里山高林密，群峰连绵，地势险要，林木苍翠，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很大，且一举一动可以影响湘赣及附近省份。小井位于井冈山地区的中心地带，还算是个大地方了，有五六个铺子，其他几个村连铺子都没有。小井溪的对面有不少石头山，据当地农民说，过去傍晚时分总有成群的猴子在石头上蹦来跳去，部队来后，就没有那么多了。井冈山的田地很少，有几个田洞，最大的也只有几十亩，因此当地粮食奇缺。我们上山时虽带了些粮食，但男女老少上千人，一两天后便断炊了。当时正值初夏四月，井冈山遍地是竹子，且正是长竹笋的季节，山上的竹笋已长得差不多人那么高了。为了充饥，我们只好把竹笋砍下来，剁成一块块的，放在一口大锅里煮，也没有盐放。有的竹笋纤维已经很长很硬，咬也咬不动，嚼得多进得少，吞下去的只是一些水和渣子，肚子还是饿的。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部队决定下山攻打永新县城。随军来的家属小孩加上缝纫工人、病号一百来人，被留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我跟着后卫队下山去了。部队像一群饥饿的老虎下山了。攻打永新县城，拿山村是必经之道。那村比较大，有一支国民党的小股部队驻扎在那里。红军主力部队从罗浮下山，再走120里路，就到了拿山村。一阵猛冲，就把这个绊脚石踢平了。我随着后卫队到拿山村时，主力部队已往永新去了。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里，房子是两层楼的。一些战士从二楼搜出了八九坛东西，是用很大的坛子装的，上面用泥封口。他们打开一看，是金黄色的糯米陈酒，顿时香气扑鼻。战士们抢着用土碗舀酒喝。我也兴致勃勃地舀了半碗，一尝还真好喝，又甜又香，还有些黏稠。当时我走得又累又渴，不知不觉就喝了一大碗。那酒的酒劲真足，不到十分钟，我就觉得头晕目眩、天地翻转，后来便不省人事了，吓得战士们急忙用冷水往我头上浇，浇了好一阵子，才把我弄醒。我再次领略了酒的厉害。从那以后，我见酒三分怕。第二天，我们进入已解放了的永新县城。这是我们撤出湘南后所到的第一座城镇。这时蔡协民调任第32团党代表，团长是袁文才 [造反农民，1927年接受整编带队伍参加红军，亡于1930年——编注]， 我也随他到团党委办公室工作。
袁文才、王佐有一次，毛委员到我们团里开会，给连营以上干部讲解“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他讲得绘声绘色，从实际到意义，再从意义到实际。我们到会的同志聆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后，个个深受启示，信心百倍。当时，毛委员还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要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我们第32团留下两个连和一个独立营做地方工作，与我们机关干部合在一起，三至五人编成一个小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会、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晚上到敌人驻地偷袭敌人。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发动群众、牵制敌人，在永新和宁冈交界地区建立、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