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张学良是什么反应？

说起来，张学良曾和周总理见过面。

1935年，中央红军结束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然而，当时的陕北经济落后且交通不便，所以，想要生存红军不得不朝外发展，发展方式之一就是和张学良打仗。

在经过严谨的考虑后，我军提出了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

东渡黄河带来的后续效应极好，不但可以将抗日的主张直接扩大影响到华北，还能解决经费给养，扩充兵员、开赴抗日前线......故而，1936年2月，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毛主席担任总政委，彭德怀担任总司令，率军渡河东征。

毛主席出发之前，安排周总理坐镇陕北，做张学良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彼时，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帅20多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因此，作张学良的工作特别重要。

周总理这边先俘获了东北军的一个团长，让对方转达我军的诚意。最后，双方确定1936年3月3日李克农在洛川和张学良正式谈判。

李克农回来后，把会谈的情况和周总理一一汇报，周总理给毛主席电呈结果。毛主席也立刻回电周总理，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会见张学良。

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毛主席得知张学良的态度有所转变，便派周总理前往肤施和张学良会谈，同时还电示，须得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此行需要耗费约2天的路程，周总理临走前只带了20多名骑兵警卫。周总理还未出发前，就有人为他担心，既然要谈判，为什么不让东北军的代表来我们这里，万一他们翻脸了怎么办，而且，上次的谈判地点就在东北军防地，这次也应该轮到我们了吧。

周总理爽朗一笑：“国民党没有这种气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的脚应该把肤施的路踩宽。”

大家还是不放心，希望周总理能多带一些兵。周总理笑着摇摇头，这次去是为了谈判不是为了打仗......我们还是得相信张学良将军。

周总理抵达会面地点后，张学良闻讯出来，随后主动握住周总理的手，为周总理解释：“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总理笑着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在这之前，周总理和张学良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初次见面两人却一见如故。

在交谈时，周总理同张学良阐明：“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

对于张学良所提到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周总理是同意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接触良多，对他的了解也很深。在张学良的眼中，只要认真争取，是可以将蒋介石团结到抗日阵线里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不一会儿，张学良提出，周总理他们在外边逼，他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将老蒋扭转过来。

周总理和张学良经过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一直到拂晓时分，张学良看了看手表，他们结束会谈的时候到了。分别之前，张学良和周总理作出保证，他一定要忠于他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周总理回复对方，共产党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他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

对于张学良来说，第一次和周总理见面，就对他赞不绝口，事后张学良说：“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政治家......在延安会谈中，周给我指明了历史发展趋势......”

因此，“西安事变”发生的早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中共中央打电报，特别希望周总理能率领中共代表团来西安，一起商议捉蒋后出现的事宜和救国大计，为此，还特意派出飞机去延安迎接周总理。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没有通知周总理，也没有和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张学良私自做了决定，陪着蒋介石夫妇飞离西安前往南京。

等周总理得到消息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十几分钟了。周总理焦急万分，只能仰天高呼：“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之后，每次提到张学良，周总理都非常的动情，也深感遗憾。

1946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周总理在发言中，还深情地提到了自己的一位朋友，此人就是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诚恳地希望他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后来，周总理又多次在会议上提到张学良，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张将军的功绩。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泣不成声地给周总理敬酒，周总理从张学思的脸上看到故人熟悉的影子，一时之间泪如雨下。

周总理在怀念张学良的同时，还给他的亲朋故旧给了很多的照顾。后来，但凡是接见海外回国探亲、参观、访问的人，周总理总是和对方打听张学良的情况，特别关心张学良的下落和处境。

事实上，周总理和张学良交往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才八天九夜，但是，周总理对张学良的思念却长达40多年的时间。

周总理对张学良的怀念之情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当他从昏迷当中清醒过来时，将罗青长召到自己的身旁，叮嘱对方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虽然周总理没有明确说明，但是，罗青长从长期的工作接触中已经明白，这位“老朋友”肯定包括了张学良将军。

周总理去世后，罗青长一直惦记着周总理的托付，之后，不管是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回沈阳，还是阎宝航的女儿去美国看望张学良，他都让他们帮自己代为转达周总理的话。张学良在看到后，还询问：“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对于周总理这位故友，张学良也一直充满怀念。

周总理去世后，人民失去了最敬爱的好总理，邓颖超失去了自己最为亲密的革命伴侣。人们发现，在安放周总理遗体的下端和灵堂前骨灰盒的下端，放着一个“战友——小超哀献”的花圈，这里面寄托了邓颖超的重重哀思。

50多年来，周总理夫妇一直手牵手肩并肩一起前行，如今他却向自己一步而去。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那些日子里，从全国各地寄给邓颖超的信多到无法计算。天津一个服装厂的72名青年，为了安慰邓大姐，大家你一针我一线地给邓大姐缝制了一件新棉袄，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大家都知道，邓大姐和周总理生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赠礼，可是，这件特别的表达人民深情的棉袄，邓颖超收下了，之后，邓颖超寄给他们一些钱，请他们买些书籍学习，以此来答谢这个厂的同志们。

1988年4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开的时候，写下了《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邓颖超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一天她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他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就当作她的遗作，里面承载了她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否则就将其烧掉。

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去世，五年后，工作人员将此文发表。文章中饱含深情，让人读后潸然泪下：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离开了我们......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1988年，邓颖超卸掉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退休以后得邓颖超并没有停止学习，没事的时候她会看书看报，也喜欢花，院子里种了玫瑰花和芍药花等。晚年的邓颖超非常的朴实，既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她没有几件好衣服。

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问题，她很早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自己的身后事，从火化、撒骨灰，一直到用什么骨灰盒，穿哪一件衣服等，她几乎都考虑到。为此，还几次留下文字，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1992年，从6月下旬开始，邓颖超的身体情况就一直不太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邓颖超从重病昏迷中醒来时，还多次和医生说，她住在医院里不需要搞特殊，他们也不要守在她的身边，要多关心一下其他的同志。

邓颖超和周总理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旧挂念和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唯独没有将自己考虑其中。

到7月10日早晨，邓颖超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她的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在诊断后明白她的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走得非常安详。

得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后，张学良委托张闾蘅专程前往北京敬献花篮，缎带上面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 张学良赵一荻敬挽”。张闾蘅说：“他们是好朋友，伯父伯母在电视中看到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很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