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兴县，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乾隆年间，左都御史孙嘉淦告老还乡。由于孙嘉淦一辈子清廉，家无余财，为了荣归故里，孙嘉淦装了几箱子砖头带回家。没想到在半路上被人举报，乾隆派人检查孙嘉淦的箱子，发现箱子里竟然不是金银，而是砖头。乾隆很感动，下旨将孙嘉淦的砖头全部换成金银。

这只是一个故事，可信度不高。但是，民间文学创造出来的情节，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格。

孙嘉淦在清朝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他不仅清廉，而且忠直。雍正把他当魏征，乾隆把他当包拯。在历史上，他的故事远比传闻中精彩。本文，笔者将为大家讲述清代三朝名臣孙嘉淦。希望通过他的故事，砥砺大家前行。

根据《清史稿·卷三百三》记载：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

孙嘉淦，字锡公，号静轩，山西兴县临河里人。孙嘉淦的父亲名叫孙天绣，祖上也是耕读之家。可惜，到了孙天绣这一辈，家道中落，但孙天绣仍以读书人自居。

孙天绣有四个儿子，长子夭折了，其他三个儿子分别叫孙鸿淦、孙嘉淦、孙扬淦。三兄弟性格各异，老二孙鸿淦为人敦厚、老三孙嘉淦性格耿直、老四孙扬淦处事灵活。最为难得的是，这兄弟三人最后都考中了进士。一门三进士，而且还是亲兄弟，这在古代非常罕见。也说明了孙天绣教子有方。不过，关于这“一门三进士”的背后，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康熙三十年，山西省乡试发榜，解元（乡试第一名）正好是兴县人，姓尹。按照当地的礼节，新举人要逐个拜访当地的士绅。孙天绣自认为自己也是读书人，解元郎尹解元肯定会来拜访自己。于是早早地准备好一桌子酒菜，在家等着尹解元上门。

不承想，孙天绣从早晨一直等到日上三竿，尹解元还是没来。孙天绣有点着急，出去一问才知道，尹解元早就回去了。

孙天绣又气又羞，直骂尹解元看不起人。等他回家，发现三个儿子都眼巴巴地看着一桌子菜，垂涎欲滴。当时，孙嘉淦只有9岁，他问孙天绣：“爹，咱们到底是要请谁呀？”孙天绣说：“本来要请举人老爷，可人家不给面子。”孙嘉淦听完认真地说：“举人有什么了不起，回头我们仨兄弟都给您考个举人回来！”

孙天绣大喜，对三个儿子说：“既然如此，那就请三位举人入席吧！”

于是，孙嘉淦三兄弟把菜肴全部吃光。从此发誓一定考中举人。此后，孙天绣对三个儿子要求甚严，早晨鸡鸣则起床，每天认真攻读，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休息两天，平时如果有谁偷懒，动辄棍棒侍候。到了康熙五十一年，三兄弟在山西省乡试中同时中举，创造了山西科举史上的纪录。在当地，也是一段佳话。

康熙五十二年，孙氏三兄弟进京赶考，孙嘉淦一举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翰林院检讨，从此踏入仕途。

若干年后，孙嘉淦回忆后说，他之所以能踏上仕途，是因为父亲的那一顿“举人饭”。

李白在《少年行二首》中说：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意思是说，青少年怀抱着豪壮的理想，自会有振作奋起的一天。在封建社会，青年学子以科举登顶为理想，孙嘉淦知“耻”而后勇，发愤图强，考中进士，可见其坚韧的性格。

二月河在他的《雍正皇帝》中，塑造了一个叫孙嘉诚的刚正不阿之臣，此人在午门求雨的画面，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实际上，历史上没有孙嘉诚，而孙嘉诚的原型人物就是孙嘉淦。不过，在历史上，孙嘉淦可没有被年羹尧杀掉，他到乾隆年间，善终。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雍正帝登基。雍正为了彰显自己从善如流，下旨让文武百官上奏陈事。孙嘉淦素来耿直，他直接给雍正帝上了一道奏疏，根据《清史稿·孙嘉淦传》记载：

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

奏疏上的主要内容就三句话，分别是要亲近骨肉兄弟，停止纳捐，暂停西北用兵。

孙嘉淦的这三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雍正刚一登基，就派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远赴西宁征讨罗卜藏丹津，为了支持年羹尧，雍正几乎倾全国之力，加重了陕西、河南、湖广等地的负担。

另外，雍正帝为了稳固皇权，一方面拉拢允禩，另一方面打压允禟、允禵和胤䄉等人，朝中纷纷有传言，说雍正帝苛待自己的兄弟。而“纳捐”之事，是康熙朝遗留的陋习，雍正帝登基后，只顾着清理亏空，并没有停止纳捐。

孙嘉淦所奏的三件事，都直接刺激到了雍正帝的神经，与其说是向雍正提建议，不如说是骂雍正。雍正看完孙嘉淦的奏折，怒不可遏，他立即召孙嘉淦前来。《清史稿·孙嘉淦传》记载：

（上）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

雍正厉声问孙嘉淦：“翰林院怎么能容得下你这样的狂徒？”

当时，文华殿大学士朱轼在雍正身边，他见雍正发天子之怒，恐怕孙嘉淦接下来会遭殃，朱轼连忙说：“孙嘉淦虽然狂妄，但我很佩服他的胆识。”雍正听完后，忽然转怒为喜，大笑道：“朕也佩服他有这样的胆量。”

于是，雍正擢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而后，又擢升孙嘉淦担任国子监祭酒。

孙嘉淦“骂”了雍正三句，不但没有被贬谪，反而被雍正帝重用。在当时的士林中，孙嘉淦的名气被迅速传开，一时间，孙嘉淦名声大振。

笔者认为，雍正之所以会重用孙嘉淦，一方面是因为孙嘉淦的确耿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朱轼的提醒。朱轼其实是在告诉雍正，现阶段，正需要展现帝王的胸襟，而孙嘉淦给了雍正帝这个机会。

孙嘉淦在担任国子监祭酒（从四品）期间，多给雍正帝上奏，每次都直面时弊，有时候甚至不给雍正帝留颜面，这让雍正帝非常不爽。但雍正帝了解孙嘉淦并无恶意，经常感叹道：孙嘉淦真是朕的魏征啊！

孙嘉淦不爱钱财。有一次，雍正让孙嘉淦举荐国子监的教习，孙嘉淦举荐方从仁，结果方从仁并不称职。雍正帝迁怒于孙嘉淦。《清史稿》云：

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

雍正对诸位大臣说：“孙嘉淦性格憨直，然而不爱钱财。朕便罚孙嘉淦在户部银库中效力。”

当时，果亲王允礼监管户部，他看到孙嘉淦管理户部账目，分毫不差，便向雍正禀报此事。雍正听闻后感慨不已，随后调任孙嘉淦为顺天府尹一职（正三品）。

雍正九年，孙嘉淦的父亲孙天绣病逝，孙嘉淦回乡守制，待他回到京城，仍任顺天府尹，兼任工部侍郎，正式迈入正二品的门槛，成为朝廷大员。

古人云：父有诤子，不亡其家；君有诤臣，不亡其国。

孙嘉淦为人忠直，堪称诤臣。

雍正十三年夏天，雍正帝在圆明园驾崩，宝亲王弘历登基，是为乾隆帝。乾隆帝早闻孙嘉淦之名，甫一登基便调任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年底，又调任孙嘉淦为左都御史，仍兼吏部侍郎。

这个时候，孙嘉淦给乾隆帝写了一封非常著名的奏疏，这封奏疏被后世称之为“三习一弊”。其主要内容是说：为君者如果习惯听大臣的奉承之言，称之为“耳习”；习惯了大臣的卑躬屈膝，是为“目习”；习惯了一言九鼎，不听谏言，是为“心习”。如果人君有了“三习”，则必然会被小人蒙蔽。希望乾隆帝以奏疏为戒。

“三习一弊”从人性角度分析上位者，对后人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乾隆帝看完孙嘉淦的奏疏，非常赞同孙嘉淦的观点，他将“三习一弊”抄写下来，挂在养心殿。随后升任孙嘉淦为刑部尚书。

在笔者看来，虽然乾隆帝在历史上有较大争议，但在他登基初期，还是比较勤政的，孙嘉淦的奏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乾隆元年，河南出现冤案，乾隆派了两位钦差大臣前往，都未能查清案情。无奈之下，乾隆派孙嘉淦这个刑部尚书亲自前往，史载：

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

孙嘉淦到河南后，仔细审查，认真断案，将涉案十余人的冤情全部审理清楚，还百姓公道。

乾隆三年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河道总督朱藻贪污，孙嘉淦前去核查，朱藻听闻后，连忙送钱给孙嘉淦疏通关系，不料孙嘉淦压根不见朱藻，直接查案。最终证实李卫所言属实，朱藻被下狱问罪。

后来李卫去世，乾隆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在直隶期间，孙嘉淦除了治理河道，赈济灾民外，还清理了冤狱。孙嘉淦断案如神，不仅不收受贿赂，而且喜欢亲自到现场采集证据，以理服人。举三个例子：

（一）有一次，有个姓纪的百姓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红豆汁洒在衣服上，和血色非常接近。正巧村子里出了一场人命案，捕快为了立功，硬说纪某就是凶手。纪某忍受不住酷刑，被屈打成招，孙嘉淦后来重新审理此案，不仅还纪某清白，还抓住了元凶。等孙嘉淦离开的时候，百姓们十里相送，称他为“包公再世”

（二）直隶有个叫王宰的秀才，为了谋取邻居家的财产，投靠了乾隆帝的七叔允祐门下。邻居听闻孙嘉淦不畏权贵，便告到孙嘉淦那里，孙嘉淦直接找到允祐，请允祐把人交出来，否则就奏报乾隆。允祐也怕孙嘉淦，只得交人。

（三）直隶有个叫焦韬的人，和知府有罅隙。俗话说，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知府后来找机会诬陷焦韬串通白莲教，聚众谋反。将焦韬屈打成招，并株连焦韬的亲戚、族人上百人。按照规定，这样的大案必须要经过总督的审查，孙嘉淦查阅案卷，决定重审，最终发现破绽，不仅帮焦韬洗清冤枉，还救了数百名无辜者。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孙嘉淦清正廉洁，为百姓清理冤狱，本质上就是为生民立命。他是一个道德高尚，且使命感极强之人，值得后人敬佩。

孙嘉淦从不攀附权贵，雍正后期，鄂尔泰和张廷玉分班左右，在朝中有分庭抗礼之势，但孙嘉淦不仅不巴结，反而多次上奏弹劾二人，因此和鄂、张二人都不合。孙嘉淦在担任工部侍郎期间，兼任一段时间的河东盐政，当时有人诬陷孙嘉淦贪污，雍正帝将奏折拿给鄂尔泰看，鄂尔泰说：

“孙嘉淦性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

鄂尔泰的意思是说，孙嘉淦虽然有点偏执，但若论操守，我还是敢给他打包票的。

后来雍正派人调查，孙嘉淦果然清清白白。可见，鄂尔泰虽然和孙嘉淦有罅隙，但只是政见不同，并不针对孙嘉淦的人品。

笔者认为，一个人能让对手佩服自己的人品，那这个人就已经很伟大了。

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对张廷玉日渐不满，张廷玉告老还乡后，乾隆又下旨追缴朝廷御赐之物。这个时候，没有人敢替张廷玉说话。唯有孙嘉淦例外。史载：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大员，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而无知之徒，妄行推测，如满人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尚侍中亦所不免。即如李卫身后，无一人奏入贤良祠者，惟孙嘉淦与鄂尔泰、张廷玉不合，故陈奏耳。

这段话很长，大致意思是，鄂尔泰和张廷玉当权的时候，所有人都依附他们，只有孙嘉淦此前和鄂尔泰、张廷玉不和。现在他们俩失势了，大家竟然没有一人奏请将二人入贤良祠。还是孙嘉淦主动奏请，将鄂、张二人入祀贤良祠。

由此可见，孙嘉淦虽然和张廷玉、鄂尔泰不和，但他为人正直，并没有私心。

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说：不以己私累天下。

孙嘉淦这样的人，值得后世敬佩。

乾隆十二年，孙嘉淦65岁的孙嘉淦告老还乡，几次挽留都未成功，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个带砖头回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不过，两年后，孙嘉淦被乾隆召回京城，而后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十七年，70岁的孙嘉淦再次被重用，担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第二年，孙嘉淦在京去世，享年71岁。乾隆帝赐谥号“文定”。

慈惠爱民曰“文”，纯行安民曰“定”，文定二字，再适合孙嘉淦不过。

在笔者看来，孙嘉淦在康熙朝高中进士，敢于向雍正帝谏言，在乾隆朝更是鞠躬尽瘁，他40年的仕途生涯，硕果累累，可以用“能吏”来形容之。

笔者认为，孙嘉淦在能力出众的同时，最让人钦佩的是他的品格。他耿直、廉洁、不谄媚、无私心，堪称一代名臣。

李叔同有一句名言：内不欺己，外不欺人。

抛开孙嘉淦身上的封建标签，他大公无私、为民奔走，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实乃是后世士大夫的楷模。

本文参考：《清史稿》《清史讲义》《清朝野史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