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张闻天称外宾接待花钱太多，周总理：没钱请客就用我工资
世人皆知周总理待人和煦，为人谦和，极少对人发脾气。然而在1957年的一个春日，这位一向温和的总理却难得地对外交部＂发了火＂。那是在国际俱乐部的一次酒会上，周总理看似随意地对一位同志说道：＂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向以＂和＂著称的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一、张闻天的为人与作风
1954年初春，张闻天结束了在苏联的外交使命，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的回国行李中，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外，就只有一些工作必需的文件和书籍。这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归国方式，让迎接的工作人员颇感意外。
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张闻天一直保持着这种朴素作风。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一个破旧的搪瓷杯，这个杯子是他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使用的。当有同志建议给他换一个新茶杯时，他总是说：＂只要能装水，能喝茶就行。＂
张闻天在生活中的节俭程度令人称奇。他穿的西装往往是局部更换过的：有时是换了袖子，有时是换了领子。这些不同布料的拼接，让他的衣服看起来颜色各异。外交部的年轻同志私下里戏称这是＂新潮搭配＂，但张闻天毫不在意。
在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组织上按照级别配给他一辆＂吉斯＂高级轿车。但张闻天主动要求换成普通的＂吉姆＂车，并且将警卫人员减少了一半。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他的妻子刘英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后，按规定也该配一辆专车，张闻天却提出两人共用一辆车，为国家节省开支。
1956年春天，一件小事充分体现了张闻天的原则性。他的儿子张虹生从农场返城后准备报考大学，因为英语基础薄弱，想让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个招呼。但张闻天严词拒绝了儿子的请求，他对儿子说的那句＂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在外交部内部广为流传。
在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中，张闻天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息。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简单的早餐后就开始处理公务。晚上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在十点前休息。这与其他领导同志普遍的晚睡习惯形成鲜明对比。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嘱咐外交部的同志，非必要不要打扰张闻天的休息时间。
张闻天对待工作的认真程度同样令人敬佩。每次外事活动前，他都会仔细研究对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外交礼仪。在一次接待非洲某国代表团时，张闻天详细了解了该国的民族特点和禁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外交失误。
他还专门组建了外交部教育委员会，亲自过问外交干部的培训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外交部开始系统性地培养专业外交人才，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每周的业务学习会上，张闻天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做着详细笔记。
二、外宾接待费用问题引发的争论
1957年初，外交部正经历着一场关于外宾接待标准的激烈讨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一份来自财务处的季度报告，报告显示外宾接待费用比上一季度增长了近四成。张闻天在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召开了一次部门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首先，取消国际俱乐部每周例行的酒会，改为每月一次；其次，精简接待菜单，取消部分高档菜品；第三，缩减陪同人员数量，将翻译和工作人员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些建议立即在外交部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外事司的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外交效果。他们举例说，前不久接待的一个西欧代表团，就因为在宴会上品尝到了正宗的北京烤鸭，对中国的印象大为改观，随后在双边贸易谈判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善意。但张闻天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外交工作要靠诚意，不能靠山珍海味。＂
争议很快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周总理决定亲自到外交部了解情况。在一个周六的下午，他来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办公楼。当时张闻天正在和几位外事司的同志讨论下周的接待工作。
周总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后，用铅笔在一张纸上仔细计算起来。他对大家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确实需要在接待上下些功夫，但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逐步调整接待标准。他举了个例子：前几天接待的一个亚洲国家代表团，特意要求品尝中国的家常菜，对我们准备的普通饭菜赞不绝口。
但周总理同时也指出，在具体执行中要注意方式方法。他建议将接待标准分为几个等级，根据来访代表团的级别和任务性质确定相应的接待规格。对于重要的外交活动，该花的钱一分不能少；对于一般性的接待，则要本着节约的原则从简安排。
这次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周总理拍板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由张闻天牵头，制定详细的外宾接待标准。他强调说：＂接待工作要用心，但不能铺张；要周到，但不能浪费。该省的要省，该花的一定要花。＂
就在工作小组着手制定新标准的过程中，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外交部的平静。有位来自欧洲的重要外宾因故推迟了访华时间，但预订的高级宾馆已经付了定金。张闻天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财务处与宾馆协商退款事宜，并亲自打电话向宾馆经理说明情况。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充分体现了张闻天对每一分钱的珍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外交部的接待工作开始按照新的标准执行。每次接待活动结束后，张闻天都会详细审核费用支出明细，对超支项目提出质询。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使得外交部的接待费用逐步回归到了合理水平。
三、周总理的工资与外交开支
1957年春季的一天，周总理在国际俱乐部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开始前，他拿出一个旧皮包，从中取出一本工资存折。这本存折上记录的数字让在场的外交部同志们震惊不已：自1949年建国以来，周总理的工资几乎都存在这个账户上，只领取了极少的生活费。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收支情况。他每月的工资是404.8元，除去基本生活开支和一些必要的支出外，其余都存了下来。他说：＂我的工资也是国家的钱，既然外交部为接待经费发愁，我这笔钱不是可以派上用场吗？＂
随后，周总理拿出一份详细的计算表。这份计算表显示，按照当时的外宾接待标准，他积存的工资足够接待一个中等规模的外国代表团访华一周。他对在座的同志说：＂我这笔钱虽然不多，但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这番话在外交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连纸笔摩擦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周总理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外交工作确实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但决不能把外交等同于奢华接待。
为了印证这一点，周总理举了一个实例。1956年冬天，一个来自非洲的友好代表团访华。由于经费紧张，接待工作组只安排了简单的工作餐。但代表团成员对这种朴素的安排非常满意，他们说这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
周总理特别提到了一件往事：1954年，他陪同刘少奇副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在私人会谈中称赞中国代表团的简朴作风。尼赫鲁说，这种作风让他看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品格。
在谈到具体的接待标准时，周总理提出了＂三不＂原则：不铺张、不浪费、不失礼节。他说这个标准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为此，他建议外交部设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定期检查接待工作的落实情况。
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有位同志提出，是否可以适当提高接待标准，以体现国家的实力和地位。周总理立即指出这种想法的偏差。他说：＂国家的实力和地位不是靠排场来证明的，而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
会议结束时，周总理还特别交代了一件事：他要求将自己提出用工资作为接待费的建议记入会议纪要，但不准对外宣传。他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这次会议之后，外交部的接待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接待方案的制定更加注重实效，减少了不必要的铺张和浪费。一些原本固定的高规格接待项目也改为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安排。这种转变不仅节省了开支，更赢得了外国使节们的普遍好评。
四、外交部的改革与新规定
1957年夏季，外交部开始全面实施新的接待制度。这项改革首先从规范接待标准开始。根据外宾的级别，将接待工作分为四个等级：国家元首级、部长级、司局级和一般代表团。每个级别都有明确的接待标准，包括住宿条件、用餐标准、交通安排等具体细节。
在具体执行中，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这个小组由经验丰富的外事工作者组成，其中包括多位在国际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老同志。他们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将接待工作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致的规范。
新规定对接待用餐作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工作餐每桌不超过八个菜，原则上不提供酒水；正式宴会根据规格可以安排十到十二个菜，酒水品类要适中。特别强调要注意了解外宾的饮食习惯和禁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住宿安排也有了明确标准。一般代表团安排在普通涉外宾馆，部长级以上的代表团可以安排在较好的宾馆，但要求房间标准要适中。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定特别提出，如果外宾主动要求住普通宾馆，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
在交通方面，新规定更是体现了务实原则。除非确有必要，一般不安排专车接送。如果是短距离活动，建议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一规定在执行初期遭到一些质疑，但实践证明这种安排反而让外宾对中国的城市生活有了更真实的了解。
参观活动的安排也有了新的要求。不再一味追求参观＂高、大、上＂的场所，而是根据外宾的兴趣和访问目的来制定行程。比如，对农业考察团，重点安排农村参观；对工业考察团，则着重安排工厂visits。这种有的放矢的安排，大大提高了访问效果。
在陪同人员方面，新规定严格控制人数。一般代表团配备一名翻译和一名联络员即可，重要代表团可以适当增加工作人员，但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取消了过去常见的多部门陪同的做法，避免人员臃肿。
文艺演出的安排也进行了调整。不再一味追求大型演出，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有时甚至安排外宾观看普通群众的文艺活动，这种安排往往能给外宾留下深刻印象。
礼品互赠方面，新规定强调要突出文化特色而不是价值。鼓励赠送具有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书画作品等，避免赠送贵重物品。这一做法不仅节省了经费，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为了保证新规定的严格执行，外交部建立了专门的监督机制。每次接待活动结束后，都要进行总结，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如发现违反规定的情况，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定期收集外宾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完善接待工作。
五、新制度实施后的效果
1957年末，外交部对新制度实施半年来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统计数据显示，在保证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下，接待费用比上半年下降了近三成。这个成果引起了其他部委的关注，纷纷派人来外交部学习经验。
具体来看，新制度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是在住宿安排上，通过合理调配，避免了以往常见的＂大房空置＂现象。1957年10月，一个来自东欧的代表团访华，团长主动要求住普通标准间，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用餐方面的改革也收到了积极效果。外事司的统计显示，仅在第四季度，就节省了大量的餐饮开支。更重要的是，简化后的菜单反而受到外宾欢迎。有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专门写信表示，中国的家常菜让他感受到了真实的中国生活。
在交通安排上，新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专车专用＂的惯例。除非确有必要，一般采用集中乘车或公共交通方式。这种改变不仅节省了开支，更让外宾有机会体验中国的城市交通。一位来自拉美国家的记者表示，乘坐北京的公共汽车让他对中国的城市建设有了直观认识。
参观活动的针对性安排获得了普遍好评。1957年11月，一个农业考察团来访，外交部没有按照常规安排参观大型工厂，而是重点安排了郊区人民公社的参观。这个安排使得考察团获得了大量实用的农业信息。
在陪同人员方面，精简后的效果也很明显。以往动辄十几人的陪同团队缩减到了两三人，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一位外事司的老同志说，人少反而更灵活，更容易照顾到外宾的实际需求。
礼品互赠的新规定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57年12月，外交部送给一位非洲国家部长一幅中国传统水墨画，这位部长非常喜欢，回国后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这种重视文化价值而不是物质价值的做法，赢得了外宾的普遍认同。
文艺演出的改革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不再盲目追求大型演出，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安排。有一次，外交部安排外宾观看了一场工人俱乐部的业余演出，外宾们看得津津有味，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文化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的实施过程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有的外事工作者担心规格太低会影响外交效果，但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朴实无华的接待方式赢得了外宾的尊重。
到1957年年底，新制度已经完全步入正轨。外交部的一份内部通报显示，全年的接待费用比上年减少了将近40%，但接待效果反而有所提升。这种既节约又务实的接待方式，逐渐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特色。
12月下旬，一个重要的亚洲邻国代表团来访。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外交部安排了简朴而得体的接待。代表团离京时专门致函表示，中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作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评价，是对新制度最好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