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团聚应该是所有家庭的美好时光，然而，对于生活在外的大哥大姐们来说，回家过年有时候却像是一场“表演”，既要做好兄长的榜样，又得为亲戚关系的维系买单，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与现实的无奈。
34岁的我，出生在安徽偏远农村。家中的兄弟姐妹三人，我是老大，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靠种地维持生活，微薄的收入几乎全投入我们三兄妹的读书费用。我算幸运，成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上海，成家立业，生活虽不宽裕却也过得稳定。
相比之下，弟弟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后来娶了邻村的一位姑娘，留在老家从事农业劳作；妹妹性格倔强，高中毕业后直接去杭州工作，嫁给了当地人，如今生活听说过得不错。而年迈的父母身体状况日下，生活的重担主要落在弟弟一家身上。
作为家中的“大哥”，我深知回家团聚的意义。然而随着这些年来外地生活的压力不断叠加，春节回家仿佛成了一种不堪重负的“仪式感”。
去年的年夜饭仍历历在目，我带着老婆孩子早早赶回家，母亲忙碌地张罗饭菜，父亲则乐呵呵地找村里熟人宣扬我“混得不错的儿子回来了”。饭桌上，母亲再三暗示我为弟弟妹妹多操心，而亲戚们的大红礼包更是激烈攀比的焦点：给长辈要体面，晚辈更是少不得多“表示”，哪家孩子红包少了都显得失了“面子”。
去年见面短短几天，我分给亲戚们的红包花了三万多。妻子提醒我：“你的工资不低，但这花销实在吃不消，别忘了，我们还有房贷、车贷和孩子的教育。”而那些在餐桌上的笑容背后，是我心里潜藏的疲惫和压力。
我知道父母的期待，他们希望大哥能为弟弟妹妹撑起天空。可我要如何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压力下，既照顾小家，又超额满足大家庭的期望？去年3万的红包，让我们小家庭整整一年的预算都吃紧。然而，这不仅仅是经济压力，更是一种来自情感与身份的复杂拉扯。当亲戚眼里我成了“有出息的大哥”，父母要我“多为家里争面子”，家庭责任似乎已变成一种无形的“业绩任务”。
今年春节前，母亲再次来电催促：父亲总挂在嘴上的“全家团聚”依然是她最大的期许。电话那端的沉默让我明白，她并非全然不理解我的压力，但对她而言，家庭团结意味着牺牲。而对于我来说，团聚的欢乐变成了心中难平的重负。
在电话中，我最终鼓起勇气和母亲深谈了一次：“妈，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这些年回家让我感到太大的压力。生活在外不易，房贷、孩子教育的开支多得让我喘不过气。去年为春节花了3万多，今年的情况更难扛住……”电话那端，母亲停顿了许久，叹息着理解又不得不接受。
这一刻，我明白了，也许不是她不体谅，而是家庭传统与村里风俗压得他们无力顾及我的现实。
春节团聚本应是共享亲情的时刻。可现实却让许多在外拼搏的人，背上了不由选择的“责任”。我爱我的家人，但我也需要为自己的小家庭担当。那么，在未来的路上，也许平衡彼此的期待，是我能迈出的第一步。与家人坦诚交流，找到一种既不辜负彼此又不伤害自己的状态，或许是解决这场矛盾的一剂解药。
这不是一句轻松的告别，而是对过去家族亲情模式的反思。从父母到兄妹，从大家庭到小家庭，找到一种新的家庭平衡，才是对家人、对自己真正负责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