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编年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近日出版了，这是近年来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编年史》共计29卷、九百多万字。我参与了1945、1948年2卷书稿的审读，觉得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填补了党史研究体裁的空白，拓宽了党史研究的领域，夯实了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础，为全党全社会提供了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党史教科书。我还有这样的感想：《编年史》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越读越有味道。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意会。

摘录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精华

1945、1948年2卷书稿有重点地记述了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理论。

如记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还记述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如记述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指出：“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事实上即建军的3个原则。“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

如记述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如记述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不要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应该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讲话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

简述战场硝烟背后的运筹帷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1945、1948年2卷书稿以较大的篇幅记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有关直接指挥战争的指示、电文以及相关谈话等，记述了许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战役和战斗，彰显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指挥战争中的运筹帷幄。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仅举一例：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为加强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谈判斗争，中央军委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对进犯太岳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部，展开自卫反击的上党战役，共歼灭阎军3万余人，收复上党地区。关于这次战役，条目有这样的记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于8月25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为消灭阎锡山部，“完全控制上党地区并声援当前的国共谈判，巩固抗战果实，决集结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进行上党战役”。2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31日，中央军委就前线上报的上党战役计划进一步电示：阎部占我长治周围6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9月4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条目还记述了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上党战役的高度评价：“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穿插人们想知道的故事

党史著作往往因为其政治上的严肃性的约束而缺乏生动性。但这部《编年史》写作语言生动、朴实，加以增加一些读者想知道的故事，进而使讲政治既讲得严肃，又讲得好。

书中有一些很生动的例子，仅举一例。1945年7月1日至5日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为推动国共商谈，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飞抵延安，开展为期5天的考察活动。其间有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对话，成为中共党史上流传很广的“窑洞对”著名典故。这个典故在书中有生动的记述——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窑洞中与黄炎培围绕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治乱兴衰覆辙的现象进行对谈。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以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并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既是毛泽东对党局部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他对未来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深远考量。这是党对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书中在“第一个答案”后有个注释：“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读者根据这个注释进一步溯源，就能知道，这个答案是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给出的。他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