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张居正的变法，他能够延续，那大明朝的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叫民越穷而寇越起，故官兵愈剿贼愈多。用这句话来形容明末的那个局面非常的到位。

崇祯元年啊，明朝光在九边重镇的欠饷就已经高达近千万两白银之巨了。欠饷银最严重的地区，那些士兵五六年都没有领过军饷了，试想一下啊，如果换做是你，你老板五六年不给你发工资，还告诉你必须好好加班好好干，明年争取给我换辆车。听完这话你是什么感脚呢？你不把你老板现在的车给砸了，只剩个方向盘，都算你菩萨心肠。

明朝为了弥补这巨额的军费开支啊，从万历年间开始，就向民间征收三饷，其中征收幅度最大的呀，就属这个辽饷，另外呢，有很多附加的关税啊，盐苛呀什么的，其中这个三饷啊，也就是我们很多人口中的苛捐杂税。

据史料记载，三享加起来每年可以收到1600余万两，而且饷外有饷，三饷的税额最多。能达到2300余万两，一年总额是朝廷收取田赋的数倍，其他各种苛奸杂税眼的更是数不胜数了。就这么跟你说吧，明朝那个百姓啊，他真的是活不起了，这就应对了为什么我上面说民越穷而寇越起，故官兵欲剿贼越多的原因了。

那么造成明朝这种内忧外患的根本原因还得追溯到张居正变法之前，张居正变法的根源啊，他就是为了弥补大明朝国库收入不足这个问题。大明朝自建国开始啊，实行的政策就是后代宗室朱家藩王不但每年可以领取巨量的禄米，还会分给宗室大量的田地，让他们自行收租。到了万历年间呢，全国在册的宗室呢，已经高达13万人了，地方各州府每年供给藩王的禄米啊，一年就是800多万，而州府上缴给朝廷的禄米才400多万石，仅禄米这一项上，上缴藩王的数量就是朝廷的两倍多。万历年间，一年全国收入的30%都得用到这些藩王身上，这些藩王每年不但要从朝廷拿走巨量的钱财跟粮食， 他们还占有大量的民间土地，并且这些藩王的土地啊，是不用向朝廷缴纳田赋的，等于是免税的。

有了这么个优惠政策呢，很多人就将自己的土地呢挂到宗室名下，以此来逃避朝廷的田赋。据史料记载，仅成都一地那70%的土地都挂在蜀王府的名下，如此就导致了明朝可收的田赋啊是一天比一天少，国库可收之财呢也一直在下降。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推行他的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这一条鞭法呀解释起来比较费劲，咱们说简单点啊，就是以前交粮食，现在改交纳现金了，也就是收白银了，这样做呢，就是为了简化收缴的方式，同时使州府的官员难以在过程中去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张居正啊，在推行变法之前，他就丈量了全国的土地，使朝廷可征收的土地多出来2.8亿亩，占全国总耕地的1/4，张居正变法之后，大明朝国库的金银呢，高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存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这些粮食呢，足够大明朝吃十年的。

但是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啊，张居正的变法，除了这个一条鞭法之外啊，就都被万历皇帝给废掉了，这样呢，就导致了大明朝后期的那种情况越来越恶化，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呀，他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要先改革吏制，实行考成法，这个考成法规定的京官六年经查一次，地方官三年一次大计，说白了呀，这些地方官员你别给我扯什么人情世故，全都拿自己的成绩考核来说了算，看你能不能晋升，你能不能留在那个位置上，这样的做法呢，就大大提升了官员们的执行能力，你地方官府搞丈量土地，跟这个一条鞭法，那推行起来又得罪很多人呢，不修吏志，不逞豪强，你一条鞭法根本就玩不过去，你失去了考成法的一条鞭法，那就成了地方州府盘剥百姓的手段了。

明朝末年，那些个苛捐杂税由朝廷下到地方州府，本来朝廷要收一个子儿，到了州府这儿啊，就得收百姓十个子儿，最后百姓是苦不堪言，只能跟着李自成混了。

所以万历废掉张居正的变法呀，只保留这个一条鞭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库财用不足的问题，反而会不断的去激发社会的矛盾，如果全部保留下来，那明朝也许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