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其中，汉文帝刘恒于前180年继位，前157年逝世，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于前157年继位，前141年病逝，在位16年，两帝执政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即是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在这段时期，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百姓生活之安逸。

国家财力之雄厚，放眼封建王朝史也是极其少见的，正如《资治通鉴》记载：

“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追溯文景之治的根源，就不能不提到贯穿西汉前期以老子哲学为主导的统治策略。

秦朝时期，以法家思想治国，采用严刑峻法，徭役负担沉重，兴修无度，折腾不止，民力被压榨到极致，百姓苦不堪言。

经过三年的反秦起义战争和四年多楚汉战争，到刘邦建立西汉时，中原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史书记载：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是饥荒，人吃人现象屡见不鲜，至于皇帝乘车连四匹纯一色的马都找不出来，大臣们就只能坐牛车。

刘邦一介布衣出身，深知底层百姓心理需求，利用民众对秦朝残酷法制的不满，进行政治改革。

法家那一套思想是一定要摒弃的，刘邦及其沛县草莽功臣集团起于民间，没有完善复杂的治国理论。

再加上受老子学派代表张良的影响，于是刘邦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思想，这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刘邦在位的七年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百姓从秦朝敲骨吸髓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刘邦死后，在汉惠帝和吕雉临朝称制的十几年里一直延续黄老之学，历史上的萧规曹随就是展示汉初执政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

诸吕之乱被平定后，陈平、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其后汉景帝刘启继位。

他们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继位前的七十多年里，汉朝国力逐步恢复，为刘彻反击匈奴和开疆拓土打下基础。

后世一些舆论认为，文景二帝为守成之君，无能之辈，无可称道之处。

持此观点的无非是以下几点原因:文景二帝缺乏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恢宏气度，守成多于创新，继承多于发展，这直接导致的恶果有两个:

一是坐视同姓诸侯王坐大而不加以遏制，最终酿成七国之乱，二是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甘愿苟安一世，却没有勇气解决这一边境隐患。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一些人瞧不起文帝景帝，认为他们是庸碌无为的守成之辈，惧怕变革，不值得称道。

诚然，诸侯作乱和匈奴入侵是文景执政时期的顽疾，但在小编看来，任何事物都要全面看待，不能因为几个问题就全盘否定。

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折腾就是对老百姓最好的，相反，为了折腾而折腾就是瞎折腾，最后弄的劳民伤财。

要知道，封建社会的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吃的好穿的暖，所谓的变革如果不能顺应必要的形势，对于百姓而言就是灾难，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相比之下，文帝和景帝则是尽可能的让利于民，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与民休息，舒缓民力。

比如汉文帝劝勉农桑，鼓励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秦朝徭役无度，父子相望于道，汉文帝对此规定壮丁每三年服役一次，汉景帝又将服役年龄从17岁提至20岁。终文景两朝，均无大兴土木之举。

匈奴屡次骚扰边境，但文帝景帝没有大动干戈，除了考虑作战力量不足，主要原因是爱惜民力，害怕烦苦百姓，最终激化社会矛盾。

尤其是汉文帝执政二十余年，宫室园囿，车马衣食无所更新，有一次他想建露台，但考虑到花费千金，相当于十家中等农民一年的收入，最终不得不作罢。

景帝继位后继承文帝遗风，依然朴素节俭，的确，文景二帝共四十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耀眼政绩，但看似平平无奇的背后却彰显以百姓为中心的理念。

他们所谓不作为旨在为民众创造一个安定轻松的环境。

看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文景二帝坚持无为而治，难不成四十年里就靠睡觉混日子吗？

当然也不是，所谓的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妄为，不过多干预，充分发挥百姓创造力，尊重客观规律。

经济上，文帝景帝实行与民休息、减轻赋税的理念，简言之就是不折腾。

汉文帝将田租税率，从“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征税。

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这在封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农民负担在这一时期是最轻的。

同时文帝鼓励农业生产，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

相对应的是，文帝景帝在政治上也贯彻无为而治的方法，即所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营造比较宽和的政治氛围。

比如：文帝继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鼓励臣下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

政论家贾谊提出重农抑商，强调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积贮粮食，以蓄养国力，这一建议被文帝充分采纳。

另外，文帝还修改刑罚，秦朝时期大多数犯罪的人都没有刑期，需终生服劳役，文帝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

对于秦朝割鼻腕足等残酷肉刑，文帝将大多数废止，改为笞刑，景帝在此基础上减少笞刑数量。

此外，文帝景帝在打击诸侯王分裂势力、抑制豪强等也有相应举措。

在文景二帝的治理下，西汉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史料记载：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国库的粮食多到吃不完都腐烂了，这种现象即便放到后世著名的唐朝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也是绝无仅有的。

经济富足带来的是百姓安居乐业，所谓“仓禀实而知廉耻”，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虽然刑罚很轻且粗陋，但犯罪率却十分低，是史上最接近大同社会的安康局面。

而这一切的成果都是靠文帝景帝的不折腾和轻徭薄赋实现的。

表面上的无为而治把“有为”的积极面发挥到最大，为农民建立平和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产的干扰降到最低。

可以说，汉初的统治者成功领悟了道家的治国精髓，实践证明这种新思想的尝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此后虽然儒家思想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但文景之治却成为后世帝王的学习典范，以至于初唐文学家杨炯赞颂唐太宗功绩，都以“文景”事业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