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是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史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地理上，外蒙古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全境以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土地面积多达一百八十多万平方公里。

历史上，外蒙古自清朝康熙以来便被纳入中国领土，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质管理上都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蒙古独立运动从1911年辛亥革命延续至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在此期间，俄国是主要策划者推动者。

俄国利用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将外蒙古肢解出去，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做过抗争、努力，但最终仍未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岁月中，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爱恨情仇长达数千年之久。

北方游牧集团对中原农业文明积累的物质财富垂涎三尺，经常南下掠夺侵扰，中原中央王朝屡次用兵，力图武力消灭来自北方的威胁。

但即便强如汉唐，也只是驱逐或利用部落内部矛盾瓦解分化，从未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真正彻底消除游牧威胁的是清朝，皇太极时期以武力降服漠南蒙古。

1691年，康熙在打败蒙古霸主噶尔丹后举行多伦会盟，收降漠北喀尔克全部部落，纳入八旗管理体制，至此整个蒙古高原纳入中国版图。

基于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不同，先归降的漠南蒙古被称为内蒙古，后归降的漠北蒙古被称为外蒙古，前者地位在后者之上。

不过解决完游牧民族这一千年威胁后，清朝迎来了一个更强劲狡猾的对手——沙皇俄国。

17世纪末的俄国已是整个西伯利亚的主人，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并试图南下，与中国争夺蒙古高原。

俄国第一次渗透外蒙是在雍正时期，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条约虽肯定蒙古属于清朝，但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

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沙俄慑于清军武力，北方边境相安无事，不过到1850年代，清朝国力衰弱，俄国再次动起歪心思。

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甚至说:

“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

俄国一方面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蒙古王公喇嘛，培养大批亲俄势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统治土崩瓦解，俄国人认为时机已到，鼓动外蒙古王公喇嘛发动政变，解除清军武装，成立所谓大蒙古国，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但此独立直到清朝灭亡也未被清政府承认。

民国成立后，时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外蒙古局势甚是关注，对沙俄的勃勃野心洞若观火。

俄国则明目张胆的反对民国派驻军队，不过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大环境下，谁都不敢先开第一枪。

1912年的欧洲正处于一战前夕，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对俄国西部形成极大战略压力，所以担心吞并外蒙古会引起国际干涉。

而袁世凯这边忙于打压国内革命党势力，以此为进一步独裁专制铺路。

几经博弈，中俄于1913年9月签订《中俄声明》，条约中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民国则承认外蒙自治，不驻军不派官。

显然，这一条约对中国更为不利，不过北洋政府始终坚持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并以条约的方式得到确认。

1915年6月，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北洋政府看似取得政治胜利，但外蒙内部的分裂势力始终存在。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苏维埃成为俄国新的主人，较之沙俄，后者在外蒙古问题上更加狡猾。

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暗地里却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

不久俄国爆发内战，苏维埃无暇顾及外蒙古，再加上亲白俄势力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惧，使其国内亲俄势力逐渐转弱。

面对苏维埃的两面三刀，北洋政府内部要求武力干涉取消外蒙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

1919年4月，皖系军阀首领，民国总理段祺瑞任命嫡系心腹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负责经略外蒙事宜。

徐树铮，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此次担任筹边重任不负所望，于当年11月率领五千兵马，闪电长驱直入漠北腹地，直抵首府库伦。

他迅速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逼迫“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撤销外蒙自治，取消《中俄声明》，仅用22天收复外蒙180万平方公里土地。

关于徐树铮收复外蒙一事，孙中山给予高度评价: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徐树铮）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只可惜，北洋政府未能守住这一来之不易的战略成果，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回国参与混战，致使民国在外蒙权力再次真空。

苏俄也在此时趁虚而入，于1921年3月在恰克图建立蒙古人民党。

7月，蒙古人民党武装在苏俄的支持下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后于1924年11月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名乌兰巴托。

对于外蒙古公开分裂行径，北洋政府发表声明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然而此时的民国正值军阀混战，无力干预外蒙，复蒙名将徐树铮在不久后因政治斗争恩怨，被冯玉祥暗杀，外蒙古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俄国人插手外蒙的同时，中国却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处境中，从国民政府北伐到中原大战再到抗日战争，民国政府自顾不暇，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

不过仍有一些有识之士敏锐的察觉到外蒙古的严峻形势，早在1922年，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在苏联的支持下组建自己的军队。

1923年，蒋介石接受委派率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为建立黄埔军校做准备，蒋介石在苏考察期间会见许多苏联高层，参观很多兵工厂和军队。

蒋介石感叹于苏联的武器研究水平之先进媲美欧美，并就派遣学员赴苏留学，以及苏联在中国开设军事学校等问题达成协议。

但在建交问题上，苏联却把外蒙古独立作为先决条件，这让蒋介石对苏联产生警觉戒备。

蒋回国后，在给孙中山的考察报告中指出，苏联有侵略中国边疆的企图，与苏联的合作仅限于建立军校，训练现代陆军，切勿对苏联过于信赖。

但此报告未得到孙的重视，一年后北伐战争轰轰烈烈的开始，紧接着，从1927年中国陷入十年内战。

从1930年代，抗日战争成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对外蒙问题只能暂时搁置。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1945年初，二战进入尾声，美国等世界主要大国开始着手建立战后秩序，划分利益范围。

1945年2月，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华民国情况下，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条约除了将中国旅大和东北铁路权益转让给苏联，还约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

这是基于英美对国民政府百万大军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糟糕表现的失望，这让美国认为结束太平洋战争已无法指望中国，只能寄希望于苏联，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便把外蒙古主权利益让渡出去。

1945年6月，中苏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国民政府派出规格较高的代表团赶赴莫斯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主要代表。

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态度强硬，寸步不让，蒋经国对斯大林说:

“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斯大林轻蔑的回答:

“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同时斯大林还透露出，索要外蒙古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因为一旦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将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此时的苏联已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中国无任何与苏叫板的底气。

与此同时，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表达进一步退让的态度，即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赋予其高度自治权，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

但苏联依然不为所动，另外，宋子文等与苏联高层多次谈判，但双方互不退让，皆不欢而散，另一边美国也在暗示蒋介石放弃外蒙古。

因为外蒙在近二十多年时间里，无论政治、法律还是文化均被俄国化，与中国形同二国，苏联也暗中答应蒋介石不援助中共及不干涉新疆等。

蒋介石出于日后内战需要，于1945年8月指示宋子文按照苏联的意思，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样的安排无非在推动外蒙独立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其实质与清末割地赔款并无差别，这样的历史责任宋子文不愿意背，并拒绝签字，甚至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副代表王世杰签字。

条约签订不久，苏联出兵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日本关东军。

日本投降两个月后，外蒙古于1945年10月20日开始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员前去参观，结果毫无意外，几乎全票同意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至此贯穿民国近四十年历史的外蒙古独立运动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