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耕读世家。他六岁入塾，八岁能读《四书》，诵五经。二十一岁考取秀才，二十三岁中乡试举人。二十七岁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作为一个科举过来人，曾国藩不仅在心理、精神层面给予子侄以鼓励和支持，还亲自就学习备考等方面与子侄进行切磋。生在科举时代，参加科考则成了读书士子的安身立命途径。儿子曾纪泽乡试屡遭挫折后无意科举，曾国藩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尊重纪泽的选择，并对他抗心希古的志向颇为激赏。但曾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次子纪鸿的要求。
当听说纪鸿在县试中考了第一名，曾国藩非常高兴，并称许纪鸿的文章“清润大方”。当纪鸿问父亲是否应去科考时，曾国藩说：“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曾氏将应试科举作为读书士子的份内之务，这表明了他对科举的态度。在家书、家训中，曾国藩对纪泽、纪鸿等后辈说到了读哪些书？
经籍类是科举士子首要必读之书。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叙及士子应读之书。纪泽向父亲汇报自己已经看完了“五经”。曾氏认为，除“五经”应熟记外，“十三经”中其他六经，即《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谷梁》诸书，均应请塾师口授一遍，以览知其大概。
史籍类中，曾国藩认为《史记》《汉书》均应熟读。他还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对这两部历史典籍的嗜爱。对读史的次序，他也加以指点。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他信谕纪泽、纪鸿：“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
诸子籍中，曾氏比较推重《庄子》《孙武子》。曾氏曾说他嗜《庄》、韩文、《史》《汉》成癖，恨不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
集部籍中，曾氏荐读《文选》和韩文。之所以喜爱韩文，乃出于爱其雄浑刚健的气势。
除此外，曾氏还建议二子应阅读《通典》、《说文解字》《方舆纪要》，姚鼐所辑《古文辞类纂》和他本人所编辑的《十八家诗钞》。
在曾氏推荐阅读的这些书中，经、史、子、集以及《说文》等训诂之学，均有涉猎。曾氏与纪泽交流读书经验，认为：“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并进一步对汉学、宋学之差异进行了解析：“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专在涵泳神味，虚而与之委蛇。然如《郑风》诸什，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提醒纪泽读书时不妨以理性待之，“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取其合理处，弃其虚妄不实处。
清代自乾嘉以来汉学日臻鼎盛，但曾国藩却无意于右袒任何一方，而是主张调和汉、宋。他同时告诉纪泽，治经时，无论看注疏，还是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认为惬于心意者，则以朱笔标出；有疑问时，则将其收录于另一册本，将自己的疑义附记于此，哪怕仅有片言只语，倘随着读书能力的提高，知识积累愈加丰富，所疑之惑便可渐渐解之。清代著名考据家高邮王念孙父子即通过此种札记的方法卓然成为大家，曾氏勉励纪泽也应学习王念孙父子的朴学精神。接着，他又推荐纪泽阅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亦须阅读。
曾氏曾就“看”与“读”之区别加以述之：“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还将之比方为富家之慎守与获利：看书就像在外贸易，能获得三倍；读书则如在家慎守，不会轻易花费。若以兵家战争作比，看书则像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读书如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他还认为读书须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比方，说“涵”如春雨滋润万物，渠水灌溉稻田；“泳”则如鱼之游水，人之濯足。纪泽之所以不能深入体察经义学问之内涵，原因即在于缺乏“涵泳”、“体察”的工夫。切实成为读书君子，乃曾国藩对后辈子孙的期待。其殷殷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如果对清代科举准备用书加以对照，可知曾国藩给子侄所荐读之书，乃是科举考试获隽的必备之书。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曾撰《科举考试的回忆》一文，对自己的科途加以回顾。商氏自言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这是幼童识字之基础。能背诵及认识大部分字后，开始读《四书》。《四书》须依朱熹之注，读正文时，亦应读朱注。塾师将新的内容口授一遍，学生即自己记诵，同时温习旧书。因“四书”是考试基础，三篇八股文题目的出处所在，故全部内容须从头至尾背诵至滚瓜烂熟方止。
然后是读“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仍需全背正文，但无须背注。这是为科举考试四篇经文而备。此外还须读《孝经》《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尔雅》，以及五、七言唐宋小诗、《声律启蒙》等，学作对句，学调平仄。还须读十七史蒙本，每每四字一句，句句有史实典故，这既有助于少年儿童了解历史，又可增加对典故的认识，可谓一举两得。十二岁后，始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此时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且要读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等各种书籍，俾腹中充实，以备作文之驱遣。
虽曾国藩不希望子孙后辈读死书，成为古板的学究或狭隘的文人，但纪泽、纪鸿获隽秀才后，曾氏对二子读书方面的指导，亦大有意于科举，则毋庸置疑。为培养二子的“时务经济”之才，曾氏要求二子须熟读《文献通考》，并会查阅会典，熟习文物制度，典章法则。曾国藩曾批点过《文献通考》中的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刑制、舆地等门。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写信给纪泽、纪鸿，说自己在核改水师章程，让纪泽翻阅《会典》，查出千总、把总可各领多少养廉银。曾氏提示纪泽现行经制可查阅《会典》，因革之制则可查《事例》；对于提督之官何时改为武职，曾氏建议纪泽或可查《会典》，或可询之凌晓岚、张肃山等。这些问题可使纪泽对清代养廉制度的因革和文武官的沿革等职官文化体制，较一般人有更加透彻深入的了解。
曾氏曾将自己不懂天文、算学作为平生之一耻，希望纪泽、纪鸿能够有所补救。家书中谈及推步算学纵难通晓，但认识恒星五纬并非难事。十七史中各个时期的《天文志》和《五礼通考》中所辑录的《观象授时》，皆可做为学习资料。“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为使策论写得充实有光辉，曾氏曾要求纪鸿、瑞侄“可将《文献通考序》二十五篇读熟，限五十日读毕。”
曾国藩要求纪泽兄弟不仅要通训诂，还要善辞章，天文地理，典例文物，无不涉猎，这是典型的“通才”式君子教育。曾氏本人一生信奉儒学，他希望家中子弟亦能博学多识，无囿一方，成为于国于家大有用的通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