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在“尾声”部分讨论了萨特晚年的最后一桩公案。按照波伏瓦所说，萨特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个与贝利·列维的长篇谈话，是贝利·列维“逼供”的结果，是对老人的“拐骗”，是利用萨特年老体衰、思维跟不上来的弱点，逼迫萨特放弃自己的思想。而贝利·列维和萨特养女阿莱特则辩解说，他们没有那样做；萨特完全是自主发表自己的思想。（注意，此处的贝利. 列维是另一个“列维”，但跟本书作者贝尔纳. 列维认识。）
贝尔纳也认为萨特是自主发表自己思想的；这个同贝利·列维的谈话招致包括波伏瓦在内的萨特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因为萨特“自毁长城”，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完全否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础，而转向一种全新的思想。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贝尔纳说，让萨特产生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叫勒维纳斯的人。
30年代初，萨特开始接触胡塞尔现象学时，曾读过勒维纳斯一本介绍胡塞尔的书。在他去柏林直接研读胡塞尔著作后，勒维纳斯的书对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贝尔纳承认，将近半个世纪，“这两个同时代的人再也没有半点接触，不管是直接的接触还是通过文章，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两个星球上一样。”（《萨特的世纪》，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版，第798页，以下只注页码）
既然如此，萨特是怎样受勒维纳斯的影响呢？贝尔纳说，是由于贝利·列维。据说贝利·列维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勒维纳斯那里，同对方谈萨特；第二天又和萨特谈勒维纳斯，给他读对方的某些书；他成为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桥梁。（第798页）这样，萨特就成了勒维纳斯的信徒。（第795页）
在我看来，贝尔纳这一说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毫无根据，纯属想当然。他对勒维纳斯可以说是推崇得过头了。他本人也去见过勒维纳斯，并向对方说，萨特成了其信徒。
勒维纳斯的反应是，根本不相信贝尔纳的话：“我肯定不会对令人尊敬的、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不敢……我不会冒这种风险……”（第797页）我想，勒维纳斯本人的感受更合乎事实一些。
实际上，就萨特最后一次谈话看，尽管他有一些新的提法和观点，其基本内容仍然是萨特本人的，与他过去一贯的思想并无根本区别。萨特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波伏瓦）显然过于强调了这个谈话不同于以往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反感和气愤，可能更多的是贝利·列维在这个谈话中傲慢不逊的态度。
《萨特的世纪》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存在着两个萨特，早期萨特和后期萨特；一般地说，早期萨特是好的，强调人的自由，强调人的个性，晚期萨特则变坏了，不断地犯错误，变成了专制的萨特。
萨特自己是怎样看的？一方面，他承认，自己一生有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二战”；在此前后他的思想有一个根本变化， 由孤独的个人转向“介入”社会，由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认这种变化造成前后的对立，他说：“我的思想是发展的，但并没有断裂。”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萨特还是两个萨特来描述这一变化过程，萨特的意思应该是，既是一个萨特，也是两个萨特；说是一个，因为他的思想是有延续性和承绪性的；说是两个，因为他的思想确实有根本变化；而这种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情况，归根结底，是与他生活的时代、世纪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很难说前期和后期，到底哪一个萨特好，哪一个萨特坏。
贝尔纳大约也发现自己这种划分过于武断和绝对，所以他另有一些修正自己观点的说法：“这是不是说，他在斯大林时期和后来的时期，没有干好事，只不过是让他的名字和他的权威蒙受了世纪的耻辱，成了20世纪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呢？显然不是的。在这一方面，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就在这同一个时期，我们也可以列举很多情形，说明萨特还是伟大的、宽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处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朋友，热爱正义和权利，热爱自由和友好。”（第555页）
他还说：“总而言之，各种情况混在一块儿，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说有一条清清楚楚的时间上的线，把萨特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好’的，无可指摘；另一个是‘坏’的，迷失了方向，十分可悲，不断地犯错误，并引导着时代和他一块儿犯错误。……这两个时期是有交叉的。前后两个时期紧紧地胶合在一起。好像两个萨特在不停地互相腐蚀、互相传染、互相控制。早期萨特身上的一些特点，预示了后期的萨特会是什么样的人。……年轻的萨特、彻底反叛的萨特、不合群的萨特仍然活着，尽管生命不是很顽强，但他仍然在专制主义的萨特心中活着。”（第558-559页）
显然，贝尔纳这些修正性的说法要比他那判然分明的“两个萨特说”深刻得多，虽然其中关于后期萨特是专制主义的判断仍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读《萨特的世纪》，实际上让自己又在萨特的世界里遨游了一场，应该感谢该书作者提供了这一机会。上述一些不同于贝尔纳. 列维先生的观点也未必正确，或者不过是一得之愚，期望能有机会得到贝尔纳. 列维先生的指教。
【本文摘自《一个法国同代人是怎样看萨特的——读《萨特的世纪》》（载于《粤海风》2006年第2期，作者黄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