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京物语》和《喜丧》为例浅析东方孝道文化
摘要：中国和日本共同属于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讲究父子纲常，伦理道德，家族情缘之分浓厚，儒家文化讲究聚族而居，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过程中讲究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人之后赡养父母。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传统的家庭结构分崩离析，子女为了谋求生存，纷纷离开家乡前往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中，传统的封建小家庭被结构，子女与原有家庭的脱离，与大都市的融入完成之后，儒家传统的家庭孝道文化彻底打破。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型不仅发上在上个时期的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更发生在当下的中国转型期。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影片，以《东京物语》和《喜丧》为例来分析这一社会文化现状。
关键词：儒家文化圈，孝道文化，家文化缺失，文人电影
中国有位著名的田园诗人叫陶渊明，陶渊明在死后曾赋诗一首：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到，托体同山阿。生老病死自古以来乃人之常情，但往往在真正离别之时人又会表达出难言的悲痛与不舍，我们怀念故人与我们的曾经，回忆故人的点滴，表达我们与故人情感的厚重，然而斯人已逝，后者再多的夸赞与怀念都为时晚矣，人的情感复杂性就在于此，拥有时不曾珍惜，失去时倍加怀念。
传统家文化下的东方文化圈更多已家族生活为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一习惯根深蒂固。然而随着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扩展，东方文明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尤其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文化圈被西方文化大大结构。以二战后的日本为例，新时期的到来，使日本本身的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日本的电影新浪潮运动也随之展开，很多导演力求突破，有所创新，小津仍不改创作风格，将镜头对准了日本的中产家庭，表述更多的是家庭中的琐碎生活细节，对于家庭的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描写的淋漓尽致，日本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去描写日本家庭的生活琐事而表现平民生活的幸福安定，这被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视为日本平民电影的核心。
《东京物语》这部电影被视作小津安二郎的经典之作，影片讲述了住在小城中的平山周吉老两口，与在东京成家立业的儿女们迅速相遇又迅速分离，回归到原本生活的故事。影片采用黑白色调，多使用中近景，极少使用特写和远景镜头，给人十分细腻流畅的感觉，在拍摄制作过程中不使用叠画境头，运动镜头，没有任何的仰拍镜头，故事情节十分的平缓，拍摄镜头始终平视演员，让人缓缓地走进一个家庭，感受这个家庭所潜在的危机，从而感悟日本传统家庭的解体。
从影片的节奏上来看，小津安二郎的拍摄不紧不慢，缓缓道来。影片没有任何夸张的情节和剧情，从始至终讲述了平山周吉老两口从家出发到东京游历又归来的整个过程，在东京和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有了一个短暂的会晤，父亲平山周吉和自己的老友有一个简单的会晤，直至老两口归来，母亲死去，全家人的一个全体集会，影片通过小津安二郎之后高度的还原了生活，如同一本相册将过去的往事点滴记录了下来，没有任何慷慨激昂的台词，没有任何夸张的戏剧情节，对于生活若有若无的记录，使影片的戏剧感增强，这无疑增强了影片的纯粹性和真实性，从而使影片的叙事节奏更加平稳，增强了电影的生活化质感。影片虽然大量选取生活中的家庭琐事，然而并不是简单的生活片段的拼接，这种有意无意的戏剧情节的缺失，对于整个电影基调的把握能够达到形散神不散的效果。人生的种种经历就如同一场场戏，这一场场精彩的经历被漫长的家庭琐碎小事磨平了其戏剧性的弧光，使生活回归平静普通，让大众感受到家庭的情感，从而达到感同身受的目的。
《东京物语》拍摄于1953年，正值日本社会发展新时期的到来，传统家庭面临结构，生于传统家庭的子女为了谋生离开家庭前往发达的大都市，与传统家庭分离，与大都市融入的过程完成之后，传统的儒家家庭道义便被抛在脑后，很多人就不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首要的责任，以路程遥远为由将人伦责任束之高阁，天真的认为自己不用再抚养自己的父母，更多的是以工作繁忙为由，将最根本的人之道义理所当然的忘却。当自己的父母来到身边之后，这一类人将父母作为自己生活的入侵者，不愿意花费时间来陪伴父母，潜意识中更想把父母支开，从而不打扰自己原本的生活秩序，孝道文化早已消失殆尽。
而父母一方面看到自己孩子成家立业，更多的是开心高兴。对子女十分的思念，但是又不忍耽误自己子女的工作，但是又十分的想和自己的子女相处，然而子女更多的是与父母产生一种潜意识中的心理对位，子女不像儿时那样友善，也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生活的残酷性就在于此，父母看到子女既有的生活现状，自己念想和子女相处迫于加入可能打扰，子女羞生生活迫于孝道又不得不去陪伴父母，两者都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心理处境，当两者达到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对位之后，生活的残酷与悲剧性就在此，父母忘却对子女的思想，子女放弃对父母的孝道，从而完成两种既定的生活逻辑秩序，互不干扰，家文化的传统的概念彻底瓦解，东方儒家的社会传统家庭彻底结构。
《喜丧》作为中国当下新学院派的代表之作，导演张涛，本科研究生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影片将镜头对准的当下中国的一个巨大生活痛点----养儿防老社会文化概念被结构。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期，经济政治文化的高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然而当下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同时带来了较大的社会问题，贫困地区的经济十分落后，迫于生计的压力，更多人进入大城市以求生存，然而大城市生活压力巨大，从而造成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处在改革开放转型期的中国，无法再延续曾经传统小农的家庭生活结构，更多人被迫卷入世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的孝道儒家文化遭遇惨痛的摧残，众人只惟财，不惟德，社会政经结构的极大转轨对于社会文化结构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影片《喜丧》采用大量纪实的手法来拍摄，沿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道路，采用大量的手持肩扛自然光拍摄，采用的均是非职业演员，给影片的拍摄无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是为影片的现实主义创作增色不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将社会现实通过大荧幕还原出来，影片较好的表现了这一点，我们应通过我们手中的镜头来展现当下这个社会，从而通过电影这门艺术来反思社会，从而达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纯真性。
在社会变革的新时期，父母和子女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彻底的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正是社会转型的真实写照，生活具有较大的残酷性，它将父母与子女中的裂缝不断的拉大，直至无法再缝合。
每个人都会被生活的岁月所吞噬，每个人最终都会与生活和解，没有人能改变生活和岁月的无情。一个人生活，觉得日子会变长，岁月静好，享受生活的点滴，欣赏人生的风景。
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定会发生一些改变。正如我一样，依旧喜欢一个人做飞机，买杯咖啡，逛个书店。排在拥挤的取行李的人群中，抗出大箱子漫步出机场，像是走近一个陌生的城市，有些流浪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