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教育界的泰斗，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凡有点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知道他，很多人还能说出他在北大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而范源濂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其实他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先驱，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范源濂
范源濂他曾先后担任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和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三次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此外还担任过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南开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务。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省湘阴县人。早年就读于梁启超任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
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先是和同学蔡锷、唐才常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不久接到老师梁启超的邀请，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范源濂树立了救国先要救人的思想，从此立志要教育救国。此后历经宦海沉浮，始终未动摇他矢志教育的初衷。
从“教育救国”这点来看，蔡元培和范源濂是英雄所见略同。
君子之交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组阁，有意让蔡元培继续担任教育总长（此前担任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蔡元培却想退出。蔡元培推荐的人选就是范源濂。
范源濂听说后，立马致电唐绍仪：“闻内阁教育部职，将以濂承其乏。作育新民，责任重大，自维才德，万不克胜，敬乞立收成命。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品学崇优，万众钦服，务祈设法慰留，至为切祷。”既然范源濂坚持，蔡元培只好留任。
蔡元培上任后，不顾党派之间的矛盾（蔡是国民党员，范是共和党员），力邀范源濂出任教育次长。
蔡元培对范源濂说：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
蔡元培邀请范源濂出任教育次长，既是对范源濂人品才识的推重，也是当时教育部新旧过渡时期人选的最佳选择，更是力图使“教育立在政潮之外”，“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的高瞻远瞩之举。
范源濂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答应出任次长。这是两人第一次密切合作，时间虽短，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12年7月，蔡元培辞任，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范源濂能够出任教育总长，完全受惠于他和蔡元培 的通力合作。范源濂虽和蔡元培政治主张不同，但他很认同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他上任后，“蔡规范随”，继续执行蔡元培的执政思路。
1916年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总长，他联合教育界众多名士呼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电辞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
当时北大是个烂摊子，蔡元培不顾众多亲友的劝阻，毅然接手改造旧北大。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成为北大校长，也开始了和范源濂第二次精诚合作。
这次合作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北大成为“自由、民主、科学”的摇篮，也是蔡元培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君子之争当时的教育界有两种教育主张：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主张优先发展高等教育，代表人物是蔡元培；具有日本教育背景的主张先发展普通教育，代表人物是范源濂。
范源濂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
范源濂和张元济、陆费逵等为中华书局所编的小学生课本
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当然这样的争论势必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往复中，最后是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整顿。
范源濂之所以提出优先发展基础教育的主张，是他基于中国千年的传统教育弊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提出的。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不重视普及国民教育，造成国民智识低下，没有国家观念。因此，他主张从普及教育入手，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观念。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寄望少数精英来改变社会，是收效甚微的。
范源濂以实际行动大力发展倡导普通教育。在他任职期间，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在全国范围规范了中小学的办学。
范源濂还大力推行义务教育，1912年9月颁布的“壬子学制”，就明确规定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还规定对城镇乡设立的初等小学，不征收学费。
1927年，范源濂英年早逝，蔡元培悲痛不已，送上一副挽联：“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
蔡元培和范源濂的君子之交和君子之争，世代传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