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周总理忽然收到了一份来自重庆的加急密电。
有“加急”二字，就可见电报的重要性了，更不用提发发电报的人是中共元老董必武了。
当周总理看到电报上写道：“梓木私自出走，一夜未归”，心里也不由得有些忐忑了起来。
周总理立即焦急的回电道：“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促其回来！”
那这个梓木究竟是何许人也，可以让周总理有如此大反应呢？
1895年，王梓木出生在木兰县吉兴乡，他早年间父母双亡，年幼的他是由兄长抚养长大的，幼年的悲惨生活，让他下达决心要救民于水火，因此之后的他格外发奋努力，先后考入了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北京燕京大学。
在那个近乎于处处是白丁的年代，他这样的学历无疑是很吃香的，因此受到了冯玉祥的栽培。可是王梓木并不看好冯玉祥这样的军阀，并不认为军阀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相反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做到。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上海爆发，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开始到街头游行。
目睹了英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屠杀爱国人士的王梓木，他回到学校后立即就撕碎了积累多年的英文课本和资料，与其他同学一同走上街头，揭露了英帝国利用教会学校的名义妄图去改变中国人思想的险恶用心。
这时的他也萌生了武装救国的想法，于是便加入了西北陆军学校。
在西北那块土地上，尽管说或许是培育不出玫瑰，可是却能够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比方说是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那片土地上浓厚的共产思想氛围很快就影响到了王梓木。他于1925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他的加入并没有多起眼，可是到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王梓木的信念依旧没有改变，这就显得可贵了。
这时的王梓木本想将身份公开，可是组织考虑到王梓木受冯玉祥信任，同时在西北军中有一定影响（王梓木任13路军参谋处长），最后决定还是让他继续潜伏下来，在西北军中为党工作。
于是就这样，王梓木开启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1930年四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了中原大战，而作为冯玉祥参谋处处长的王梓木在这次作战中，很不幸的是他失去了右腿。
1931年，此时伤势未愈的王梓木刚回到北平，可是谁曾想却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时的革命正处在低潮期，找不到组织的王梓木心中也清楚组织的处境，不过他坚信着组织不会抛弃他的。
就在1932年他来到济南以后，在朋友帮助下开了家人文印务社。然而这个生意并不好做，没两年便倒闭了。
冯玉祥对王梓木这个老部下还是很在意的，在清楚他处境后，立即就推荐他去南京做少将参议。
不过王梓木心中始终是牵挂着共产党的，于是他就婉拒了冯玉祥的提议。
1936年，王梓木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他便被委任北方局的联络工作。第二年6月被派至延安，从事起了抗大的教员工作。
组织也考虑到王梓木以前在西北军颇有根基，于1937年11月被派往西北军做鹿钟麟等人的统战工作。
时间来到1943时，王梓木开始兼任起了周总理的秘书，令他意外的是此时与自己西北军校的老同学耿耀张重逢。
经过聊天，王梓木这才清楚了——耿耀张此刻正为国民党工作。
他反复思考以后，就将人带到了周总理的面前。
周总理说道：“耿将军，我们这里的工作是离不开社会各界帮助的，此时日本正侵略中国，共产党要与国民党团结在一起，一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这一次的会面让耿耀张对共产党，有了更为正确的认知。
可谁料还没过去多久，耿耀张便被派至印度工作。对于共产党来讲，这是一件好事，要知道战场上除缺武器弹药以外，还缺很多救命的药品。耿耀张此行，就可以去购买到救命的药物“盘尼西林。”
就在耿耀张离开之际，王梓木专程前来找他，对他讲道：“耀张兄弟，到印度以后吗可不可以为我们买一点盘尼西林，现在这个药太短缺了。”
这时的耿耀张拍了拍自己的胸膛保证道：“兄弟你尽管放心，只要那边有这玩意，我就是拼了命也给你带回来。
1942年，耿耀张没有食言，他从印度回来以后，果真是带回了100瓶弥足珍贵的盘尼西林。
1943年6月28日，周总理带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部分干部返回延安参与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此时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留在重庆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南方局开始了整风学习的活动。
一天，南方局按照中央的安排，同志们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轮到王梓木时候，有位刚参加工作的同志，很是不客气的对王梓木工作作风以及脾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是称王梓木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
听到“军阀余孽”这四个字，王梓木顿时就火了，与那位同志开始吵了起来，等会议结束以后，董必武就对王梓木进行了严肃地批评，说他不能正确对待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
余怒未消的王梓木，当即又与董必武发生了口角。
在回到自己住处后，王梓木依旧没有想通，他一直都是革命的，只是之前潜伏于西北军，如今竟是被说成是“军阀余孽”，那索性不如就把这件事做实。
负气之下的王梓木离开了周公馆，他坐着黄包车便直奔冯玉祥办事处。
王梓木本就是冯玉祥的得意门生，现在被人指着鼻子骂是“军阀”。这让平生最讨厌别人说自己是“军阀”的冯玉祥，听完以后很是生气，对方这不就是相当于指着自己的鼻子骂自己的“军阀”嘛。
冯玉祥立即拨通了吴铁城电话，告诉他将王梓木在八路军中的名额和薪俸收回去，然后又令王梓木写一份脱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声明，交由报社公开发表，最后告诉王梓木叫他安心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就可以了。
此时的王梓木的妻子还在南方局工作，这让放心不下的王梓木就拨通了电话，告诉妻子，自己不准备再回去了，让他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吧。
等到董必武得知消息以后，他立即派去了王冶秋和梁蔼然前去劝说王梓木回来。
可二人在劝说了整整一个下午后，却是没有一丝进展，只能重新回来把事情告知了董必武。
董必武听完也是很焦急，他告诫二人道：“现在恩来同志已做出了指示，要咱们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梓木同志给劝回来。”
于是二人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去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可一直到天亮，王梓木依旧不愿回去。正当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时，忽然只听外边传来一阵吵闹声，这引起了王冶秋的注意。
他打开窗户一看，只见王梓木的妻子抱着孩子找来了，可是却被被拦在了大门口，等到他的妻子一进屋，就把手中的孩子塞给了王梓木，她哭着说家中出事了，叫王梓木赶紧与自己回去看看。
见到这一情况，王冶秋立即“顺水推舟”地说：老王，现在你这样做，既对不起共产党党，也对不起你的妻子与孩子，就算是你看在她们娘俩的份上也应该回去呀。”
王、梁二人的劝说还是起了效果的，王梓木闭上眼睛思考了片刻，然后他一拍桌子，说道：那就可以，可是害的麻烦二位同志跑一趟，让办事处派车来接下我。
在事情有了转机后，王冶秋立即就将事情汇报给了董必武，不久汽车缓缓驶来，将王梓木一家接了回去。
之后的王梓木主动向董必武作了检讨，而董必武也没有责罚他，在经过考虑以后，王梓木被调至了延安工作。，担任起了高级参谋，同时他还给毛主席写去了检讨。
毛主席看后回复道：“……一时的错误现在梓木同志你已改正了，了解了，那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你不用时时记在心中……”
毛主席的的宽容让人惊叹！收到回信的王梓木也是不由的泪流满面了起来，他很是感念主席的豁达与宽容，自此他就将这封信一直贴身存放着。
1948年8月18日，这时的王梓木几经周折到了齐齐哈尔，担任起嫩江省政府第二副主席。
在齐齐哈尔的农村、工厂里，时常可以看到王梓木戴着假肢，拄着双拐去视察着工作。
1951年，嫩江忽发大水，随时有着决堤的风险，此时的王梓木他拖着自己假肢，去往了防洪第一线。
那时的他昼夜不分的工作，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后来与他同行的工作人员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就让他去休息，可是他说：“我是可以去休息的，可是这洪水却不会休息。”
说完他就再一次的投入到了工作中。
在抗洪第一线的的王梓木最后还是因过度的劳累倒了下去，不过好在抢救及时，这才保住了性命。
1967年6月18日，76岁的王梓木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