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底，朝鲜半岛本来已经有逐渐走向谈判、局势缓和的趋势，但李承晚军队一方频频挑衅，“金城战役”成为绕不过去的朝鲜战场最后一战。中央、志司和前线指挥员不约而同地作出同一个判断：这仗还是要打的！故事，需要从两位军区司令员受命入朝说起。

杨勇和王平受命入朝

1953年，当时分别担任贵州军区和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杨勇、王平被叫到了中央军委彭老总的办公室。这三人之间原本就是不用绕圈子讲话的上下级关系，因此彭老总讲得也很开门见山：军委决定调他们去志愿军第20兵团工作，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

听到这个任命，两个人都禁不住精神一振。他们对于半岛局面也同样保持着高度关注，当下便与彭老总一同简单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大家都认为：这场仗已经接近结束点，这次入朝应当尽量观察并关注现代战争的特征，同时在战场上做到漂亮收尾。

作为军人，有机会承担重任对每个人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在王平个人心里，这个任命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早在两年之前的1951年，他原本就有机会入朝作战的。

当时，抗美援朝仍处于紧张的相持阶段，王平一度受任为东北军区空军政委，与司令员刘震搭档。原本计划交给两人的任务是指挥空军入朝作战，保护运输线和后方的安全。后来因为现场局面千变万化，这个计划一度搁置了下来。

两年之后再度接到了任务，但整场战争的走向、半岛战场的局面都已经大为不同。两人毫不耽搁，以最快速度抵达了志愿军司令部，准备即刻投入到战场指挥中去。

志愿军第20兵团下辖5个军16个师，其中不乏新加入朝鲜战场、尚未参加较大规模战役的部队，因此整个军团上下斗志高昂、厉兵秣马，准备着能好好打几场漂亮仗。

两人很快了解到了最新的战场局面：经历了“三八线”附近的多场拉锯式战斗，两军的意愿都逐渐趋向停战谈判，但是敌方一边在台面上谋求和谈，台面下又始终小动作不断。为了配合谈判，志愿军司令部按照“争取停，准备拖”的指示行事，决定以战场行动反击敌人的叫嚣和挑衅，夏季反攻作战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成型的。

停战协议的波折

时值1953年年中，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开始算起，已经快要整整三年了。双方阵营经过了漫长的较量，重心终于逐渐从战场交锋转移到了谈判桌上，好不容易就停手不打这个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双方初步约定，以6月25日作为停战协定的签订日期。

这个日子是半岛战事爆发的纪念日，选择这一天签协定，也可能是希望以此纪念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然而，正当准备工作按部就班进行时，联合国军那边却开始闹起了幺蛾子。

生事寻衅的推动者主要是韩国掌权的李承晚政府一方，他们声称“大韩民国出人出力”，国土因为这场战争而满目疮痍，但如今眼看“胜利在望”却要讲和，这是国家和人民都不可容忍的事。

当然，后世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李承晚政府如此声明，更多出于一种表面上的冠冕堂皇；背后真实的原因在于垂死挣扎，想要保障自己对美国仍有利用价值。同时，也正因为李承晚政府听命于美国，不敢在美国首肯的前提下明目张胆地搞事，他们才选择了在台面下各种使绊子、搞花招。

例如授意韩国军队，在双方对峙的前线频频挑起冲突争端；同时又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了近三万朝鲜人民军战俘。李承晚一方算计着从战俘身上做文章——按照国际通例，停战以后的下一步通常是交换战俘，这么一搞，自然就能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执行。

这样的流氓行径放在国家层面，显然就是公然的耍无赖了。中朝联军一方面对此十分愤慨，同时也敏锐意识到：这证明对方根本没有谈判诚意，仍然还打算通过小花招、小手段来牟取利益。负责志愿军总指挥的彭德怀元帅决定暂停停战协定的签订工作，集中优势兵力针对韩国部队进行打击，必须先打掉李承晚的气焰，才能实现“以战促谈”的目标。

两条口号不妥当？

这便是王平等人初到第20兵团时面临的局面，他深知，毛主席为夏季反击战确定的方针也正是针对这一最新变局确定的，中朝联军必须有“争取停，准备拖”的清醒认识，才能把握军事和政治层面的主导权。

带着这样的理解，他们开始从各个层面为这场战役作周密的准备。

在志愿军内部，曾经提出了许多口号来激励战士们的作战意志，但王平却敏锐地发现，其中一些口号并不妥当。

一个是“打好最后一仗”，这个口号传达出战争即将结束、时间不会太久的含义。但实际上，谈判仍在进行，韩国一方甚至还表现出破坏谈判、继续生事的姿态，结果如何尚难预料。

这个口号和毛主席“应作拖的打算”的指示并不相符，相反还有带来消极情绪的潜在风险。

第二个口号则是“学习黄继光堵枪眼”。王平认为，黄继光烈士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极端情况下，才以大无畏的精神牺牲自己掩护战友，去夺取战斗的胜利。我们应该学习的是烈士那种不畏惧牺牲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贯彻到战术运用中去，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更加正确的导向。

经过讨论商议后，兵团达成了统一意见，下一步才正式向部队下发了纠正通知，决定以“坚决打，争取停”的指导思想来统一全兵团的行动。

金城战役

这一次以促成停战为最终目标的反击战，前前后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志愿军步步反击，靠战场表现压着美国不得不回到了谈判桌上。面对李承晚一党的节外生枝，王平也十分气愤，他说：“我看他们还是欠揍！”

也正是考虑这种种局面，中央和志司才发起了金城战役。

为贯彻上级部署，志愿军决定选择金城以南地区的李承晚部作为对手。这一地区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敌军在阵地上构筑了大量坑道工事和碉堡、机枪巢等明暗火力点，并以交通壕相连接，形成多点呼应的环形防御体系。不仅如此，在阵地前沿，他们还埋设了大量地雷。

此外，敌军接到了来自美国的武器支援，实现了全面美械化：不仅步兵轻武器向美军看齐，各种支援火炮也都是按美军标准配置的。自恃防御工事坚不可摧，又有美式武器撑腰，敌军气焰非常狂妄不可一世，甚至还放出狂言，中朝军队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打不下他们的阵地！

在兵团召开的党委会上，王平着重阐述了金城反击战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对兵团有利和不利的条件。

司令员杨勇则负责部署战役具体方案：第20兵团拟以5个军组成西、中、东三个作战集团，从三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

由于此战的目标在于打掉敌人气焰、促成停战谈判，志愿军破天荒地集中了近1500门山炮、野炮、榴弹炮等武器，其中甚至还包括著名的苏式“喀秋莎”火箭炮。而与志愿军对峙的敌人部队虽然也配置了美械火炮，但无论数量还是火力强度都不及解放军。

因此在这场战役中，出现了朝鲜战事中极为罕见的中朝一方火力压制场面。

金城反击战役历时15天。志愿军共毙伤敌7.8万余人，其中第20兵团歼敌五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250余架，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各种火炮423门，枪支六千余支。

金城战役的成功迫使敌人重新权衡利弊，李承晚政府不敢再继续叫嚣，而美国人也意识到再多拖一天，只会增加一天的损失。这一局面促使敌人接受停战谈判，宣布从22日起朝鲜全线停火。

如同事先预计的那样，金城反击战果真成为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场恶战。

朝鲜停战之后

从1955年开始，王平动身离开朝鲜半岛回到国内，主要担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的职务。

动员部是一个全新成立的部门，并没有已成前例的业务程序、工作制度和经验可以沿袭，可是工作必须得做，问题必须得一一解决。王平作为动员部的第一任部长，几乎完全是从无到有、从零做起，创设了这个部门的一整套制度，为动员部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7年，王平再次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政委。这个时期志愿军的任务和战争期间相比，已经大为不同：一是加强战备，警惕敌人的突袭；二是协助朝鲜恢复经济。

对敌方面，由于美国人一直持续在朝鲜制造紧张局面，频频违反停战协定，志愿军必须警惕关注此类挑衅。仅仅五年时间，来自美方的挑衅行为就多达近八百起。

另一挑战则来自战争平息后、逐渐滋生于内部的麻痹心理。王平是政委，长期致力于部队政治工作，他敏锐地发现了部队政治思想的改变：生活上开始追求享受，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纪律要求时有松懈，甚至出现了“大国主义”的思想苗头。

在他看来，这些苗头都是十分值得警惕的。例如1956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赶到平壤参加授衔仪式，上千辆汽车造成了交通混乱，平壤交警处理不了交通疏导的问题，最后不得不调来志愿军指挥。

此事在当时就引发了“志愿军军管平壤”的说法，虽然朝鲜一方十分克制，但对内对外造成的影响都非常不好。此后，还发生了朝鲜领导途经志愿军警戒区、遭遇阻拦的事件。

这些事件给王平敲响了警钟，他专门召开会议、严肃商讨此事。会上以中央领导和军委的指示作为原则，结合实际情况整理了十条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有效地整顿了志愿军的思想和纪律。

1958年10月，王平带领志愿军回国，圆满结束了部队在朝鲜半岛的任务。

参考信息：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三杨”；陕西党建网

王平政治思想工作二三事；2021年03月18日；人民政协报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180师创造奇迹；2009年03月08日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