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名字的看重，不仅体现在孩子身上，在择校时，校名是否合心意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一个响亮的校名就如同金字招牌，能为学校增色不少。很多高校深谙此道，在更名这件事上各显神通。

2023 年，教育部重启本科高校设置和高校更名工作，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高校名录，今年共有 15 所本科高校成功更名。高校改名的风潮曾一度盛行，也曾受到限制。总体来看，高校改名的偏好有何变化？改名对招生数量和质量真的有改善效果吗？

【高校更名风向标】：从'小而精'到'大而全'的华丽转身

在追溯1981年至2023年间教育部记录的本科高校名录变迁时，一条鲜明的高校更名趋势跃然纸上：“地域拓宽，格局放大”，这已成为众多学府更名路上的共通选择。

据统计，超半数的校名变更案例——总计166次，都围绕着提升地域覆盖表述，力图展现更为宏大的办学视野与影响力。

地域名称的升级，如同一张张教育版图的扩张图谱，背后映射的是院校从城市走向省份乃至区域，乃至全国的雄心壮志。

以滨州学院变身山东航空学院为例，校名的变动直接将学院的地域标识从市级晋升至省级，实现了地缘影响力的显著跃升。

类似地，华东政法大学在2007年的独立重生，不仅标志着其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正式剥离，更是一次由地方迈向区域的行政层级跨越。

而这场地域名称升级赛的终极目标，莫过于冠上“国字号”，这几乎等同于教育界的“金字招牌”。

中国传媒大学，其辉煌蜕变始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旧名，正是这一转变的最佳例证。自1981年以来，已有11所高校成功跻身“国家队”，荣获国字头校名，其中包括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计量大学等7所非首都高校，它们虽分布四方，却共同承载着“国字号”赋予的荣耀与期待。

在高校更名的棋盘上，策略多样，各显神通。当直接晋级至省级乃至国家级命名难度加大，不少学府采取迂回战术，选择“半步升格”，比如钦州学院摇身变为北部湾大学，巧妙借力区域特色，实现品牌升级。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在转型独立后，以“中原科技学院”之名重装上阵，虽然未及大区或国家级别，但“中原”一词的历史文化底蕴，无形中拓展了其文化版图与想象空间。

在热门大区命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部分高校另辟蹊径，通过调整字序，以“东华”、“北华”、“南华”等命名，巧妙规避竞争，如中南工学院与衡阳医学院合并后，以“南华大学”之名横空出世，虽未直接标注地域，却在名称上实现了跨区域的辐射力。

更有甚者，直接摒弃地域限制，以更广阔的视角重塑品牌形象，例如北京对外经贸学院蜕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此举看似简单，实则隐含了向国际舞台迈进的雄心壮志。

高校更名的另一重天地，在于专业名词的精心编排。据统计，超过半数的更名高校倾向于在名称中嵌入“理工”元素，紧随其后的是“工业”与“科技”，这些词汇的高频出现，折射出不同时期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强烈需求及国家发展导向。与此同时，一些传统行业标识，如“纺织”、“煤炭”、“水产”等，则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显示出专业领域的兴衰更迭与时代变迁。

高校更名不仅是文字游戏，更是教育领域对自身定位、发展战略及时代脉搏精准把握的综合体现。每一处改动背后，都藏着对未来的深远考量与精心布局。

步入千禧年后，高等教育领域的校名变革中，"电子科技"与"信息工程"犹如闪耀的新星，频繁成为众多高校更名的首选词汇。

这一趋势深刻反映了宏观政策导向对教育领域的形塑力量，以及社会对科技与信息领域专业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昔日辉煌的专业如"纺织"、"煤炭"、"水产"、"广播"等，在校名的更迭中渐渐淡出，成为历史的注脚。

"大学"之名：实力与机遇的双重较量

在教育的殿堂里，"学院"与"大学"之分，往往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它承载着公众对于教育层次和学术地位的直观印象。尽管丰富的地域色彩与前沿的专业术语能够为校名增添一抹亮色，但归根结底，教育机构的办学层级才是衡量其含金量的首要标尺。

不少名声在外的“学院”，即便底蕴深厚，也难免在自我介绍时因少了“大学”之名而略显底气不足，这背后隐藏的是社会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大学"似乎天然更具吸引力和权威性。

在这场名誉与未来的竞赛中，不仅是怀抱梦想的学生，连高校自身也迫切渴望完成从“学院”到“大学”的华丽蜕变，因为在一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名录上简简单单的“学院”二字，或许就足以让不少求学者和家庭在选择时按下暂停键。

于是，一场关于提升与变革的大幕徐徐拉开。自1981年至当前，共有365所“学院”与16所“学校”历经磨砺，成功跨越门槛，升级为“大学”，完成了这场既考验内在实力，又依赖外部契机的“惊险一跃”。

这不仅是一次名称上的变更，更是对教育质量、学科建设、师资力量、科研成果等全方位的严格审视与全面提升。在这条升格之路上，每一步都凝聚着对更高教育理想的追求与实践，每一次成功升级，都是对“大学”之名实质内涵的生动诠释。

除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术业有专攻的老牌劲旅，学院的层次低于大学几乎是一种共识。

在金字塔式的高等教育格局中，国家对高校实行等级化管理和资源配置 [3]。层级越高，行政级别、支配权限等也自然水涨船高。这对高校来说，是实打实的资源和优势。

成为大学，有时也需要时代的契机。1977 年恢复高考后，高校扩招，建设飞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北京航空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一众知名高校，都是在八十年代成为了“大学”。

而近些年，异地办学政策的收缩，也让一批异地办学的附属院校与原来的大学脱钩，自立门户。

教育部于 2017 年规定“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跨城市、跨省建设新校区 [4]。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中也规定，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其他高等学校曾使用过的名称。由独立学院转设的独立设置的学校，名称中不得包含原举办学校名称及简称 [2]。

在这两重政策之下，“转设”因此成为 2017 年后学校更名的重要事由，有 97 条更名记录都是为了刨除校名中的“前缀”。

不少高校趁转设的机会，从“学院”自然而然地升级为“大学”。如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转设后成为“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转设后名为“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虽然失去了相对更响亮的头衔，但也借此机会升级成了大学。

在 2023 年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本科高校名录中，学院数约是大学数量的 1.6 倍，两者越来越接近。

改名之后：高校的“改命”之路是否坦荡？

高校更名，诚然是一场旨在提升形象与吸引力的主动出击，但这一举动是否真能成为扭转乾坤的魔法棒？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

一方面，更名为“大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高校打开了招生的阀门。一项来自《教育与经济》杂志2016年的研究表明，每有一所高校完成更名，其招生规模平均约增长0.049%，揭示了更名对于扩大生源的积极作用[5]。

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效应更为显著，新校名仿佛一张磁卡，更易吸引当地学子的目光。然而，这种吸引力在信息不对称较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即对于那些相对陌生的省外高校，新颖的校名往往能激发更多好奇与兴趣，而对于本省学生而言，由于对学校背景更为熟悉，更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则有限。

另一方面，更名对于提升生源质量的效果则显得更为微妙且短暂。以河南省为例的研究显示，虽然高校更名能在短期内，尤其是更名后的头一两年内，对吸引优质生源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效应并不持久，大约从第三年开始，所谓的“名校效应”便开始消退，生源质量的提升不再明显[6]。

高校之所以陷入“命名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高等教育环境变化的影响。随着大学教育普及化，生源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高校招生已从过去的增量竞争转向了存量博弈的时代。

因此，更名或许能在短期内为高校赢得一定的关注与优势，但长远来看，提升教学质量、增强科研能力、优化校园文化和培养杰出校友，才是决定高校能否真正“改命”，在高等教育的长跑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招生战局新变局：高校更名的困境与挑战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滑，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拐点。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的警戒线，而到了2022年，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首现负值，标志着中国正式踏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动预示着，未来参加高考的考生群体将持续缩减，预计从2034年、2035年开始，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完成高考，高校间的招生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学生及家长的选择变得更加理智与审慎。网络论坛、社交媒体上关于高校的各类评价、经验分享随手可得，高校如同餐饮业一样，接受着大众的公开评分与点评。

这种环境下，“望名生义”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高校的真实教育质量、学生体验、就业前景等硬核指标成为了择校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高校更名之路也迎来了新的规范与挑战。《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的出台，明确要求高校应保持名称的稳定性，规定了同层次更名需至少间隔10年，这无疑提高了更名的门槛，使得高校不能再轻易通过更名来快速提升形象或短期内吸引更多生源。

正如经典台词所言，“什么名人，不就是个人名嘛？”对于高校而言，无论校名如何更改，最终能否赢得学生与家长的认可，关键在于其实质性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实际受益。

在网络口碑与真实反馈的双重考验下，任何虚浮的“更名红利”都将是短暂的，唯有深耕教育内涵，提升教学与科研实力，才能在未来的招生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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