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民警追寻32年，为了一个家庭的再次团圆

有了新的线索，三人看到了希望，但接下来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又一次大海捞针式的排查工作。

文丨新京报记者赵敏

编辑丨杨海

校对丨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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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6430字阅读12分钟 32年后，钟波终于被找到。 2024年11月9日，认亲仪式上，“欢迎钟波回家”几个字出现在每个人的口中、悬挂的电子屏里、以及被高高举起的红牌子上。 1992年5月2日，四川雅安，还是5岁小孩的钟波在家附近的农贸市场被人贩子拐走。五代雅安民警，四赴福建寻找，但每一次的调查，都因线索中断无法继续。“一定要找到钟波”，这口气在他们心中憋了32年。曾经，那些贴在大街小巷的寻人启事、报纸上的新闻、电视台循环播放的寻人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标题，“钟波，你在哪里？” 如今，这份呼喊和寻找有了结果，钟家所有人和参与寻找的民警都说，结果是圆满的。但在圆满之外，蔓延了32年的遗憾和伤痛还在等待修复。

2024年11月9日，在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举办的认亲仪式结束，钟波及其家人、部分参与此案的民警一起合影留念。图源：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

找到钟波

2024年10月底，雅安市公安局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胥珍澎从同事手中拿过那张疑似钟波的照片，一张37岁的脸，与5岁时的钟波相比，几乎看不出相似之处。但他肯定，照片中的人就是钟波。这个51岁老刑警的眼睛，扫描过数不清的人脸、物证，能锁定最微小的细节。在他看来，这位“钟波”和他的父亲钟德怀有一样的气质和神态。 2021年，作为接手钟波被拐卖案的第四代民警，胥珍澎和钟德怀打过很多次交道，也是自那时起，钟波5岁时的脸，连同许多未破案件的受害人的面孔，一同印在他脑中。 “钟波”人在福建厦门，胥珍澎马上联系到当地派出所，请他们帮忙前去采血。DNA比对的结果验证了他的直觉。他们找到了钟波。 “啊呀，太激动喽，我真的太激动喽。”胥珍澎挺直身子，声音响亮。“终于能给人家一个交代。”走，去钟德怀家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招呼办这个案子的同事一起去。但钟德怀和毛世友夫妇的反应却有些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好像没那么激动。胥珍澎问钟德怀的妻子毛世友，“你高兴不？”毛世友愣愣的，“高兴啊，我儿子找到了我怎么不高兴。” 61岁的钟德怀记得11月初的那一天，妻子毛世友正在发病——钟波走丢后，她的情绪状态每况愈下，几年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这么多年靠吃药和打针维持。另一方面，夫妻俩总是收到“没有找到”的通知，他们不敢相信，孩子这次是真的找到了，还以为民警是在宽他们的心。 65岁的退休民警刘伯丽接到了胥珍澎的电话，她作为第二代民警，分别参与寻找钟波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行动。她积攒了好多问题想要问钟波，“2008年、2011年，我们几乎把福州、广州有关的地方都扫了一遍，都没有找到他，他到底去了哪里？”刘伯丽一定要见到钟波。胥珍澎要再去一趟福建，接回钟波，也为厘清案情。这是雅安公安找钟波的第五次行动了。去之前，他再一次来到钟德怀夫妇家，告诉他们，“要给你们把儿子接回来了”，“好好好，谢谢你们哦。”这次他明显感受到了毛世友的高兴与激动。钟波回来了。飞机降落在成都，刘伯丽早早等在那里，见到第一面，她拥抱了钟波，对他说，“孩子你可回家了。” 她伸手去摸钟波的右眼角，那里有一条疤，是他脸上的明显特征。“是的，是钟波。” 回雅安的车上，刘伯丽坐在钟波旁边，她对钟波说，“阿姨没把你找回来，心里好难受，我到退休都觉得这是我欠你们的债，欠人民群众的债。” 这份愧疚在每一个接手案子的民警心中。城市不大，他们与钟德怀夫妇抬头不见低头见。刘伯丽见过更年轻时的毛世友，那时，毛世友在公安局旁边的菜市场打扫卫生、帮忙卖菜，每次见面都往她手里塞水果蔬菜，有时会抓着她的手问，“刘姐，我儿子是不是不在了？” 蹬三轮车的钟德怀为刑警大队的食堂送干货，胥珍澎常常能见到他，“他见了人就笑。”但胥珍澎知道，钟德怀和家人这些年不容易。孩子迟迟没有找回来，他见到钟德怀，很多话说不出口，也不知如何说，只好打个招呼就过去。现在钟波终于要回家了。刑警大队在四楼的食堂为钟家设了认亲仪式，参与第三次行动的民警周兰芳来了，钟家的小女儿钟丽萍从成都赶回，来见这个从未谋面，却一直存在于她整个人生中的哥哥。

“娃娃掉了”

1992年5月2日，正逢雅安县城的“坝坝会”，这是一个当地延续多年的物质交流会，各种摊贩聚集，很是热闹。毛世友正是忙的时候，她在离家不远的苍坪路农贸市场帮忙卖菌子，丈夫在皮鞋厂上班。夫妇二人勤苦、肯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带着8个月大的儿子钟波，从泸州的农村老家投奔在雅安工作的大哥，把家安在了皮鞋厂门口一间木板房中。 5岁的钟波当时在农贸市场门口玩耍，等夫妇二人想起孩子时，却发现孩子找不见了，“怎么办啊，娃娃掉咯。” 钟德怀的大嫂彭永彬记得，他们发动全家人，找遍县城和附近的村子，张贴寻人启事，都没有找到人，钟德怀到当地最近的派出所报了警。他没有心思继续上班，到处找孩子，哪里有消息，就去查看，毛世友也无心做生意，整日在家哭泣。两年后的1994年，雅安市公安局专案组抓获3名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嫌疑人，破获拐卖案件6起，初步还原了钟波被拐卖的经过。钟波与4个小男孩和1个少女一起被邻居高某富拐走，交给一个叫杜某秀的女子，后又被转给杨某继续贩卖。 6人分别被卖到山东和福建，其中，人贩子杜某秀带着钟波辗转岷山县、洪雅县等地方，后乘坐火车到广州，再到福建，把他卖给福州一个菜市场里名叫彭某芬的摊贩。案件侦破后，雅安市公安局在全局抽调民警组织解救，7月，刑警重案组奔赴山东，打拐办主任带队赶到福建。钟德怀也跟着民警一同前去，怕当地买家不肯放孩子回来，他带了两万块钱，准备用钱赎回孩子。对夫妇二人来说，在那个“万元户”都稀有的年代，两万元不是小数目，他们拿出了所有积蓄，借遍了亲戚朋友，东拼西凑才有这些钱。但他们还是没能找回孩子。彭某芬闻风而逃。之后，民警根据前期取得的信息，赶到福清市三山镇一户人家，却发现他们家中的孩子并非钟波。寻找钟波无望，民警继续解救其他被拐的孩子。被高某福拐的6个人中，只有钟波没有被找回家。钟德怀满心落寞，“跳江的心都有了。”而毛世友得知孩子没有找到，多次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他们觉得是自己的失误才失去了这个孩子。”钟德怀大哥一直在弟弟困难时照顾他的家庭，想起那时的场景，大嫂彭永彬只能用“太惨了”来形容。为了让钟德怀和毛世友继续生活下去，她劝两人再生一个孩子。起初二人不愿意，她用“生一个孩子，替你们找钟波”的理由劝动了夫妇俩。 1996年年底，女儿钟丽萍出生，日子得以继续下去，钟德怀靠蹬人力三轮养家，毛世友偶尔做一些帮工补贴家用。但失去孩子的家庭始终被阴影笼罩。他们紧紧盯着女儿，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如果不得已要出门，就把她反锁在家中。 28岁的钟丽萍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是被禁锢的，没有朋友。”即使是现在，妈妈每天也会给她打三四个电话，确认她的安全。钟丽萍上幼儿园时，毛世友经人介绍在幼儿园做工。做医生的大嫂彭永彬注意到她的不对劲：她总是把幼儿园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经常说有人要整她们家、整她女儿。 “一开始我只当她胡言乱语，后来才知道是她精神出了问题，不得不到医院打针。”彭永彬知道，幼儿园的小孩让毛世友想起了自己失去的儿子。

寻找中间人贩子

1997年后，公安系统内部推进业务改革，部门设置也有所调整，打拐办被并入刑警大队。钟家则像被留在原地。担心孩子回来找不到家，夫妇二人决定留在雅安，钟德怀继续蹬着人力车赚钱，照顾常常发病的妻子。钟丽萍记得，每年过年邻居家都会挂灯笼，她问爸爸为什么他们家不挂，爸爸会回答她，“等你哥哥回来再挂。” 2006年，钟德怀找到刑警大队再提寻找儿子的事情，侦查员刘伯丽接待了他。那时，刘伯丽46岁，也是一位母亲，她理解同为母亲的毛世友失去孩子的痛，也知道钟家的困难，“钟德怀蹬三轮车，载一个人两块钱，非常不容易。”

钟德怀指着的已被拆掉的地方，曾是他们的家，钟波丢失前住在这里。新京报记者赵敏摄她找到当年参与第一次解救的民警，找到拐走钟波的人贩子高某富了解情况，去法院调档案，重新收集所有信息后录入系统，单独列为“钟波被拐卖案”。还是要去一趟福建。2008年初春3月，刘伯丽、胡智勇和参与第一次解救的向平来到福州。但彭某芬开菜摊的菜市场已经被拆掉，无法找到人。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下，他们通过彭的丈夫陈某发得知，彭某芬已到国外打工，1992年，彭某芬将钟波转卖给一个在福清市捡破烂、名叫“依兰子”的女人。第一次解救时去的地点是福清市三山镇，于是他们先把寻找“依兰子”的目标定在那里。坐大巴、小巴，一路从县城到镇上，再到村里，他们排查了三个行政村中与“依兰子”年龄相仿的妇女，但一无所获。七天过去，没有找到人，刘伯丽连着好几晚睡不着。第八天，刘伯丽来到福州电视台和福州晚报社，求助他们帮忙寻找钟波。她操着蹩脚的普通话接受了采访，讲述钟波被拐的节目在当地电视台滚动播出，一篇以“只要知道孩子活着就够了”为题的报道在《福州晚报》付梓刊印。刘伯丽讲到钟波母亲因孩子被拐，精神失常的情况时，忍不住流泪，报社的记者抓拍下她流泪的眼睛，登在了报纸上。不少人通过报纸联系到他们，但经过DNA比对后都被排除了是钟波的可能。“依兰子”的寻找没有突破，而陈某发坚称无法联系到彭某芬，调查又一次进入窘境，他们只好撤回四川。与此同时，钟波的家人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孩子，彭永彬回忆，她联系了宝贝回家网站，也联系央视《等着我》栏目。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刘伯丽先想到钟波这个案子，为钟德怀夫妇采血入库。也是自2009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各地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刘伯丽对那个阶段印象深刻，她感觉到，“打拐工作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1年，钟波被拐卖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好消息也再次从福建的公安机关传来：彭某芬可能回国。接到消息后，雅安公安组织了第三次行动。 7月9日，51岁的刘伯丽、同事魏启明，以及27岁的刚从事刑警工作没两年的周兰芳，一同前往福州。在陈某发住所外，他们连续几天蹲守彭某芬。夏天，福州高温湿热，蚊虫多，十多年后，刘伯丽还能记得空气中弥漫的海腥味。

2011年，刘伯丽（右一）和魏启明（左一），在福州市寻找、蹲守陈某发。图源：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 7月12日凌晨5点，他们抓到彭某芬。彭某芬交代，当年她介绍一位叫“余英”的人，从杨某手中买走钟波。有了新的线索，三人看到了希望，但接下来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又一次大海捞针式的排查工作。得先找到“余英”。周兰芳回忆，在福清市三山镇找“余英”未果后，彭某芬回忆起，有一个叫“颗粒”的人可能与“余英”认识。将所有可能的人物一个个排查筛选后，三人找到了“颗粒”。据“颗粒”讲，“余英”十多年前已经死亡，她有一个小女儿叫“亦兰雅”，丈夫叫俞某金。由于年代久远，为了找到俞某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查阅老的户籍底册档案。三山镇常住人口十万多人，在三山派出所的协助下，他们翻阅了四套共78本户籍档案册。巴掌大的户籍底卡被一张张翻过，终于，周兰芳在1964年的一本户籍档案册内查阅到一名叫郭玉英的女性，她小女儿的名字按当地人叫法正是“亦兰雅”，郭玉英户籍底册上的照片也被彭某芬辨认出来。找到人后，民警确认郭玉英确实已死亡多年。不放弃的民警继续走访排查郭玉英及其丈夫的家属，但也没有发现。线索再次中断。刘伯丽想不通，明明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踏破铁鞋啊，怎么还是没有找到人？” 刘伯丽形容，三个人“灰溜溜地回来了，心里边总觉得没有交账。”对她来说，作为刑警，没有破的案子会一直背在身上。

老刑警和新技术

在钟家，钟丽萍从小就知道，她还有一个哥哥，但钟波这个名字是一个禁区，她不敢提起，怕惹妈妈伤心。上小学时，她在学校看到一份报纸上登的寻人启事，配着一张哥哥的照片，他偷偷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句，“远方的哥哥，你在哪里？我在这里的生活很难过、很难过。”信写好了，她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 2018年，女儿钟丽萍考上大学，要离开家了，父母交代女儿：“以后如果你哥哥找到了，我们不在了，你要记得跟我们说一声。” 大三那年，母亲再次发病，她和父亲不得不把母亲送去住院。回家的路上，父女俩坐在河边，父亲哭了起来，那是她第一次见父亲流泪。警方从未放弃过这个案子。2021年，公安部在总结2020年命案积案攻坚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团圆”行动，钟波被拐卖案再次重启调查。案子交到雨城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胥珍澎手中。他重新梳理案卷，发现有两处不解。一方面，陈某发是当地人，彭某芬是早先被从四川南充拐卖到福建的人，她并不熟悉当地，陈某发身上是否有可以继续突破的地方；另一方面，第一次解救时，民警为何直接到了福清市的三山镇？他再次找到钟德怀和毛世友，以及当时一同丢失孩子的家属，还有历次去找孩子的民警，想找到还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

2021年，胥珍澎（左一）和胡平（中）走访了解案情。图源：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胥珍澎是一个老刑警了，他感受到技术的发展给侦查工作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现在很多案件坐在办公室就可以把它破了。”但找一个孩子，得扎扎实实地去打听、询问、跟人打交道，用一种“老”的侦查手段，也是最基础的调查方式。 29年后，胥珍澎带上两位年轻的民警，再次踏上去福建寻找钟波的路。在福清，他们把当年当地派出所参与帮忙的人都回访了一遍，到每个村镇了解情况，晚上去找当地村干部聊，寻找当年陪之前的同事到三山镇找的“娃娃”，询问为啥当年直接从福州到了福清的三山镇。他们也试图通过自媒体平台找人。胥珍澎的一个朋友利用和自媒体平台合作的机会，自己掏钱把钟波父母寻找孩子的视频往福建地区推送和投放。 “但都没得结果。”干了半个多月，没办法了，就只能在彭某芬夫妇身上下功夫。陈某发已因脑梗瘫痪在床，彭某芬 “嘴很铁，就是不说娃娃在哪”。再次铩羽而归。回到四川，胥珍澎按照自己的工作习惯，把所有的内容都整理出来，以方便此后接手这个案子的民警。 2024年初，29岁的高双龙来到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担任中队长，按照刑警大队的传统，“没破的案件，要交给后面的人”，他作为第五代民警接过钟波被拐卖案。像之前每一任前辈，得熟悉案情，筹划工作，走访调查，重新采集钟波父母的近照信息等。

2024年，高双龙（左一）和同事在雅安当地再次走访，了解案情。图源：雨城区分局刑警大队很快，他们等到了一个机会。公安部的打拐会战中，一位同事带去了钟波的案子，根据此前收集到的线索进行筛选，最终在厦门找到一个特征相似的男子。 11月7日，DNA结果显示，该男子就是钟波，“钟波被拐案”有了终结。对钟丽萍来说，那些黑暗的日子也终于有了终点。“这些年有太多心酸的时候，但都已经过去了，哥哥回来了就好了。” 钟波也一直在等待。胥珍澎还记得和钟波打第一通电话时，他一上来跟钟波讲“你是四川的娃娃，被拐到福建，现在DNA比中了……”正说着，钟波问了胥珍澎一句，“他们还好吗？” 哥哥终于回家了。认亲那天，一大早钟丽萍和表姐就去订了两束花，她为哥哥选的是向日葵，她说那是太阳的颜色，象征着希望。花被毛世友拿回家做成干花，中间插着她自己用毛线织的花朵，摆在客厅里的沙发靠背上。沙发一角的包里，放着儿子寄给他的礼物，她舍不得用，小心地把它们和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放在一起。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儿子，钟德怀夫妇不敢要求更多。认亲仪式结束后，他们和钟波回到了各自的生活。夫妻俩想着，自己能做的就是照顾好身体，不给钟波增加压力。刘伯丽的疑问始终没有得到解答。钟波的养母已经去世，关于他如何从三山镇到了厦门，是否是被转卖过去的，已不得而知。胥珍澎想起这32年，偶尔会闪过一些小的遗憾，“技术帮忙一下子找到孩子，好像看起来我们前面的工作都没有帮上忙。” 有朋友安慰他，正因为前面做了许多工作，为后期的技术比对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最终找到钟波。 2021年，他48岁，接过了那桩棘手的积案。“一点信心也没得。”但他想起自己常跟年轻的同事说，“刑警是案件侦破的最后一道防线，连我们都不去尽全力做，受害者还能有希望吗？” “只有去做了，才有破案的可能，很简单的道理。”他这样回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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