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寄封讽刺信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完只回了6个字
世人皆知赵一曼是抗日女英雄，却鲜少有人知晓，她的独子陈掖贤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特殊的信。那是1960年的一个秋日，一封用《忆秦娥》词牌写就的信件送到了中南海，信中字字珠玑，句句泣血，道尽了一个烈士之子对时局的忧思。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后久久沉默，最终只说了一句＂他是可怜孩子＂。为何一个烈士之子会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这样一封讽刺信？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际遇？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母亲的牺牲与身世之谜
1936年的东北，寒风凛冽。8月2日凌晨，日军特务队突然包围了哈尔滨一处秘密联络点。赵一曼在激烈的枪战中身负重伤，被日军逮捕。在随后的审讯中，日军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铁烙、竹签、电刑，赵一曼咬紧牙关，始终不吐露任何组织情报。最终，日军将她押送至东北巡警司令部。
在前往刑场的路上，赵一曼在颠簸的列车上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她年仅7岁的儿子陈掖贤。然而，这封饱含母爱的遗书，在战乱年代辗转多年才终于送到陈掖贤手中。
对于年幼的陈掖贤来说，母亲的离去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1930年，当赵一曼决定投身革命事业时，为了保护年幼的儿子，她不得不忍痛将其交由丈夫陈达邦的大哥抚养。此后，母子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直到195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当时的全国妇联收到一封查询信，信中提到要寻找一个叫李一超的人。这个线索引起了当时妇联主席蔡畅的注意。经过详细调查，终于确认李一超就是赵一曼的原名。
1956年，已经27岁的陈掖贤终于得知了震惊的真相：自己的母亲竟然就是那位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雌赵一曼。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他难以置信。当年那个将他托付给亲戚抚养的母亲，竟然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烈士。
为了寻找更多关于母亲的记忆，陈掖贤辗转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遗物和那封绝笔信。信中写道：＂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在随后的调查中，陈掖贤逐渐拼凑出了母亲生平的点点滴滴。1935年，赵一曼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组织领导过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她不仅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滨江抒怀》等诗作。然而，这些英勇事迹，直到她牺牲二十年后才被世人所知。
在确认母亲身份后，相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赵一曼牺牲的具体细节。通过幸存战友的回忆和相关档案记载，赵一曼最后时刻的英勇形象逐渐清晰：她在狱中写下绝命诗，用生命诠释了＂誓志为国不为家＂的壮烈誓言。这些零散的信息像是一块块拼图，最终在陈掖贤面前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二、烈士之子的坎坷人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的人生似乎迎来了转机。他进入了江南一家纺织厂工作，凭借勤恳的工作态度很快成为技术骨干。然而，这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破。由于在一次工厂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改进生产工艺的建议，这些建议被某些人曲解为＂对现行制度的不满＂，陈掖贤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右派分子＂的帽子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困境。陈掖贤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改做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更令人讽刺的是，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是烈士赵一曼的儿子。他每天默默承受着政治运动带来的煎熬，却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实身世。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陈掖贤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在农村的日子里，他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批斗会。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工作的热情，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了多项改进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被视为＂对集体劳动的不信任＂而遭到批评。
1959年，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急剧减产。在农村，陈掖贤亲眼目睹了饥荒带来的惨状：村民们以草根树皮充饥，有的甚至因饥饿而死亡。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开始思考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上刊登着歌颂丰收的文章，与他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让他感到困惑和愤怒。他开始用母亲生前最擅长的方式——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陈掖贤选择了《忆秦娥》这个词牌，写下了一首讽刺性极强的词作。词中既有对当前困境的直接描述，也有对政策失误的含蓄批评。这首词最终被他写成一封信，寄往中南海。这个决定，或许是受到了母亲赵一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影响。
1960年秋天，这封信经过层层转交，最终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信中的内容不仅涉及了当时的粮食问题，还谈到了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直白的批评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考虑到陈掖贤的右派身份，这封信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勇气。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封信并没有给陈掖贤带来更多的政治灾难。相反，由于信中提到了他是赵一曼的儿子，这个身份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毛主席在看完信后，只说了＂他是可怜孩子＂这六个字。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暗示了对这位烈士之子的同情理解。
尽管如此，陈掖贤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他继续在农村劳动，直到1961年才被允许返回城市。回到纺织厂后，他依然从事着最基础的工作，直到1978年才最终平反，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三、一封讽刺信的诞生过程
1960年的中国正处在特殊时期，陈掖贤在农村亲眼目睹了这场灾难。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反复修改这封写给最高领导人的信。这封信采用了《忆秦娥》词牌，但与传统的抒情词不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的深刻观察。
这封信的写作过程极为谨慎。陈掖贤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借着油灯的微光写作。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写作方式：用诗词的形式来表达，既能传达信息，又可以避免过于直白的批评。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写作方式显示出了独特的智慧。
信的开头部分描绘了农村的实际情况。＂麦苗黄，望眼处尽是荒凉场。春来去，田园里，草木枯荒。＂这些词句生动地描绘出了农村的凄凉景象。随后，他又写道：＂晨钟暮鼓何时响，空对着，断垣颓墙。＂这些看似平常的描述，实际上暗含着对基层管理混乱的批评。
在信的中段，陈掖贤提到了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官声远，谁知民间疾苦长。虚报实，假话说，数字成行。＂这些词句揭示了当时一些地方官员虚报浮夸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部分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身份——赵一曼的儿子，这个身份的提及既是一种身份证明，也是一种特殊的申诉。
信的后半部分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往事思，几多英烈洒热血。今何在，满目疮痍，反问苍天。＂这些文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追思，也是对当前现实的无奈呐喊。在结尾处，他写道：＂愿得见，神州处处稻菽香。＂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期望。
这封信的写作充分展现了陈掖贤的文学功底。他继承了母亲赵一曼的文学天赋，能够用典雅的词句表达尖锐的现实问题。信中既有对现实的直接描述，也有含蓄的比喻，更有历史的映射，构成了一封内容丰富的奏章式书信。
在写作过程中，陈掖贤反复推敲每一个字句。他深知这封信的重要性，既要表达真实情况，又不能过于激进。他在信中多次引用古典诗词，用典故来暗示问题，这种写作技巧显示出他深厚的文化素养。
最终完成的这封信，总计约两千余字。信中既有对基层实况的描述，也有对政策执行偏差的批评，更有对国家前途的忧思。这封信不仅是一个烈士之子对现实的思考，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
寄信时，陈掖贤采用了挂号信的方式，确保信件能够安全送达。他在信封上详细写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通讯地址，这种做法显示出他对这封信负责的态度。这封信经过层层转交，最终在1960年秋天送达中南海。
四、毛主席的六字回应及其影响
1960年深秋的一天，这封来自烈士之子的信件经过层层转交，最终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当时，毛主席正在处理大量的文件和信件。这封用《忆秦娥》词牌写就的信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封信，神情凝重。读完后，他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他是可怜孩子＂。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多重含义。一方面，这表明最高领导人对赵一曼烈士之子遭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某种认知。
这六个字的回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尤为特殊。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如果涉及批评内容，往往会给写信者带来严重后果。然而，毛主席的这句话实际上起到了保护陈掖贤的作用。
随后，中南海办公厅专门派人对陈掖贤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来到陈掖贤所在的农村，详细了解了他的生活状况和工作表现。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陈掖贤虽然被下放劳动，但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在农业生产中多次提出改进建议。
1961年初，根据调查结果，有关部门对陈掖贤的处境做出了一定调整。虽然没有立即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但允许他返回城市工作。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他的生活条件，使他摆脱了农村艰苦的环境。
这封信的影响并不限于陈掖贤个人。通过这封信，一些基层的真实情况引起了上级的重视。1961年，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进行调整，包括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开展副业等政策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实施。
毛主席的这六个字回应，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显得格外珍贵。它既体现了对革命先烈后代的关怀，也显示出最高领导人对基层实际情况的关注。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字的回应并非正式的书面批示。它是毛主席在阅读信件后的即时反应，由工作人员记录在案。这种非正式的口头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更能体现出领导人的真实想法。
这次信件事件后，陈掖贤的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并未完全改变。他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继续在基层默默工作。直到1978年，他才随着全国性的平反运动最终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六个字的回应，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历史见证。它不仅记录了一个烈士之子的遭遇，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这个短暂的对话，最终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独特注脚。
五、平反后的晚年生活
1978年，随着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陈掖贤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这一年，他已经年过半百，鬓角染霜。平反后，他被安排回到原来的纺织厂，担任技术顾问一职，专门负责新设备的技术改造工作。
1979年春，陈掖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赵一曼烈士的传记资料。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系统整理母亲的革命事迹。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走访了东北多个地区，寻找当年与母亲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士。通过这些走访，他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0年，陈掖贤开始在工厂里为年轻工人讲述革命历史。他不仅讲述母亲赵一曼的事迹，还讲述了自己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这些讲述吸引了众多听众，其中不乏专程从外地赶来的革命后代。
1982年，陈掖贤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他多次就工业技术改造、教育发展等问题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来自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年，他还参与创立了一个革命烈士后代联谊会，定期组织会员进行交流活动。
1985年，陈掖贤退休后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遗物，其中包括一些未公开发表的诗作和书信。这些材料后来被整理成书，成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史料。他还经常应邀到学校作报告，向青年学生讲述革命历史。
1988年，陈掖贤参与了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的编纂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他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关于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活动的详细记载。这些材料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90年代初，陈掖贤开始写作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经历，也成为了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其中，他详细记述了1960年那封信的来龙去脉，以及毛主席的六字回应对他后来生活的影响。
1995年，年逾古稀的陈掖贤仍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他每天都要写一些文字，记录生活中的见闻和对社会的观察。这些文字后来被整理成多篇文章，发表在各类报刊上。他的文章风格平实，但往往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到了晚年，陈掖贤经常带着家人去母亲的纪念馆参观。每次参观，他都会给讲解员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大多来自他童年的记忆，为研究赵一曼的革命事迹提供了珍贵的补充材料。
2000年初，已经八十多岁的陈掖贤仍然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尤其关注革命传统教育，经常应邀到学校作报告。在报告中，他总是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