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爱讲述那些英勇壮烈的故事，但往往忽略了它们所造成的后果。
今天的事儿，就像是讲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小缩影，说的是一户寻常人家里的三兄弟，他们仨代表了近代史上三个挺关键的角色：
党员同志，庄稼人，还有国民党成员。
这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巨变也在他们家慢慢展现出来。他们家就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时刻。这一百年来，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家庭小事，都在他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祖辈到父辈，再到他们自己，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家族的故事。这些故事汇聚在一起，就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长卷，记录了他们家这一百年来的点点滴滴。虽然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但他们家的故事却历久弥新。每一代人都在传承和发扬着家族的优良传统，让这份宝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延续。而这一百年的波澜壮阔，也在他们家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伯伯名叫徐时云，他是我们县里头一个为了革命丢掉性命的大英雄。
每年县里头搞的爱国教育讲座，都会提到他的那些壮举，但对他怎么牺牲的，却只字不提。
我老是向老爸打听那件事，毕竟是我爸给大伯料理的后事。可每次一提这茬，老爸就闭口不谈。
过了整整57个年头，因为要搞建设，埋着伯伯的那块墓地得腾出来给工程用了。
伯伯要住进新房子了。这次轮到我负责给伯伯迁坟。
我一点一点地挖开土，渐渐看到一些发白的骨头露了出来。那时候的棺材啊、衣物啥的，都烂得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我在地上放了一张大红布，红色嘛，既能避邪又图个吉利。我还特地给伯伯弄了个像手提箱那么大的小棺材。现在，这小棺材足够把伯伯放进去了。
伯伯的骨头，除了头和牙齿那儿，其他都挺全的。身子和四肢的骨头都保存得挺好，就是头没了，只剩下几颗牙齿和一些骨头碎片。
那时候，我眼泪不停地往外涌，哗哗直流。
我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当年那颗子弹究竟射中了伯伯身体的哪个地方，同时也明白了为啥父亲一直瞒着不让我知道这事儿。
因为打的是头部，把颅骨都给打碎了，这真的太狠心了。
因此，当爹去给大伯处理后事时，他特地绕了远路去买了一顶黑礼帽，用来遮住大伯那受伤的脑袋。
这顶黑礼帽，伯伯在世时特别喜欢戴，没想到最后却因它送了命。
我们这有个老话儿，说老大实在，老二厚道，家里头往往有个机灵的三小子。
我爸和他的两个兄弟就是这样。
伯伯打小就显现出能让家族荣耀门楣的本事，祖父早就认定他是家里的下一代领头人。
我们徐家，在常山县那可是响当当的大户。老一辈的祖宗辈分大，管着城里徐家的老祠堂，就是里择祠。他们还帮着照应些徐家人的田地、房子，在当地挺受人尊敬的。
当爷爷还在用老一套方法教育三个儿子时，上海那边发生了件大事，“五卅惨案”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就是工人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欺负工人，结果英国租界里的印度警察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上海那边的工人们一游行示威，很快就带动了全国好多大城市的工人们跟着行动起来。我那伯伯呢，那时候正好在县城里当学徒，他不仅和常山的老百姓们一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而且他自己还跑到上海去参加了游行。
上海那地儿，繁华热闹像个大秀场，各路英雄豪杰都在那儿碰头。在上海呆了三个多月，他不光是经历了革命的洗礼，还学会了上海滩那些新潮的派头。
那时候，我就迷上了戴礼帽，算是落下这么个“爱好”。
从上海回到常山那天，伯伯戴着一顶黑呢帽，穿着件挺直的中式上衣，走在街上，大多数邻居都没能认出他来。倒是旁边摆摊算命的老爷爷，一眼就瞅见了，说了句：“这不是徐家的大少爷嘛！”
祖父一听到消息，立马就在祠堂的大椅子上坐着等了。只要是徐家的子孙，从外面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得去拜拜祖宗，这是老传统了。
看到大儿子认认真真地给徐家祖宗磕头，老爷子虽然表面上还是板着脸，但心里头那悬了整整三个月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回到屋里，俩弟弟围着伯伯转，不停地问这问那。那时候，三叔徐国政才六岁大，他一把夺过大哥的帽子，立马就扣在了自己脑袋上。
那顶礼帽超级大，把叔叔的脑袋整个都罩住了。叔叔往上抬头，瞅着伯伯说：“老哥，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变得跟你一样。”
一家子吃完晚饭，爷爷把大伯叫到一旁，一本正经地跟他说，得赶紧找个新工作，准备成家了。毕竟，作为徐家的老大，这担子得挑起来。
不过，一旦人的脑筋转过弯来，想再让他糊涂下去就没门儿了。
那时候的中国，老一套的规矩刚被掀翻，新的规矩还没立起来，说白了就是乱成一锅粥，军阀们各自占地为王，打来打去，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没多久，北伐军的东路军里头那个第二十二师就到了常山，这一下可好，一个小县城里头突然挤进来了一万多号人，把以前的宁静全给打破了。
北伐军的招募小队天天在县城的大广场上轮着喊话，想多拉些年轻人来当兵。那位戴着新潮帽子，满脑子新观念的伯伯，已经拿定了主意，说啥都要加入北伐军。
伯伯穿上军装后，帅气得让人眼前一亮。祖父心里头一百个不愿意儿子去冒险革命，可也拦不住他。从那以后，祖父就整天关在屋里，憋着气不出来，连伯伯的面都不肯见。
老爸和叔叔一块儿把他送到了东城门口。这跟去上海示威可大不一样，伯伯心里清楚，子弹这玩意儿可不长眼。他叮嘱老爸，以后家里的大小事务，就全指望你了。
在北伐队伍里，伯伯特别受上司赏识。收复杭州那会儿，他成了第二十二师里头的一个宣传少尉科员。
当北伐军把上海夺回来时，他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祖父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紧回去见祖父最后一面。
伯伯急匆匆地跑回家，一推开门，却发现祖父啥事没有。心里虽然松了口气，可还是有点不高兴：老爸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瞎折腾嘛！
祖父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道，你是家里的老大，头等大事就是得孝顺父母，尊敬长辈。
伯伯根本听不进祖父的那些教导，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要打倒那些反动军阀。在家里硬着头皮熬了半个月，有天清晨，他瞅准家里人还在梦乡里，悄悄留了个字条，然后就溜回部队去了。
他压根儿没想过，短短半个月，北伐军里头就天翻地覆了。蒋介石带头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动手，搞起了武装叛乱。
伯伯的一腔热情被党内错综复杂的争斗给冷却了，最看重他的上司建议他回老家。伯伯感到十分沮丧，于是离开了军队，回到了常山。
爷爷乐开了花，盼着他能快点找个活儿干，把家给立起来。可大伯心里一百个不乐意，最后还是去了第二国民学校，当上了个小学教书先生。
此时的伯伯，他的目光并未落在荣华富贵之上，而是聚焦于党内那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他深知，在这片权力的漩涡中，不仅存在着中央派、元老派、第三党等诸多势力，就连看似团结的中央派内部，也暗流涌动，分裂成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多个小团体……
就在他琢磨着要搞点新花样的时候，有个人找上门来，说有个大活儿等着他干，不过这活儿风险可不小，弄不好得把命搭上。
1932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伯伯一个人走在街上，冷不丁听到有人喊他。他赶忙回头，没想到看到的竟是北伐战争时一起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这位老兵挺神秘的，说有机会要介绍我认识个人。那个人挺有搞头的，想在常山这边搞点名堂出来。
伯伯爱结交新朋友，立马就爽快地答应了，说晚上就安排见面。可战友却连连摇头，说不急不急，到时候要见了再跟他说一声就行。
瞧着对方那诡异的模样，伯伯心头猛地一颤，这家伙该不会是潜伏的地下党员吧？
县城里早就传开了关于地下党的消息，但要说他们具体是啥样的人，到底在干啥，大家其实都一头雾水，只觉得他们特别神秘。
过了几天，在一个傍晚时分，伯伯在战友的指引下，终于见到了那位神秘人物。
姜仁光是赣东北苏区的一位革命战士，他直接听命于党组织的领导方志敏。这次，他接受了组织的重要任务，要悄悄地去常山进行革命工作。他的目标是在那儿组建起一支革命队伍，并且开辟出一片新的游击区域。
到了常山地界，姜仁光就扮上了个蓑衣师傅的模样，挨家挨户走访查看。他转了好大一圈，最后相中了龙潭村的燕山那块地。为啥选这儿呢？主要是因为它地处三个县的边边上，要是游击区建在这儿，那以后浙江、福建、安徽这些地方都能照顾到。
姜仁光在农民工作方面很有一套，他到了龙潭村后，很快就适应了下来。有了村民们的援手，燕山半山腰上很快就搭起了两间简陋的棚子。
这两间简陋的茅草屋，有个挺大气的称呼，叫做闽浙赣三省交界游击指挥所。
组织一成立，姜仁光他们就开始行动起来，一边号召老百姓加入壮大队伍，一边四处找关系，想法子去劝说常山县的国民党军队反水。
姜仁光跟大伙儿讲述方志敏带头的革命故事，说那时候他们“斗地主、分田地”，还让“苦哈哈也能翻身享福”。
仅仅两个月时间里，就有大约五六百人站出来，打算参与起义，组建起自己的革命队伍。这里面啥人都有，有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农民，有教书的小学老师，还有对上面领导层心怀不满的军官士兵。
姜仁光觉得事情进展得太顺了，心里头反而有点犯嘀咕。他特别盼着能有人混进保安团或者警察局里头，这样一来，不光能随时打听点消息，还能多拉拢些军政的人手，到时候暴动也好有个内应。
这家伙很可能是暴动成功的重要角色，他们挑来挑去，最终决定让我的伯伯上。
徐家县有人能帮上忙，我那伯伯在国民党里混得不错，他绝对是能顺利进入警察局的最佳选择。
伯伯之所以答应加入暴动，一是因为他对国民党心存不满，二是因为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北伐经历。
那时候，国共两党正处于合作的高峰期，军队里不少头头儿都同时是两边的成员。他们靠着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在两边都能吃得开，说话也有分量。
伯伯心里头也琢磨着，要成为那样了不起的人物。
从燕山回家的这一路上，伯伯心情特别亢奋。他在简陋的茅屋里头就已经打定了主意，非得把这次行动搞成功不可，得给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争一口气，让他们也能有发言权。
第二天早上，他赶紧给衢州的堂哥打了个电话，想让堂哥帮忙牵个线，去县警察局找个工作。没想到堂哥一个电话过去，他就顺利进了警察局，还当上了科长。
事情进行得异常顺畅，顺畅得让人感觉不到丝毫风险。
龙潭村里，那个神秘的做蓑衣的师傅和那个戴着古怪帽子的男人，很快就让村民们瞅见了，觉得挺稀奇。
更让人觉得离奇的是，自从这群奇怪的人现身之后，那些以前经常来骚扰村民的土匪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群人到底是干啥的，居然连土匪都惧怕他们？
一天中午，那位乡长在半道上把姜仁光给拦了下来，直接问他到底是给哪户人家做的蓑衣。
姜仁光随便指了两个正在看热闹的村民，说给他们也做一份就行。
姜仁光其实并不会编织蓑衣，也从未帮别人做过。他走村串户，主要是在忙着鼓动大家起来暴动，让大家一起跟着他投身革命。
这个乡长啊，其实是个大地主，在当地名声可不太好，农民们暴动的时候，他还被列为攻击对象呢。他心存侥幸，觉得挑出的那两个村民不会背叛他。
虽然乡长那里勉强应付过去了，但姜仁光还是忍不住跟伯伯说，下次来燕山时，穿得破破烂烂点，最好再带上把镰刀。要是被人瞧见了，就说是进山砍柴的，还能防身呢，毕竟这一带强盗不少。
伯伯很讲究外表，他爽快地答应了以后会更加谨慎。虽说衣服可以穿旧的，但那顶礼帽他是坚决不愿摘下的。在伯伯眼里，这礼帽代表着他接纳新观念的态度。
进了警局后，伯伯就一直忙个不停。他不仅忙着收集消息，还私下里跟警员们交朋友、聊天，最后成功让好些警员答应，在发生暴乱时站在咱们这边当帮手。
所有事情都已准备妥当，就差最后那关键的一步了。
不久，就传来了红军成功拿下常山球川镇的好消息。姜仁光心里那叫一个激动，立马召集了暴动的主要成员开会。
接连两个晚上，大家都在开会，最后商量好，决定在10月15日一早天亮前动手起事。
暴动成功后，几路军队迅速在县城集结，重新组织起来。接着，他们就开拔到挨着江西的山地里，打算建立个游击基地，好跟赣东北的苏区连到一块儿。
姜仁光心里莫名地忐忑起来，他叮嘱伯伯，一定得盯紧警察局的动静，这事儿可关乎着好几百条人命呢。
第二天一大早，伯伯刚到单位，上司的电话就火急火燎地打过来了。说是警察局要跟军警一起行动，去收拾燕山那帮共匪。
就在他们商量着啥时候动手搞暴动那会儿，乡长的亲信躲在草房子外面，把他们的计划听了个七七八八。乡长一听这消息，吓得脸都白了，赶紧趁着夜色跑到城里去通风报信。
燕山那边起事的打算全让人给知道了。
伯伯心里急得要命，找了个机会，偷偷从警察局跑了出来，确定周围没人后，火急火燎地往燕山赶。等他赶到那破茅棚，发现几个主要的人还在全神贯注地写着告示呢。
事态突变，赶紧走人。
姜仁光把笔一甩，随即点起火来，把那些写好的布告和标语都给烧了，然后赶紧撤离。他吩咐伯伯跟着大伙儿一块儿撤。
伯伯摆了摆手。他作为家里的大哥，要是他走了，那一家老小可咋整啊？
就在不久前，伯伯把叔叔安排到了杭州，打算好好栽培他一番。
伯伯对叔叔有着特别深的情感，既是兄长又像父亲。他结婚以后，一直没有生育孩子，伯母有次说要不领养一个吧，但伯伯没答应。在他眼里，这个弟弟跟自己亲生孩子没啥两样。
伯伯打完北伐战回来，发现家里三弟变得更调皮捣蛋了。
有一天，叔叔带着几个放牛的孩子到河滩上，他们要比试看谁骑牛最厉害。其中有个小子，骑牛技术高超得很，居然能在牛背上倒立。他站在牛背上大声地说，要是有谁能让他从牛背上掉下来，他就认那个人当老大。
叔叔觉得自己没这能耐，心里憋着气，悄悄绕到牛身后，拿起赶牛的竹鞭子，使劲往牛屁股里一捅。牛猛地一惊，疯狂乱蹦，男孩被狠狠甩了出去，远远摔在一块光秃秃的石头上，结果三根肋骨给摔断了。
伯伯晓得这事儿，专门找祖父聊了聊，说老三要是学好了，那就是条出类拔萃的龙，可要是一走歪路，就变成了不起眼的虫。得赶紧好好管管他，不能让他偏离正道。
伯伯当第二国民学校的老师时，立马就把叔叔安排进了自己的班级，管得可严了。等他后来不教书了，还一直说要送叔叔去省城杭州读书。
他阅历丰富，明白大城市跟小地方的不同。不过，因为叔叔那会儿年纪还小，祖父一直拖着没点头。就在碰到姜仁光之前几个月，祖父总算答应让他带叔叔去杭州念书了。
肯定的是，伯伯除了牵挂家里人，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想着自己是国民党的成员，而且在警察局当着科长，堂哥又在市里做着少校参议，估计没人会往自己身上联想。
这次吧，他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
多亏了伯伯的快速通报，姜仁光这些地下党的关键人物都顺利逃走了。国民党那边派去“围剿”燕山的四队人马，结果扑了个空，啥也没抓到，最后只能随便抓了几个老百姓来充数交差。
但保安团并没善罢甘休。他们围攻燕山扑了个空，是因为有叛徒透露了情报，结果伯伯成了怀疑对象。
他溜出警察局那瞬间，就成了个没用的棋子。在常山县，就他老爱戴那顶礼帽，要找到他简直易如反掌。
伯伯在办公室里头被人家带走了。那时候，他正抄着警察局的文件呢，一看不对劲儿，赶紧把文件收好，钢笔也利索地套上笔帽，往胸口衣兜里一揣，帽子一戴，就这么离开了警察局。
燕山不吭声了，龙潭村也跟着静悄悄。可审讯室里头，那气氛紧张得要命。伯伯啥都招了：我说，我就是共产党，燕山那次暴动，我参与了。
问起还有哪些人参加了活动，以及他们现在躲在哪儿时，伯伯就像是个哑巴，啥也不说。
要是问一声，他不说，保卫团就会直接拔掉他一个手指甲。要是再问一声，他还是不开口，那就再拔掉一个手指甲。
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就开始动手打，打得他浑身是伤，皮都破了肉都露了出来。为了防止他逃跑，就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然后拴在柱子上。
伯伯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他一被抓走，家里整个就散了架。
全家人除了掉眼泪，一点辙都没有。爷爷虽说在当地挺受人尊敬，但手里没实权，费了好大劲东拼西凑了几十块银元想去求人帮忙，结果连人家的大门边都没摸着。
这事儿风险大得很，没人敢站出来。那会儿给伯伯引荐到警察局的堂哥，要不是因为后台硬，自己也得被扯进去，哪里还敢来替他担保。
审了13天，一点头绪都没摸到，保安团的人累得不行，心里也烦得要命。就在这时，衢处边防司令部来电，说要把我伯伯带走，说是要用来严明军纪。
那天正好是10月的27号。
伯伯被关在一辆轿车内，旁边跟着几个拿着真枪实弹的安保人员看管着他。到了常山汽车站，开车的师傅下车去给车子加水了。
伯伯使劲儿地把脑袋往车窗外探。汽车站大门那儿摆摊给人算命的老先生，一瞅见，简直惊呆了，心想这不是徐家的老大嘛！
算命的老头瞧出了伯伯那期盼的眼神，便假装闲逛似的走到车前，伯伯赶紧塞给他一张小纸条。
那是一封沾满血迹的信，算命的老头儿死死抓着它，瞅着汽车远远跑没影了，这才撒腿小跑着给咱家送了过来。
有些字被血给弄得看不清了：
爸妈，我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没啥冤屈要说。希望你们二老保重好身体，跟妻子说一声，让她早点找个好人家，别耽误了自己的未来……这是时云最后的话。
次日，伯伯被执行了死刑。
第三天，县里来人告诉我们，得去衢州把遗体领回来。
我爸这个人特别实在，他找了三个朋友，一块儿去了衢州南门，见到了伯伯的遗体。
老爸先给大伯置办了一口轻便的棺材，因为等会儿得抬着它走上大约40公里的路，要是棺材太沉，四个人可抬不动。
后来，老爸特地拐去了一家商场，挑了顶黑黝黝的礼帽回来。我原先琢磨着，肯定是因为大伯在世时特爱戴礼帽，老爸这才去买的。
过了整整57年，我终于搞清楚了这顶黑礼帽背后的真相。
伯伯活着时候的经历，都是老爸跟我聊的。老爸还跟我提了一件更离奇的事儿。
那时候，老爸和他的朋友抬着大伯的灵柩，走了挺长一段路，到了常山招贤乡那地方。他俩累得不行，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就把灵柩搁在路边一家饭馆门口，打算进去垫垫肚子。
店家老板朝我父亲问道，得准备几个人的饭菜呢？
老爸讲，一共四个人。
店老板心里直犯嘀咕，不是说好5个人嘛，4份饭菜哪够分啊。
咱们就四个人嘛，哪里来的五个人？
那个穿着黑帽子的人，难道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吗？
老爸没跟老板再多说啥。走的时候，他直接结了五个人吃饭的钱。
棺材运抵常山时，太阳都快下山了。按照老传统，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进家门，所以父亲把伯伯抬到了三里滩，那是他以前和战友碰头的地方。
那边有块徐家的菜园子，老爸在挖坟坑的同时，让朋友赶紧去告诉伯母一声。
伯母其实是县城里出身名门的一位姑娘，跟伯伯结婚到现在已经足足三年了，他们俩还是丁克一族。伯母有过领养小孩的念头，但伯伯倒是不怎么急，他心里还惦记着多陪陪三弟呢。
伯母赶到菜地那会儿，棺材已经稳稳当当地埋好了，就等着她来添第一捧土。没一会儿，三里滩上就隆起了一个小小的土堆。伯母点上香纸，开始进行祭拜，接着她就趴在那个新土堆上，静静地流着泪，把刚堆好的土都给打湿了。
就在那个小土堆前面，那时候我们连块记念的碑石都不敢竖起来。
伯伯下葬那会儿，爷爷悄悄走到咱家门口，在路边静静地点上了香和蜡烛，还烧了好些金纸元宝。他嘴里低低念叨着：“时云啊，这儿才是你的根，别忘了回来。”
伯伯离世后，伯母没想过再找人家，没多久就领养了个小男孩，他成了我的堂兄。堂兄的模样跟伯伯有几分相像，能感觉到伯母是特地挑了个像的。
每到清明节、七月半、冬至这些日子，伯母就会领着堂哥去给伯伯扫墓。她会按着堂哥的肩膀让他低头祭拜，嘴里念叨着：“这是你老爸的坟。”
伯母盼着通过这法子，能让伯伯家后继有人，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能有个人给他上柱香，敬杯酒，不至于让他太孤单。
没想到，堂哥在7岁那年因为荨麻疹这个病没了。过了大概半年，伯母就另嫁他人，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和她断了联系。
叔叔在杭州上学那会儿，家里收到伯伯去世的消息，但大家商量后决定先瞒着他，因为他那会儿还太小。
叔叔讲起那年冬天，冷得要命，常山那儿雪是一场接一场地下。他放寒假回到家，都已经腊月了。按老规矩，这时候家里屋梁下，早该挂满了粽子、花生、晒干的鱼、腊肉，还有油豆腐这些过年的好吃的了。
但这一年，徐家屋子里头，屋顶下头，啥都没有挂，静悄悄的，一点要过年的样子都没有。叔叔是在祖母偷偷抹泪的时候，才晓得大哥早在好几个月前就没了。
叔叔嚎啕大哭起来。祖父见状，连忙把大门一关，大声呵斥道：“别哭了，哭啥呀！”
第二天，老爸经不住叔叔的一再央求，就偷偷带着他去了三里滩。那时候，菜地还被厚厚的雪盖着呢，伯伯的那个小坟头，根本就不显眼。
哥俩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了那个确切的地方。他们俩在大哥的坟头前愣站了好久，心里五味杂陈，啥话都憋在嘴里说不出来。
叔叔回想起来，那天伯伯陪他到了杭州，先领着他逛了逛西湖美景，然后又一块去了家餐馆用餐。餐馆里上了两份地道的杭州小吃——片儿川，面条上盖着满满当当的雪菜、笋片和瘦肉炒的料，还点缀着几片鲜嫩的葱叶。
伯伯老催着叔叔快点吃，说饭还热乎呢。叔叔低着头，大口大口往嘴里扒拉，眼泪也跟着掉进碗里，两颗晶莹的泪珠儿。他今年12岁了，心里明白，在常山的时候他能调皮捣蛋，那是因为有大哥罩着他。可到了杭州，寄人篱下，他再也不敢瞎胡闹了。
这顿饭，没想到成了两兄弟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吃。
过完这一年春节后，爷爷就赶紧让叔叔回杭州去了。他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生怕儿子被扯进什么麻烦事儿里，觉得还是离开这个是非多的地方比较保险。
叔叔读完书后，就留在了杭州工作。不过后来抗战一打响，上海和杭州很快就都被占领了。祖父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生怕叔叔出啥事儿，就赶紧写信，催他回常山老家去了。
那时候世道不太平，一会儿日本人闯进来，一会儿共产党在搞革命，一会儿又轮到国民党搞戒严，老百姓连一天安稳日子都过不了。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叔叔去学校教书，有个正经工作，能挣点钱，只要能养活家里人就成。
不过叔叔跟伯伯一样，都不喜欢当孩子头儿。叔叔自小便长得帅气，脑子也灵光，除了上学读书，他还去一个寺庙跟和尚学了两年武艺。
县保卫队要招新成员，县长亲自当队长。叔叔没跟祖父商量，自个儿偷偷去报了名，结果还真给选上了。
那些年，保安团的人觉得自己有枪就了不起，走路都拽得二五八万的，老爱欺负做小买卖的，恶名远扬。爷爷最不乐意叔叔去政府那边做事，说伯伯的经历就是个活生生的惨痛例子。
不过叔叔才不管这些，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才不会像大哥那样犯傻，去参加共产党搞那些暴动，现在到底是谁在掌权都搞不清楚呢。
爷爷气得浑身哆嗦，伸手指着门外说：“你以后少回这个家。”
叔叔确实搬出去自己住了，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才会给家里寄点钱和物品回来。
叔叔既能文又能武，特别受县长赏识，就当上了县长的随身保镖，并且还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候可真是红极一时。
有人悄悄告诉县长，说他叔叔的亲哥以前是个共产党员。县长摇了摇头，说那都是快十年前的老黄历了。再说了，哥是哥，弟是弟，两回事，互不相干。
当了县长的随身保镖后，叔叔就没再去给伯伯扫墓了。他想让县长明白，自己已经和当共产党的大哥划清界限了。
不过每到关键时候，叔叔就会悄悄找上我爸，塞给他一些钱，让我爸多给伯伯买点香和纸钱，说他自己不方便出面做这些。
有个清明节，叔叔跟我爸讲，他做梦梦到伯伯来找他，说住的那房子屋顶漏水了。
老爸接到叔叔的任务，要给大伯的坟添点土。叔叔还特别叮嘱：“记得扎个纸房子烧过去，烧的时候跟他说，这是我心意。”
这么多年过去，叔叔心里头估计一直觉得没脸见自己大哥。他当了警察后，参与过打压地下党的行动，也借着警察的威风欺负过老百姓。
没有大伯的带路，小叔终究没能走上大伯那条成功路。
1949年5月4号那天，常山得到了解放。叔叔心里头明白，自己犯的事儿大了，就赶紧把身上的黄衣裳给扒了，连名字都改了，偷偷溜到了衢州。他在那儿找了家小店，当起了伙计，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
伯伯终于迎来了他“翻身做主”的好日子。
那块石碑上刻着“革命英雄徐时云”这几个大字。
那时候我只有五岁，一个字都不认识，后来才慢慢懂得了墓碑上的文字。
给大爷立墓碑的那天，老爸拉着我一起去拜祭。这么多年风雨的侵蚀，大爷的坟头已经变得挺平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压根看不出这儿有坟。
远远看去，祖父正站在那边往这边看呢，我向他挥了挥手，喊道：“爷爷，你也快来这边嘛。”
祖父就跟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按咱这儿的老规矩，老一辈是不能给小辈扫墓的。说实话，伯伯那场意外去世的事儿，祖父心里头那道坎儿，一直还没过去呢。
不久，全国各地农村就开始了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人传言，祖父拥有不少土地，可能算得上是地主级别。
说白了，这些地都是徐家人的共有地，我爷爷呢，就是帮忙管管，记记账。挣的钱，全都花在祠堂上了，他自己可一分没拿。
爷爷心里头慌得很，就怕被人冤枉成地主富农反动派。为了表明咱家是支持革命的，他特意拿了大叔被处决前写的那封沾着血的书信，跑到镇上去找管事的人，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
负责人瞅了眼信，随手往抽屉里一塞，然后说：“这信咋能搁你那呢？我们先给你收着啦。”
接着，那人继续说道：“徐时云是个有志气的人，这点没错，但你也是个地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别忘了，你还有个儿子是当反动军官的呢。咱们得把事情分开来看。”
祖父被那句话噎得半天说不出话。结果，地主的名头就扣在了祖父身上，伯伯写的那封信呢，再也找不着了。之后我们跑了好些地方去问，还是连个影子都没见到。
然后，三反五反的行动就拉开了序幕，我叔叔再也躲不过去了。1955年，他被抓回了常山的老家，被判了7年的牢，接着就被送到了金华的一所监狱里进行劳动教育。
爷爷奶奶接连受到这些重创，整个人就像没了魂儿一样。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先后离开了我们。
叔叔出狱后，回到了常山，就他一个人，看着挺让人心酸的。我就把他接过来，跟我住在一起，咱俩一起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叔叔话很少，从来不聊过去的事儿，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他，他都只是笑笑不说话。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地里的活儿干不动了，结果就没啥吃的了，只能饿着。
有个亲戚瞧他挺惨的，就帮他找了份在常山罐头厂守门的工作。那时候，厂里头有人不乐意，扯什么叔叔以前的事儿。亲戚一听就恼了，这都啥时候了，还揪着老黄历不放，他好歹是个人，总得让人有口饭辙吧。
我叔守大门那叫一个负责，每天晚上得好几回爬起来，拿着手电筒把每个旮旯都照一遍。他说自己上了岁数，反正晚上也睡不着。
叔叔跟伯伯有得一拼，字写得特别漂亮。工厂里要是需要写通知啊、标语啥的，全都是他动笔搞的。
后来，到了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叔叔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给伯伯祭扫。过了大半辈子，如今总算能堂堂正正地去给大哥扫墓了。
每当供品摆好，香烛燃起，叔叔就会抽起一支烟，找个边儿坐下，瞅着那烟雾一点点往上升，眼神放空。
有次，我瞧见叔叔在墓碑前头嘀咕：“老哥，现在想想，你当年挑的那条路是对的，反倒是我走岔了。可话说回来，那时候谁又能未卜先知，辨得清啥是对啥是错呢？”
没错，政治上的事儿，谁又能说得清谁对谁错呢？
这么多年过去，我爸一直平平稳稳的，没啥大风大浪。看来，像他这种实实在在的人，生活还是更安稳些。
也许是受到伯伯叔叔那些长辈的潜移默化的缘故，我这人的脾气秉性更像老爸，没大出息也就认了。
小时候，厨房里烧火用的是柴火，那些柴火大多得自己去山里砍。因为附近的山头都被大家砍得差不多了，没柴可砍了，所以只能跑到更远的乡下去找。我爸常带着我去龙潭村那边砍柴。
我爸还特意带着我去了趟燕山，看了看以前姜仁光盖的那两间茅屋，可惜啊，被国民党给烧了个精光。现在那块地方，全都被灌木丛和茅草给占满了。
秋天一到，山上的枫树和乌桕树叶就变得红艳艳的，特别耀眼。想当初，伯伯肯定也亲眼见过这番美景。
有次砍完柴火，走到龙潭村那会儿，老爸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开始竖起耳朵仔细听，原来村民们正议论着燕山那边发生的暴动，还提到了姜仁光和徐时云这俩人的名字。
平时沉默寡言的老爸，突然提高嗓门对村民们宣布：“徐时云，他是我亲哥。”
大伙都扭头瞅向他，几位年岁稍长的乡亲讲道，徐时云咱们碰见过，他老爱戴着一顶黑呢帽。
老爸的脸色突然间就暗了下来。
了解伯伯的事情越深，我心里头老有个问题转悠不开，伯伯走的时候到底是啥情况？那子弹到底是打哪儿了，是脑门中间还是胸口上？
我老是追问老爸，但他就是不肯开口。老爸去世后，我还以为这个秘密会跟着他一起消失呢。
县城的发展速度可真快，就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向郊区扩散。到了1989年，因为搞建设，原来埋着伯伯的三里滩那块地方，得被征用来搞开发。
伯伯要换到新房住了。这次轮到我负责给伯伯迁坟的事儿。
我一点一点地挖开土，渐渐地，一些发白的骨头露了出来。那时候的棺材啊、衣物啥的，全都烂得没影儿了。
我在地上摊开一张红艳艳的被单，这红色既能驱赶邪气又带着好运。另外，我还给伯伯备了一个跟手提箱差不多大的小棺材。现在，这小棺材足够让伯伯躺进去了。
伯伯的骨头，像胳膊腿啊、身子骨啊，都还算保存得好好的，可就是头没了。除了几颗牙齿和一点点碎骨头，脑袋那块儿啥也没剩下。
那时候，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从眼睛里直往外淌。
我现在清楚了，那颗子弹当年究竟射中了伯伯身体的哪个位置，同时也明白了为啥爸爸一直瞒着不让我知道这事。
因为打中的是头部，把颅骨都给打烂了，真是残忍至极。所以爸爸去给伯伯料理后事时，特地绕了个远路去买了一顶黑帽子，好遮住他那破烂不堪的头。
猛地一下，我在那几块骨头下面，意外发现了一支黑不溜秋的钢笔，是那种老式的自来水笔。我心里那个激动啊，赶紧一把把它抓在了手里。
钢笔上沾满了黄黄的泥巴，都渗进笔杆子里了，我舍不得洗掉它，因为这泥巴里有伯伯的味道和他的痕迹。这钢笔还能把笔帽拧开，不过它里面的墨水囊已经坏掉了。
这支钢笔在地底下躺了好多年，冷冰冰的，我得想办法让它暖和起来。
这支笔，以前别在伯伯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口袋里。它陪伴伯伯写下了好多激昂的革命口号，还有那些重要的秘密文件。就连那封最后的告别信，也是用这支笔写成的。
想到这些事儿，眼泪又不听话地滑落下来了。
1991年的时候，我那可怜的叔叔，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完了他的一辈子。
想着伯伯和叔叔都是孤家寡人，又没留下个一儿半女，要是单独长眠地下，得多冷清啊。我琢磨了好久，就自己拿了主意，把他俩兄弟葬到了一块儿。
伯伯和叔叔以前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但说到底他们是亲兄弟。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事儿应该也都该放下了，对吧？
另外，现在谈对与错，真的没那么关键了。
马瘦骨说，徐起良老人真的让他心里头暖洋洋的，特别感动。
他是个没咋上过学的农民，但对伯伯和叔叔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些年来，他一直小心地把从坟头那边捡到的那支钢笔收藏着。
老马觉得那件瘦骨嶙峋的马具挺适合捐给党史办的，毕竟当地还没啥关于徐时云烈士的东西。徐起良一听这话，立马就点头同意了。按理说，这种遗物自个儿留着纪念不是更好嘛。但他能这么爽快答应，真是挺难得的。
马儿瘦得皮包骨，心里还有点犯嘀咕，就问徐老，把叔叔和伯父埋一块儿，外人会不会有啥闲话呀？
我觉得不太可能，叔叔和伯伯尽管以前站在了对立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但他们终究都是他最亲近的家人。
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人的本质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