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万历末年，发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宫廷事件：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它们当时被统称为“三案”。明朝灭亡之后，部分史学家又将其称为“明末三案”。尽管这些事件起源于宫廷之内，但其波及范围远远超出了宫墙的限制，不仅震撼了都城内外，还影响到了边疆与江南地区。三案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深刻揭示了明末政治的动荡与混乱。
天启与崇祯两朝对此类案件的不断复审与翻案，更是加剧了朝臣间的派系斗争，为明朝最终因党争祸乱而走向灭亡埋下了隐患。
梃击案，张差手持木梃，潜入宫门，击伤内侍
立储上的犹豫不决
——三案起因
明末三案之起因，可溯至明神宗万历帝在储君人选上的迟疑不决，此举引发了宫廷内外的诸多纷争，进而酿成了绵延三朝的三大疑案，纷扰不断。万历帝的婚礼，于万历六年（1578年）他年满十六岁时举行。皇后王氏，籍贯浙江余姚，然生于京城。王皇后温文尔雅，知书达礼，深得万历帝生母李太后的喜爱，但万历帝对她并无深情，始终冷淡相待，加之她未曾生育，虽贵为皇后，实则备受冷落，若非李太后庇护，恐早已遭废黜。与皇后同日受封的，还有刘昭妃，同样不为万历帝所喜，亦无子女。
万历帝的首位皇长子，出自宫女王恭妃。王恭妃原为慈宁宫侍女，负责侍奉李太后。一次，万历帝前往慈宁宫请安，无意间宠幸了她，并使其怀孕。事后，万历帝很快便将此事忘却，但李太后却暗中留意。当王恭妃孕相已显时，李太后召见万历帝，令其承认此事，并给予名分。起初，万历帝矢口否认，直至李太后命人取来起居注，指出记录，万历帝才无言以对，承认了与王恭妃的关系。原来，宫廷中对皇帝临幸之人及赐物等均有详细记载，无论对方身份如何，均需记录在起居注中，以备日后查对。
李太后见万历帝否认，已察觉他对这位怀有身孕的宫女并不重视，便开导他：“她怀孕是天大的喜事，我一直盼着有个孙子。若真能生下皇子，便是皇位继承人。你勿因她出身宫女而轻视，母以子贵，你可加封她。”万历帝无奈，只得照办，先封王恭妃为才人，后生下皇长子，又晋封为恭妃。
按封建礼法，皇位继承人应为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若皇后无子，则立长子。万历帝的皇长子，恰逢皇后无子之时出生，因此自太后至群臣，均认定他为法定皇位继承人，极为看重。皇长子朱常洛出生后数年，地位稳固，即便后来有皇次子出生，亦无影响。皇次子早夭，更无威胁。然而，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却动摇了他的地位。朱常洵之母为万历帝宠爱的郑贵妃，因爱屋及乌，万历帝对这位皇三子也极为看重，不仅大办喜宴，规格远超皇长子与皇次子，还欲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
郑贵妃入宫后，因其美貌与善解人意，迅速受宠，被封为贵妃，位分在已生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王恭妃出身卑微，久受压抑，对此并无怨言。但习于正统礼法的群臣却极为不满，他们认为，社会之井然有序，全靠礼法维持。皇室作为天下表率，更应遵奉礼法。按礼法，母以子贵，生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其他妃嫔不得居其上。郑贵妃受宠并非盛世应有之事，应尽快纠正，至少应将王恭妃晋封为贵妃，以合礼法。
群臣私下议论纷纷，凡能言事者，均上疏论争此事，令万历帝烦恼不已。但他已学会置之不理，对这些奏疏虽感气恼，却均“留中”不批，渐渐平息。然而，郑贵妃生下皇三子并晋封为皇贵妃后，上疏论争者再次涌现。一是因郑贵妃位分已高于王恭妃两级，仅次于皇后；二是传出万历帝与郑贵妃有金盒密约，立皇三子为太子，金盒为信物。此传说甚嚣尘上，群臣纷纷猜测，认为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是废长立爱的先兆。因“母以子贵”，亦可“子以母贵”，皇贵妃之子被立为太子便有了依据。这种猜测很快在群臣中形成共识，认为万历帝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实则是为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一步试探，必须坚决反对。
郑贵妃晋封皇贵妃，册封诏书和宝印被抬进宫中
首先挺身而出，就此事上奏直言不讳的是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在他的奏章中，他首先聚焦于郑贵妃晋升的不妥之处，指出：“……礼制重在避嫌，行事需慎始。贵妃所生的陛下第三子地位已近于中宫，而恭妃所生的长子却被置于下位：从伦理角度看，这不合情理；从人心所向来看，这令人不安；若此事流传后世，将留下不正之名，不利于确立储君的权威，也无法凝聚人心。恳请陛下体察民情，收回成命。若情况难以避免，建议先册封恭妃为皇贵妃，再考虑郑妃，这样既符合礼制，又兼顾情感。然而，我所议及的只是表面问题，尚未触及根本。陛下若真想名正言顺，明辨是非，不如顺应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太子，以此稳固国家根本，则臣民之心得慰，宗庙社稷之福绵长。”这份奏章一经提交，便引发了巨大震动，长达十多年的太子册立之争，由姜应麟拉开了序幕。
这场长期的储君之争，将明末的统治阶级分裂为三派。人数最多、声势最浩大的一派，是那些遵循传统礼治，为皇长子争取合法权益的群臣，他们可称为正统派。与之相对的另一派，则是郑贵妃的亲友及那些投机钻营、企图通过讨好皇帝获得好处的人。他们人数虽少，且因心虚而少公开露面，但因有皇帝的支持，他们在搞阴谋方面颇为擅长。第三派人数极少，但影响力巨大，他们多为握有实权的重臣，如曾任首辅近十年的申时行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类人为了顺应民意，表面上常与正统派无异，但在关键时刻却摇摆不定，立场不坚。
姜应麟的首次出击，表面上看似失败，因为万历皇帝看过奏章后大发雷霆，随即亲自下旨：“贵妃勤勉有加，特加封赏。立储之事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忌君主、卖弄正直，可贬至边疆担任杂职。”这道旨意一出，姜应麟被贬至大同境内，担任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典史之职，所受惩罚相当严厉。然而实际上，姜应麟虽被贬至外地，却赢得了这一回合；万历通过贬斥姜应麟来惩罚他，却在这一回合中完全败下阵来。
因为姜应麟在奏章中虽然首先为王恭妃抱不平，但这只是陪衬，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皇长子被册立为太子。万历未能分清奏章中的主次，反而因解释郑贵妃的晋封而说出“立储自有长幼”的话，责怪姜应麟疑忌君主、卖弄正直，这实际上已在立储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因此，这道旨意一下，不仅守正的朝臣人人高兴，就连被贬官的姜应麟也非常满意，认为他以一个微末之官换来了“立储自有长幼”这一明确答复，实在是值得！
万历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失误，直到守正诸臣的奏章接连而来，都着重提及他的“立储自有长幼”之言，并要求迅速实现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大失策、陷入了被动。为此，他更加痛恨那个让他有此失误的姜应麟。多年后，吏部在推举敢于进言的官员时，每当提到姜应麟，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姜应麟被废黜竟长达二十余年。
姜应麟的奏章迅速引发了一股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热潮，言官们纷纷上奏，所讨论的都是此事，并在奏章中提及万历的“立储自有长幼”之言，要求他尽快实现。万历对此先是极力镇压，最先上奏的沈璟、孙如法等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惩罚。万历原以为通过严加惩处可以遏制这股浪潮，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一再严加惩处，奏章仍如雪片般飞来，连绵不绝。当时朝中竟形成了一种风气，即以是否主张立储来辨别忠奸正邪。阁臣、九卿等人为了表明自己也是顺应民意的，也不免要上奏论及此事。只有那些与郑贵妃一家交好以及随时逢迎讨好皇帝的人不谈立储之事。但这类人为数极少且只敢暗中活动，竟无一人敢站出来与那些持正的朝臣对抗。面对这些烦人的奏章，万历皇帝不得不亲自应对。
万历皇帝被这些令人头疼的奏章折腾得苦不堪言。原本，他可以轻松地采用“留中”之策，对奏章不予理睬，以求得片刻安宁。然而，这些奏章涉及郑贵妃及其家族，他担心他们会因此受到非议，故不得不亲自审阅。无奈之下，他只能再次祭出拖延的惯用伎俩。他声称皇长子年幼，此时讨论册立太子之事并不适宜，需再等待数年方为妥当。他原以为皇长子确实年幼，且拖延的时间也不算太长，这样或许能为他争取到一些喘息的空间，再另寻对策。然而，这一拖延之计并未奏效，要求册立太子的奏章仍如雪片般飞来。
有些奏章甚至敢于反驳他的说法，指出册立太子乃是国家根本大事，宜早不宜迟，且皇长子的年龄已不算小。更有奏章以他自身为例，反驳他的拖延之辞，指出他自己在六岁时便被册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已过六岁，怎可说是过早？这些言辞让万历无言以对，但他仍强忍下来，继续拖延。
如此拖延了两三年，要求他履行承诺、取信于天下的奏章依然不断，持续困扰着他。最终，万历只能自己设定一个期限，让首辅申时行向群臣传达旨意，称册立太子之事需等到万历二十年方可商议。他要求群臣耐心等待，不要再来纠缠。然而，由于他多次失信于人，这次自定的期限也未能奏效。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群臣的奏章中不仅多次提及郑贵妃，甚至有人弹劾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和哥哥郑国泰，指责他们心怀祸心、图谋不轨。
至此，万历意识到软拖已经无济于事，只能采取强硬手段耍赖。他召来首辅申时行，要求他出去传达自己的诏书，声称自己不喜欢激烈争吵，近来群臣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予批阅，是因为厌恶他们离间自己与皇子的关系。如果明年群臣不再纠缠此事，他将在后年册立太子；否则，就等到皇长子十五岁时再举行册立仪式。诏书中所说的“后年”便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那时皇长子年仅十一岁，若等到十五岁则需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申时行担心又会拖延下去，便告诫群臣不要再纠缠不休，以免再生事端。然而，由于万历多次失信于人，群臣都不放心，担心他会忘记或装作忘记。因此，在预定的期限即将到来时，工部主事张有德放心不下，便上奏请求预先制定册立太子的礼仪制度，以此作为试探。如果没有这一试探，万历或许真的会装作忘记并继续拖延；但有了这一试探，他却找到了借口，立即大发雷霆，称自己已有言在先，若再纠缠便延期册立。现在既然又来纠缠，那就延期一年以示诚信。如果再纠缠不休，还要继续延期。
在册立太子之事被不断拖延的期间里，双方的斗争愈发激烈。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皇长子的身份上。持正派的群臣总是想方设法在各方面突出皇长子的地位，以证明他应被立为太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在奏章中总是将皇长子与其他皇子截然分开，称皇长子为“元子”或直称为“元嗣”，而对其他皇子则以“众子”相称。在此期间，皇长子已经年过十岁，群臣为此纷纷上奏请求对他进行预教，以便借此彰显他与众不同的身份。
原来，如果皇子已被立为太子，便要单独居住在一座宫殿中，称为东宫，并为他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来教他读书并随时讲授为君之道。虽然皇长子尚未被立为太子，但持正派的群臣为了在各种事情上凸显他的与众不同，便请求对他进行预教，并希望能把预教的仪式办得如同太子“出阁”一样有声势。太子单独居住并配备东宫官属便称为“出阁”，群臣便是想把预教办得如同“出阁”那样有声势。
皇子应当接受教育，这一观点意义重大，使得反对皇长子继位的人们难以直接阻挠，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提出了“等待嫡子”的说法，并敦促万历皇帝发布诏令。他们之所以强调立嫡的传统，主要是为了对抗那些过分看重皇长子地位的人。因为一旦提及嫡子，所有皇子便一视同仁，均非嫡出，也便无特殊继位之权。然而，这个“等待嫡子”的主张很快就被众人反驳，因为虽然嫡子在继位顺序中居先，但并无必须立嫡子的规定，而是遵循“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皇长子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因为他符合“无嫡立长”的条件。此时，私下里已有人议论纷纷，指出“等待嫡子”的说法实在不通，就连当今的万历皇帝自己，也并非嫡子出身。
这种议论一旦私下流传开来，那些提倡“等待嫡子”说法的人便不敢再坚持下去，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说法会被写入奏疏，那将十分难堪。不过，这些人擅长暗中搞鬼，一个计策不成，又生一计，很快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策略，要求郑贵妃向万历皇帝请求实施。所谓“三王并封”，是指在册立太子之前，先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以及另一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为亲王。三人同日封王，以示平等，以便日后另做打算。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已经辞官归乡，接替他的是王锡爵，于是万历皇帝召见王锡爵，命他尽快起草诏书，宣布“三王并封”的意图。王锡爵与申时行本是同年进士，都出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科。
申时行是该科的状元，而王锡爵则是榜眼。虽然王锡爵在廷试中仅次于申时行，但他在会试时却是会元，名次还在申时行之前，其文章水平与申时行不相上下，但实际上却远不如申时行干练精明，只是个唯命是从、照章办事的人。他受命之后，很快便起草了“三王并封”的诏书，并未察觉到其中有何不妥。然而，就在他起草诏书的时候，此事已在外面传开。于是，其他阁员以及许多坚持立储的重要人物都纷纷前来，向他说明这是压低皇长子的一个陷阱，这道诏书是绝对不能起草的。王锡爵本是个坚守正道的人，至此才恍然大悟，因此不仅停止了诏书的起草，还向万历皇帝阐述了“三王并封”不宜实施的理由。
于是，这个新的计策也流产了。“等待嫡子”和“三王并封”，虽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争夺储君之位，但眼前的作用却在于干扰皇长子的预先教育。这两者都已失败，皇长子的预先教育便不能再拖延，最终在皇长子十三岁时，还是不得不按照提议进行了，而且一切仪式都与太子“出阁”无异。这样，维护皇长子利益的守正大臣们，又赢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万历皇帝采用拖延的策略，虽然为他赢得了不少时间，但反过来，时间也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因为一拖再拖，皇长子已经到了婚配的年龄，应该举行婚礼了。在这件事上，对立的两方又都跃跃欲试，准备再次展开斗争。站在郑贵妃一方的人，为了不让皇长子与其他皇子有所区别，都主张不等待册立，先行举行婚礼，这样在婚礼上，便与其他皇子没有差别。
而站在皇长子一方的守正大臣们，则认为婚礼是一件大事，马虎不得，因此坚持必须先册立为太子，然后以太子的身份举行婚礼。按照明代的宫廷惯例，无论是太子还是亲王，到了十五六岁，便到了婚配的年龄，不能再拖延了。但是，由于双方各持己见，皇长子的婚期被推迟了很久。这时，时间的压力更加明显了。因为皇长子不能婚配，他下面的弟弟们自然也不能抢在他的前面举行婚礼。这样，首先受害的便是皇三子朱常洵。这件事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已经二十岁，朱常洵也已经十六岁，他们都还没有成婚，这让全国上下都感到十分奇怪。
熬到这个时候，万历皇帝自己也觉得实在无法再拖下去了，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勉强听从众人的意见，就在那一年将皇长子朱常洛册立为皇太子，并在次年二月为他举行了婚礼。这样，万历皇帝一方可谓一败涂地，守正大臣们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李太后叫撞了祸的年轻万历跪下，审问叱责之余，命其朗读张居正代拟的“罪己御札”，深刻知罪
尽管皇长子已被正式册封为太子，但宫廷内的纷争并未因此平息。支持太子的大臣们，尽管目标初步达成，看似已完成任务，却仍深感太子地位尚未稳固，时刻担忧局势生变，因此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此同时，另一方的力量格局亦发生了微妙变化。在储君人选未定之时，万历皇帝曾竭力希望立心中所爱，频繁扮演关键角色。
然而，屡遭挫败加之立长之局已定，他渐露懒散本性，转而采取放任态度，满足于现状。相比之下，郑贵妃及其家族成员——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兄长郑国泰，以往仅于暗处煽风点火，如今却加大了力度，积极策划，组织力量，力图推翻已册立的太子。他们之所以如此急迫，是因为深知已深深触怒太子，一旦太子登基，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唯有废黜太子方能自救。为重新激发万历的斗志，他们一方面在宫外大肆鼓吹废立之议，另一方面则重启“妖书案”，以此扩大影响力。
所谓“妖书案”，其实早在太子册封之前便已发生。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在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期间，撰写了一本名为《闺范图说》的小册子，收录历代贤德女子的图像与事迹。恰逢内监陈矩奉命在外搜集书籍，此书亦被收录其中。万历见其为讲述妇德之作，便赐予郑贵妃。郑贵妃阅后，又自行添加十二位女子的图像与序文，交由伯父郑承恩刻板印刷，并散发出去。此事本无奇，但当时言官风气败坏，动辄以公谋私、无端攻击。给事中戴士衡因与吕坤有隙，便借此事弹劾吕坤借郑承恩之手向郑贵妃献书，意图结交宫廷，心怀不轨。
随后，又有人为《闺范图说》作跋，名为《忧危竑议》，称吕坤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意在向郑贵妃献媚，而郑贵妃刻书亦是深知其意，欲以此为儿子常洵册封太子树立先例。跋文末尾还解释了取名之意，提及吕坤曾上“忧危”一疏，不谈他事，唯独避而不谈立储，其用心昭然若揭。此跋虽主要攻击吕坤，却也不乏对郑贵妃的暗讽。因此，郑贵妃及其家族认为，此跋出自戴士衡或曾弹劾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之手。通过万历，两人随即遭到贬谪，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如今，这一旧案又因《续忧危竑议》的出现而被重新提起。虽沿用旧名，其意却大相径庭，主旨在于预言太子虽立，终将遭废。因其册立本就勉强，乃皇帝无奈之举。该文以虚构人物“郑福成”与来客对答的形式写成，时朱常洵已封为福王，从命名即可看出，寓意郑贵妃的福王终将如愿。文中还提及万历突然任命朱赓入阁，暗含深意。赓，即更，透露出更换太子的意图。大学士朱赓因文中直接提及自己，便寻得此文，呈给万历审阅，以证清白。万历阅后大怒，立即严令锦衣卫全力搜捕，誓要将主犯捉拿归案。
这次搜捕行动引发了巨大的混乱，不仅错误地逮捕了大量无辜者，还促使一些人借此机会诬告自己的仇敌。例如，当时的锦衣卫都督与同事周嘉庆关系不和，便声称是周嘉庆所为，将其投入监狱。同样以缉捕为业的东厂也不甘落后，逮捕了不少人，其中名叫皦生光的被指为妖人，嫌疑最大。巡城御史也加入了大规模逮捕的行列，他们逮捕的人中包括达观和尚和医生沈令誉，声称这两人嫌疑最大。除了滥捕之外，还涌现了大量告密者，一时之间，京城陷入混乱，人人感到自危。
有趣的是，当时的首辅沈一贯为了打击次辅沈鲤和东宫讲官郭正域，也在这件事情上插了一手。沈鲤在万历还是太子时便是他的讲官，为人正直，讲书透彻，深受万历敬重。沈鲤入阁也是万历一再示意的结果。沈一贯一直忌惮沈鲤，得知他奉诏入阁时更加不安。他曾写信给李三才表达担忧。沈一贯对郭正域也怀恨在心，这牵涉到沈鲤。郭正域初选庶吉士时，担任教习的正是沈一贯，但郭正域看不上沈一贯的为人，不仅不执弟子礼，还疏远他。更巧的是，郭正域又是沈鲤的门生，两人关系亲密。沈一贯因此忌恨郭正域，不断暗中打压他。
当时，沈一贯利用楚王府宗人相讦的事件逼得郭正域辞官回乡。然而，巡城御史为“妖书”一案逮捕的医生沈令誉曾是郭正域的门客，沈一贯便心生一计，想把郭正域也牵扯进案件。他迅速行动，一面派人追赶已乘船南去的郭正域，一面让人把厂卫新捕的嫌疑犯毛尚文交来审问。原来毛尚文也在郭正域那里当过差，并与沈令誉相识。锦衣卫陈汝忠诱使毛尚文诬陷沈令誉和郭正域家的乳母龚氏的女儿。然而，这些供词根本对不上号，只好不了了之。
后来，又把皦生光和他的妻子妾室都带上来拷问，想让他们牵扯上郭正域。但他们都与郭正域素不相识，审讯也没有结果。案子正在罗织时，太子的另一个讲官唐文献为郭正域排解，与沈一贯力争，并说太子已多次向近侍传话要他们打探明白为何要杀他的好讲官。这时沈一贯感到难以倾陷郭正域，才示意不再深究。但此事奉有“务获元凶”的严旨，总得有个交代，于是主审人把算盘落在了皦生光身上。皦生光是个无赖，曾伪造一首诗敲诈富商包继志和郑国泰。由于这首诗与“妖书”有点关联，所以用他搪塞交差很合适。主审人陈矩觉得即便皦生光是冤枉的，但他伪造逆诗敲诈也足够判死罪了，就拿他当正凶上报并凌迟处死，结了这个案子。
郭正域在途中被围时，看守严密，昼夜有兵卒巡逻，仿佛怕他逃跑。还有人不断劝他自杀，称被捕是迟早的事。但郭正域是个硬汉，他说：“我是大臣，有罪应明正典刑，如何能悄悄自杀呢？”他堂正无畏，不仅抵住了暗算，也使沈鲤免去了不少麻烦。
那些渴望废除太子之人，还怀揣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即期盼着居于正宫的王皇后能早日离世。假若命运垂青，王皇后果真不幸去世，那么正宫之位无疑将由郑贵妃来接掌。依据“子以母贵”的古训，一旦母亲登上中宫之位，其子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嫡子，如此一来，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之位便岌岌可危了。
王皇后的身体状况并不强健，加之并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宠爱，因此她在宫中的各项待遇都颇为简陋。人们期盼她早逝，也并非全无道理。然而，王皇后为人端庄谨慎，性格恬淡，且深得太后的关爱与庇护。尽管物质条件匮乏，身边侍奉的人手也不足，但她依然坚强地支撑了下来。尽管有人不断期盼着她的离世，却始终未能如愿。
令人惊讶的是，王皇后与万历皇帝竟在同一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相继离世。王皇后去世后仅数月，万历皇帝也随之而去。王皇后的坚韧不拔让郑贵妃等人失去了耐心，他们早已萌生了采取极端手段的念头，并且这一想法已酝酿许久。然而，只要有李太后在，他们就始终心存畏惧，不敢轻举妄动。
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李太后与世长辞，这最后一道障碍被彻底清除。于是，在次年便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梃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