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民生凋零，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而进入民国以后，又出现了军阀混战，时局混乱不堪，百姓更是难以生活，因此被逼得铤而走险的人极多。而一些溃败的军阀部队也纷纷落草为寇，因此很多地方都是土匪为患。

而更为糟糕的是，军阀们大多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对于剿匪一事根本不上心思，甚至有些军阀部队更是和土匪们蛇鼠一窝，勾结在一起祸害百姓，闹出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比如说1934年刘湘击败刘文辉，在二刘之战中获胜统一四川前，四川的大小军阀一直以“防区制”割据一方，政令混乱，时常还爆发冲突，以致袍哥土匪到处横行，连距离省城不远的新都县，都有土匪大白天冲进县衙去抢人。

闹出如此丑闻，大家脸面上自然都有些挂不住，于是派出军队前去剿匪（当时也称之为“清乡”）。可是军队里不少人和土匪都是袍哥兄弟，彼此之间时常互通声气。因此每次出去剿匪，不等军队赶到，土匪们就已经得到消息早早离去。甚至有些土匪要打劫某处，也会告知当地驻军，让他们及时移防。

如此一来上千军队清乡数月，竟然只闻枪响，不见战果，连一个土匪都没捉住。新都百姓见此情形也是哭笑不得，有好事者赋诗一首，曰：“兵来匪无影， 匪至兵无踪。可怜兵与贼， 何日得相逢。”以嘲讽此等怪事。

不过说起来，四川的军阀部队和土匪还只是井水不犯河水，而山东这边可是闹出了军阀资助土匪的怪事。

清末民初，鲁南山区土匪四起，抱犊崮一带更是以出悍匪而闻名，刘桂棠就是其中之一。刘桂棠是山东费县铜石镇人，和夏兴德、李满等共八人烧香结义，一起落草为寇。因为刘桂棠排行第七，人又长得黑，所以人送外号“刘黑七”。

到了1925年的时候，刘黑七手下已经有了一千多弟兄，几百条钢枪，危害一方，民怨沸腾。此时山东督军是奉系干将张宗昌，他见刘黑七越闹越大，舆论上实在不好看，于是派出一个团进驻鲁南山区进行围剿。

然而张宗昌也是出身草莽，手下不少人和绿林中的人颇有瓜葛。因此他们到了鲁南以后，就和刘黑七联系上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打仗时土匪先行攻击，官兵扔下枪支弹药就跑。等到土匪收缴完武器以后，官兵再行反击，土匪留下银圆就撤，官兵趁机上来收钱。

如此围剿数日，官兵们腰包鼓了许多，而土匪们也拿到了不少枪支弹药，大家都很满意，只是苦了本地的百姓。

而到了热河，因为地方贫瘠，汤玉麟驻守热河期间，因为军饷不足，他手下不少部队为了捞外快，干脆公然自己养起了土匪。这些土匪平时在外打家劫舍，遇到麻烦就逃回兵营披上军装，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些土匪就毫无风险了。这军阀历来只顾自己利益，虽然说不少部队都养着土匪，可是自己防区里的肥水也不愿意流到别人田里去。因此如果有其他部队养的土匪到本防区来发财，只要发现了那一样是往死里整。

比如说有一次，一股外地的土匪跑到赤峰地面上捉了一个开煤矿的土财主。这可是只肥秧子，如果及时撤回自家的防区，然后慢慢和对方家里谈生意，敲个十万大洋也不是难事。事实上对方也很客气，还没谈价就先送来一万大洋，说是犒赏下大家。

这伙土匪出道不久经验不足，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一高兴就没急着走。可这边矿上早就联系了本地的驻军，本地部队一听有外人来打劫自然很不爽，更何况肉票的家属又许了三万赏金，于是立刻出兵，将这帮外来的土匪包围了个严严实实，最后只有大当家的侥幸逃脱，其他人全被抓走换了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