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看到中国的艺术藏品，有时会有一种错位之感。
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有一对半米多高的元代青花龙纹瓶。多亏了这对瓶子，我们才能够认定，元代就有了青花瓷。六百多年前，它们属于江西玉山县的张姓人家，如今却有一个异域风情的名字：“大维德瓶”。
同样在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是最著名的中国艺术品之一。提起这幅图，就常常引人叹息，因为它被按照西方人的理解，用日本折屏手法装裱了起来，永远无法恢复到原先卷轴画的样子。
一件艺术品，也好像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刻下了异乡的痕迹，甚至还随了别人家的姓氏，看上去很熟悉，却又多少有些生分。
百多年前，中国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大量文物和艺术品辗转流离，散落于海外。除了瓷器、书画，还有壁画、雕塑、青铜器、玉器，等等。在西方世界掀起的收藏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热潮，改写了中国的收藏史，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
1922年，精通中国文化的美国冒险家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一则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
短短一段话，足以表明那个时期的“中国通”和“收藏中国者”的普遍心态：为了丰富所谓全人类的知识，而进行跨国、跨文化冒险的文化帝国主义精神，还有取尽天下精华、为我所有的傲慢心态。
“备感耻辱”的美国人，很快也出手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一些外国人为了获取中国珍宝，与中国古玩商勾结，费尽了周折。
洛阳龙门石窟，被盗走了两件著名艺术品：宾阳中洞的一对“帝后礼佛”浮雕，如今被分别放置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
雕塑被盗走，与一个叫普爱伦的美国人有关。1928年，出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爱伦，把目光锁定在了龙门石窟那座精美石雕。他来到北京，指定琉璃厂最大的古玩店老板岳彬为他“抓货”。岳彬又到洛阳，找当地人实施了周密的盗凿计划。雕塑因为太大，最终被凿成碎片，运往美国。
普爱伦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爱”。
连他的中国同行都认为，普爱伦已经“完全被中国化”了。他本人也认为自己“属于中国”。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痴迷，甚至要求死后葬在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普爱伦的“爱”，看在中国人眼里，却是一种伪善。
他说：“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话里话外，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的尊重，对自己的行为也毫无愧疚。
华尔纳，普爱伦，岳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是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里的几个例子。探险家、古董商、偷盗者、博物馆……一起合谋窃走中国文物，或明目张胆，或蝇营狗苟，类似的事情，曾不间断地发生在中国与外国之间。
我们也很容易从那段历史里，得出一个结论：劫掠和盗抢曾是“收藏中国”的最大源泉。
但是，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单靠盗抢和劫掠，不可能长久地维系“收藏中国”的热情。从爱慕者，到追求者，再到居高临下的占有者与保护者，“收藏中国者”的心态，也贴合了外国与中国关系的若干情结。
如今，对于流失的中国文物，常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物作为全人类的遗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国外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和研究。
从第二种观点里，也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收藏状况的不满和反思。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收藏热。比如在北宋末年，士大夫喜欢“博古”，他们鉴赏文物古玩，考释古铜器。著名的金石学家，如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著有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收录了大量的金石器物、碑刻和书画。今天考古学界使用的许多青铜器古称，如钟、鼎、簋，都是宋人所定。
明代末年，文人的爱好与收藏更是包罗万象，他们关注书画、陈设、家具、园林，等等。文震亨的《长物志》，把文人的物质生活写得事无巨细，也为我们保留了一方精彩的精神世界。
以上这几次收藏热，都是由中国文人主导的，有着博古通今的浪漫。最后一次，发生在清末民初，离我们最近，却由外国人唱了主角，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凉。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当年西方的主要收藏，大多辗转流入各国的博物馆中。当年野蛮开启的中国收藏热，并没有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消退，反而在私人藏家那里，延续了下来。
已故的美国收藏家安思远，享有“中国古董教父”的美誉。他一生钟情于亚洲艺术的收藏，门类之丰，涵盖铜像、碑帖、家具、书画等。
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一座由20多间房间连通起来的庞大寓所里，目之所及，无不是精彩绝伦的东方艺术品：
墙上挂着的，有文徵明的书法条幅、齐白石的李铁拐炼丹图、傅抱石的山水、石鲁的寒梅。几案上，摆放着商周的青铜器、唐代金银器和三彩陶。宝格中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和明清单色釉官窑错落有致。窗台上，几件宋、金时期的瓷枕随意摆放。你还大可选择一件明代木椅坐下，而书桌上的十几件古玉也任人把玩……
这一私人的空间，犹如一部贯通千年的中华器物史。
安思远的收藏之富，离不开其独到的眼光。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具仅为生活用具，和书画、陶瓷等门类相比，难以成为收藏的目标。而在西方，对于家具工艺的推崇则已有相当历史。安思远敏锐地抓住这一文化差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研究明清硬木家具。
因为在明式家具收藏研究上的建树，安思远被人称为“明朝之王”。与“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一西一中，树立起了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两面旗帜。
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
热衷于中国收藏的安思远，不同于当年的强盗，他不仅与中国有不解之缘，更多了惺惺相惜的温情。
2000年，安思远将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将“最善本”的《淳化阁帖》四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此外，他还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民居基金会……
2014年，安思远去世。有人说，“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时代也宣告行将结束。”随着国外老一代收藏家的离去、国内经济实力与收藏热情的高涨，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收藏的主导力量，也将不可避免地对调过来。
在艺术品拍卖圈内，甚少有人不知“罗伯特·张”的大名。罗伯特，是张宗宪的英文名。
1994年3月，在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上，第一件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手持一号牌的张宗宪率先出价：“今天是嘉德首拍，我出一万八，一拍就发！”场内顿时活跃，张宗宪和场内买家竞相加价，最终加价至八万八，著名鉴定家徐邦达敲响中国拍卖第一槌，张宗宪博得头彩。
就在中国拍卖第一槌的现场，和张宗宪无意中“同框”的还有马未都，两人相隔不远。多年以后，二人都成为中国艺术品举足轻重的收藏家，也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推动者。
几十年来，张宗宪独领风骚。他在拍卖现场选择坐在第一排，举1号牌，爱买1号拍品，人送雅号“1号先生”。他是拍卖场上的大买家，也是华人拍卖行业的领路人。
马未都曾讲过张宗宪的一件趣事：1985年，有一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在香港拍卖。事前，有一位台湾买家咨询张宗宪，说他有点喜欢，能不能买？
张先生说，这个碗是很不错，但是，碗心有一点点划痕。于是，这位买家放弃了购买的意愿。
最后，张宗宪用100万港币加佣金110万港币拍下了这个碗。台湾买家很不解：“你不建议我买，为什么你买？”张宗宪的回答，云淡风轻：“我不在乎那个划痕。”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大英博物馆那对青花龙纹瓶。当年几乎所有的民国古董商都认为这是赝品，拒之门外，因为它们有先天缺陷，烧得还有点歪。
但是，英国的收藏家大维德爵士选择了收藏，因为他觉得那些缺陷都无所谓，自己喜欢就好。
没想到，这对瓶子到了英国之后，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它们的断代研究，改写了中国瓷器的历史：在它们出现之前，青花瓷一直被认为是明初的发明；因为这对瓶子，人们才公认“元青花”的存在。
对于收藏者而言，金钱当然重要，但是永远不会辜负他们的，是喜好和热爱。
今天的中国收藏，随着市场的升温、媒体的普及，已经不限于阶层、行业和地域，收藏方式和偏好也不尽相同。收藏，不只是富贵的游戏，寻常百姓同样可以接触适合自己的品类。以往许多没有进入收藏家眼底的艺术品，也逐渐成为人们青睐的对象。
当主导者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时候，中国的藏家可以更多地遵循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传统。但是，或多或少，仍会存留着一些西方的价值取向。西方藏家向来重视中国的绘画、雕塑、家具，因为这些也是西方人熟知的艺术形式。相比于此，西方人喝茶不用紫砂、写字不用笔墨，对这类艺术品的研究和收藏，也一直被忽视和低估。
人们为什么爱收藏？投机者有之，附庸者有之，爱好者更有之。在安思远看来，收藏是一种喜好，也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永远不要收藏那些你不想与之朝夕相处的东西。”
收藏，本应是一件人生乐事、文明幸事。曾经的“收藏中国”，却是“中国的失去”。今天的“收藏中国”，终于可以听从中国人自己的心。每个人都有怀旧的情绪，任何占有欲都可以假以“热爱”之名。收藏，可以成就美名，也可以建立骂名，对此，世道终有公论。
人们收藏器物，也是搜集文明的证据。而人，终究是过客；文明，终究是无法被占有的。谁在收藏中国？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这注定是一场纠缠不清的恩怨情仇。一件文物，就像一个人，“回家”的路，可能比“离家”更难。只愿每一个物件，都能回到它的归属之地；也愿每一份收藏，都发生在一个心安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