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冬，襄樊战场烽火连天。58岁的关羽站在汉水堤坝上，看着滔天洪水冲垮于禁七军，三万曹军瞬间沦为鱼鳖——这是他以弱势兵力创造的军事神话。
但仅仅三个月后，这位威震华夏的名将却在麦城陷入绝境，身首异处。胜利与败亡的剧烈反差，恰是关羽留给历史的最大谜题：为何一个战败的将领，却被后世奉为“武圣”？
关羽的早年几乎被历史遗忘，只知他因杀人亡命，流落至涿郡。在刘备编织草席、张飞屠猪卖酒时，三人于市井结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创业传奇。这支没有士族背景的团队，早期如浮萍般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等诸侯。
《三国志》记载，刘备在徐州被吕布偷袭时，关羽被困下邳，却在投降曹操后阵斩颜良，以报不杀之恩。这种“降汉不降曹”的磊落，成为后世忠义观的原始模板。
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后，关羽迎来人生转折。周瑜围攻江陵时，他率偏师阻断北方援军，硬撼徐晃、乐进等名将。此战虽鲜见史书渲染，却是刘备集团首次独立对抗曹魏主力。当刘备入川后，关羽独镇荆州十年，将这座四战之地打造成“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支点。
219年的襄樊之战，堪称冷兵器时代的奇迹。关羽以三万荆州兵，先破襄阳，再围樊城，最后水淹七军俘获三万人，吓得曹操欲迁都避其锋芒。这场战役的含金量远超官渡、赤壁：曹仁的樊城守军是曹魏最精锐的“虎豹骑”，于禁七军更是曹操的王牌机动兵团。
但神话在孙权背刺时轰然崩塌。当吕蒙白衣渡江、糜芳献城，关羽瞬间陷入双线作战。史载其败退时“士卒皆溃，唯余十馀骑”，最终在临沮被东吴骑兵围杀。这种戏剧性转折，恰暴露了刘备集团的致命短板：缺乏战略纵深与后备力量。
陈寿在《三国志》中留下关键评语：“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这种复杂性格，恰是关羽被神化的内在逻辑。他既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对糜芳等士族嗤之以鼻；既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又拒绝孙权联姻的橄榄枝。这种“士庶分明”的做派，在门阀林立的汉末显得格格不入，却暗合了底层民众对贵族阶层的反抗心理。
更关键的是，关羽用生命践行了“忠义”的纯粹性。当曹操以高官厚禄诱降时，他直言“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面对诸葛瑾的劝降，他掷地有声：“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这种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乱世中罕见的道德坚持，成为后世构建精神图腾的核心材料。
关羽的神化始于唐代，勃兴于两宋。当赵匡胤需要重塑忠君观念时，关羽“不事二主”的形象成为最佳载体；元代《三国志平话》将其塑造成“义勇武安王”；至万历年间，关羽神位已与孔子并列，成为官方认证的“三界伏魔大帝”。
这种造神运动的深层逻辑，在于关羽完美契合了各阶层的心理需求：统治者需要忠君典范，商人崇拜诚信精神，江湖帮会效仿结义文化，普通民众向往逆袭神话。就连满清入关后，也迅速将关羽纳入萨满祭祀体系——这个失败者身上，竟承载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价值共识。
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将关羽首级葬于洛阳，孙权将其身躯安葬当阳，刘备在成都设立衣冠冢。这种三分其尸的奇特结局，恰似关羽在历史长河中的多维投影：败军之将、道德完人、文化符号。当我们追问“败者何以封神”时，答案早已写在民族记忆深处——历史从未单纯以成败论英雄，真正不朽的，是跨越时代的价值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