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新中国成立后连续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且数度风浪中屹立不倒，实为党内少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不仅见证了历史的翻转，更亲自书写了不少篇章，可以算得上是“三朝元老”。

六十余载的革命生涯，李先念投身解放事业，身心力行，力求以己之力为国家铺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不求名利，只为时代的洪流推波助澜。

1967年,李先念却意外卷入了一场风波，毛主席对他说“大叛徒头子”，这是怎么回事？

李先念受46年往事指责，毛主席：大叛徒头子，李先念闻言豁然开朗

主席称他是榜样

1927年，年仅18岁的李先念，便在故乡投身黄麻起义，担任高桥乡苏维埃主席。

革命的火种在他心中点燃，年少的他并未因年纪轻轻而轻视自己。

五年后，他又带领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组成红四军第11师33团，担任政委。

此时，他尚不通军事，却已深知革命不能等待，枪声才是最直接的回应。

李先念第一次站在部队面前，面对那支近两千人的队伍，感到的更多是困惑。

大家穿着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站得密不透风。

站在人群里，他想，如何才能让这支队伍井然有序地行进？

倘若真挤作一团，恐怕不仅路途艰难，还可能把百姓的庄稼给踩坏了。

这个问题，他不禁问起了旁边的营长孙玉清。

孙玉清只是一笑，随即大声指挥，按一、二、三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以纵队行军。

李先念恍然大悟，原来行军如此讲究次序。

孙玉清还告诉他如何下达命令，如何设定前卫和后卫，如何进行战斗部署。

正是在这样的实战中，李先念逐步熟悉了战争，开始从每一场战斗中汲取经验。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

李先念凭借着对军事的极大热情和不断学习的毅力，渐渐成为一位出色的指挥官。

他读兵书，熟悉苏军战斗条令，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翻了个遍。

从中他不单学到兵法，更多的是领悟到战略与智谋的精髓。

仅仅一年后，他便成为了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

1933年，24岁的李先念被任命为红30军政委，参与到了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刘湘出征川陕，根据地陷入了极为严峻的局面。

红四方面军仅8万兵力，与敌方20多万大军鏖战10个月，最终虽然损失2万余人，却成功歼敌8万余人，取得辉煌战绩。

在这场战斗中，李先念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凭借不断提升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技巧，在战场上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

这一切并非偶然。

李先念不断与徐向前等军事巨擘并肩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锤炼了出色的军事素养。

毛主席曾评价他：“我们不懂得战争，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李先念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榜样。”

1937年12月26日，李先念与周小舟一同，经历了西路军的艰难征程，终于抵达延安。

穿越西安，途经数不清的山川河流，汽车的轰鸣声似乎还未散去，心中的疲惫早已被路途的波澜壮阔淹没。

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西路军的主要将领，李先念自然不例外。

晚餐过后，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毛主席说，西路军虽败，然其将士英勇顽强，堪称可敬。你们吃不饱，喝不到水，衣衫单薄，弹药短缺，甚至没有医药保障，却始终坚持与敌拼搏。

这种牺牲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主席特别提到李先念的坚韧：西路军虽败，但你们依旧带领部分同志，排除万难，抵达新疆。如此决绝的精神，任何军队难以做到，唯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方能如此。

毛主席显然认识到李先念出自工农阶层，便安排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抗大结业后，李先念继续转入马列学院深造，始终没有停下过追求知识与武装自我的脚步。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的抗大与马列学院的学员纷纷走上了抗日前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到了李先念，开口说道：“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129师担任营长，怎么看？”

从军政委一职骤然降为营长，这一职务变化，显然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接受的。

然而，李先念没有丝毫迟疑，只简短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李先念找来，问：“听说你被安排到129师担任营长，真有此事？”

李先念回答后，毛主席沉默片刻，语气愤慨：“这太不公平！”

听得此言，李先念顿感热泪盈眶。

毛主席对他的关怀，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信任与厚爱。

随即，李先念被改任为新四军第4支队参谋长，并由刘少奇与朱理治安排他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新中国“四大名旦”之一

李先念曾深情地说：“毛主席是我这辈子的导师。”

他的心中，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是他终生的引路人。

这份深厚的感情，非一朝一夕所能培养。

毛主席对李先念亦十分重视，信任之深，超过常人想象。

湖北解放初期，社会动荡不安，不法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黄金白银的价格疯狂上涨，民生困苦。

面对这一困局，李先念果断集中力量打击投机资本家，制止了物价飞涨的局面。

接着，他又加强了财政收支的统一管理，调整物资调度，规范现金流通，逐步恢复了湖北的经济秩序。

凭借一系列果断的举措，湖北的经济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人民生活得以恢复。

1954年，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他成为周恩来、陈云的重要助手，具体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

这是李先念革命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然而，这一职务并非他主动选择，甚至可以说，他并未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告知他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排，李先念起初有些犹豫，直言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愿意请中央另作安排。

毛主席却笑言：“你不干，我就请宋子文来做！”

这番话，让李先念既是无奈又是宽慰。

他笑答：“那可不行，主席还是别请宋子文了。既然您坚持要我干，我就试试看。”

上任后，李先念没有退缩，而是以极大的决心和韧劲投身于这一全新领域。

他沉下心来，虚心求教，刻苦钻研财贸工作的方方面面，逐渐掌握了财政、金融、贸易的运作规律，深入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的精神。

在周恩来和陈云的支持下，李先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与好评。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及毛主席报告，提出一个重要的粮食进口建议：先进口12亿斤粮食，甚至更多，以缓解当时国内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

毛主席迅速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

此番指示，显示出毛主席对李先念决策的高度信任。

紧接着，李先念向毛主席报告称，由于紧急调运，成功保障了43亿斤粮食进入国内，这些粮食集中用于最急需的区域，避免了京、津、沪、辽等重要地区因粮食短缺而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民生危机。

李先念的决策，无疑为中国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经济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只是李先念经济工作中的一环。

1960年全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导致物资匮乏，甚至一个鸡蛋的价格就攀升至数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

面对民众的疾苦，李先念决定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18种商品，如学生课本、煤油等，平价供应。

他不仅稳定了民众的基本生活，也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压力，彰显了李先念始终将人民福祉放在心中的深厚责任感。

李先念凭借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他从一个外行逐步成为经济领域的内行。

这正是通过他不断学习、实践与积累经验的结果。

在22年的时间里，他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岗位上，与周恩来、陈云携手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与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不仅应对了国内经济困境，还为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中国经济工作不可或缺的领导者。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李先念，称其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之一，与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一同被誉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栋梁。

和“大叛徒头子”看戏

1967年，李先念正凭借周恩来的支持，艰难地支撑着国家经济的危局。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将他卷入其中，且风头愈演愈烈，令人始料未及。

事情的起因是在4月29日，全国总工会中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称从陈少敏所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1946年中原突围时，陈少敏和郑位三曾致信中央组织部，提出关于某些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

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文件，因其涉及“自首”一词，引发了不小的政治风波。

李先念当时忙于军队工作，早已不记得这件事情。

可这种历史往事，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做文章，诬陷之意不言而喻。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无端的指责。

有人迅速从中央组织部口中提起，称1946年中原突围期间，陈少敏和郑位三曾容许部分干部自首。

这些话语迅速蔓延，最终落到李先念身上。

身为陈少敏与郑位三的老战友，李先念与他们在鄂豫边区抗日的岁月里并肩作战，共同创建了中原军区。

这些人自然看中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借机打倒李先念的最佳时机。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陈少敏和郑位三，逼迫他们说“自首决定”是李先念批准的，暗指李先念乃是叛徒头子。

与此同时，他们收集李先念的所谓“黑材料”，目标直指李先念，企图在舆论的汹涌声中将其彻底推倒。

甚至有人将李先念的所谓“黑材料”秘密送交毛主席，试图借毛主席一向对叛徒的强烈反感，寻求一个能将李先念彻底打垮的批示。

事态发展至此，周恩来与李先念已无法再忽视。

风头渐紧，李先念被周恩来召入办公室，两人共同回忆当年的细节。

事关重大，周恩来回忆尤为关键。

在中原突围前夕，周恩来亲自赴宣化店，与李先念一道与国民党谈判。

周恩来明确表示，李先念当时忙于军务，根本无暇顾及地方事务，这与李先念的记忆完全一致。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人去查阅当年的报纸和档案，力求查清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李先念找来中原军区的老将王震、王树声等人，共同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年在中原突围的关键时刻，李先念专注于军事行动，地方事务则由陈少敏和郑位三两位同志负责。

为了保全革命力量，陈郑二人可能在没有广泛传达的情况下，做出了口头上的安排。

也就是在敌人面前，若干部被俘，可以假扮农会会员或新四军战士，以免暴露党员身份，保全自己。

这一决定虽出自革命存亡之急，却并未有恶意，亦非错事。

李先念坦言，尽管自己对当时的安排并不知情，但他能理解陈郑二人的初衷，即保护革命力量，实属不得已的选择。

此事既清晰，也无愧于革命精神。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通过李先念出面，向毛主席及党中央报告这一事实，澄清误会。

6月19日，李先念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向毛主席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

这份报告深入细致，逐一还原了事件的始末，理清了其中的每个细节。

毛主席接到报告后，迅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与此同时，那些整李先念的黑材料也被毛主席及时压了下来，未再成为事端。

几天后，毛主席特意安排了一个“小聚”，邀请李先念前去观看一场戏剧。

李先念到剧院时，毛主席特意让他坐在身边。

戏开场前，毛主席忽然开口笑道：“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一起看戏。”

这句幽默的话语，不仅让李先念感到一丝轻松，更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与支持。

在那一刻，李先念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对错的辩驳，更是一份深沉的理解与信任。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以轻松的言语化解了困局，让一切纷扰与谣言烟消云散。

这场风波，最终随着真相的披露和主席的信任，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