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科院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线上正式召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喻国明以《未来政治传播研究的三个可能的关键》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本文为喻国明教授的发言内容。

喻国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舆论学；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迄今为止，独著、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蓝皮书共35本，论文800余篇，自1979 年记录以来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论文发表量居第二位，总引文数居第一位。

我目前正在看一本书，是世界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亨利·明茨伯格教授写的《战略历程》。 他在这本书的开篇，提到了盲人摸象这样一个寓言。 他的意思，是 警告所有今天思想和实践的参与者，要重视解决战略问题，也就是在哪做、做什么、做正确的事。 因为战略问题，涉及到我们在大格局面前把握总体、把握总体的趋势。 而战术问题，即如何做，其实只是把事情做正确。 在我看来，战略问题的解决，是系衬衣的第一个纽扣。这个纽扣系对了位置，接下来的动作哪怕卖力，也是向着正确的方向逼近和靠拢。如果这个纽扣系错了位置，我们动作再麻利，技术再纯熟，恐怕由于方向错误，也要推倒重来、南辕北辙。所以，对于未来传播的实践也好，理论研究也好，解决战略问题比解决战术问题要更为重要。 从今天这种百年大变局的角度来说，革命性现实的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传统发展逻辑的中断和终结。我们新的发展现实和新的发展逻辑，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透视到底发生了哪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我自己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我们传播理论、传播实践正在出现的，而由于我们过去传统思路的屏蔽所忽略的方面。而这，恰恰也是政治传播研究当中，必须要解决的相关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媒介化。 讲到媒介化，我们就必须要谈到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媒介即信息”。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仅仅给我们带来所谓的传播工具和传播的渠道手段等等。它更大意义上，是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尺度、新的标准、新的建构这个社会的结构性设计。 事实上， 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整个社会的媒介化 。我们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就可以看到，互联网进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最初把它看成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和渠道。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人们意识到，在这样的一个底层信息传播的基础之上，可以建构起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建构在新的传播的基础之上。 所以，互联网就成为架构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但是这样的认识，其实还有它的盲区。经过最近几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现在意识到，互联网不仅仅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它在整个社会的新的改造当中，逐渐成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行行业业重构的设计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因此，对于我们传播学科的研究而言，也包括政治传播的研究而言，重点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内容的传播。 我们过去所有的传播学研究，几乎把内容的传播作为我们关注、研究以及实践的主体。我们讲到传播学，讲的就是内容的传播。那么从媒介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构角度来看，未来这种传播的研究，可能就是要研究传播如何重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在非内容的领域当中传播，如何发挥它在社会发展、社会重构过程当中的作用、机制和相应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非理性的研究。 在我看来，已有的研究可以表明，非理性已经成为传播机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性因素。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过去的、已有的社会传播过程当中，主要的交流手段和交流凭借的语言，实际上是书写文字的表达。而书写文字在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或明或暗的沉浸进、容纳进很多精英政治的逻辑标准尺度。因此，这样的一个表达，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和逻辑的表达。在这样的表达语言中，那些非理性、非逻辑的成分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较辅助和次要的。 但是随着视频的崛起， 未来视频语言相信可以成为社会交流的主流性语言 。这种社会交流的主流性的语言由书写文字转换为视频语言的时候，视频语言的宽度就为 非理性、非逻辑的表达 提供了更为多元宽广的舞台。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已经注意到，在今天的社会实践和传播实践当中，摆事实讲道理，远远不及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圈层所属所起到的力量。这是有很多研究和很多事例可以证明的。 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一个微粒化的社会， 个人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主体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赋能赋权之后，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度和组合的可能性的同时，人们也需要一种群体的连接。但是在这样的连接之下，传统的理性逻辑大一统的格局，必将逐渐影响力式微。而非逻辑、非理性情感关系的横向连接价值，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政治传播为例，在政治传播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做“政治秀”。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好，实践者也好，对于“秀”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非常不入眼的，我们基本上把它视为是一种套路、一种骗人的伎俩。但事实上，“秀”本身在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小众化的思想精英逻辑如何进行横向破圈的一种能力、一种资源、一种机制的建构。 通过“秀”，使更多的圈层以外的、更多的人群、阶层，能够在传播之下，形成一种沟通，形成一种情感的共振，形成一种关系的认同。对于一个微粒社会而言，这种圈层之间的归属、关系的认同，是未来社会建构、未来社会治理当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和治理的方面。因为归属和认同，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协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所谓的“秀”，而这种“秀”，恰恰是如何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主张、把主流价值观，在社会的各个圈层、各个阶层之间，形成破圈的传播、形成社会共识、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最重要的能力和方法。 因此， 破圈传播和沟通 ，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当中之于传播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通过非理性因素，比如说表情、口气、姿态这样的一些非逻辑、非理性因素的有效作用，将碎片化的人群重新组织起来，找到社会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就是数据和算法，它已经成为影响和控制传播领域的霸权者。 我们都知道5G时代是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的时代。这种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就会使传感器无所不在，遍及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到人类的实践半径所处所有的区位。这种事实本身，就能使人类社会生活半径内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每一个状态，都可以有事实数据来加以说明和分析，并且在这种说明和分析之下，形成一种社会协同、社会治理的新的力量。 因此， 掌握数据、对数据的智能化和价值挖掘以及相关的算法处理 ，已经使数据成为传播领域的关键性的控制力量。换句话说，掌握了数据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传播。那么进而，也就能够对社会进程、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和协同，产生一种控制性的能力。 因此，在数据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数据产生的另外一种内容性改变，也 要重视它的存在发展 。因为在过去我们的内容生产当中，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研究和现实的存在。即使在打破了专业人士、专业媒体对于传播的垄断，实现了UGC、OGC、PGC的多元化的发展之后，也没有突破界限。 但是数据和算法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挖掘的时候，机器新闻写作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生产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来源之一。而这其中，社交机器人和深度合成等新数字技术的手段，会越来越成为影响未来传播、影响未来舆论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对于社交机器人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度合成的影响缺少关注、缺少研究的话，那么在未来的传播和舆论战当中，或许就会处在边缘和弱势的状态。 因此未来传播当中，数据已经成为传播产品、包括政治传播产品的一种标准配置。 离开数据导引的内容产品，无法有效实现自己传播价值的变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未来传播当中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角色的转型，有了不同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传播内容的生产主体是专业化的。由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人为整个社会，代行内容的采集、加工、制作、传播、把关等等角色。但是随着社交媒介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精英参与的格局。虽然在社交媒体崛起时代的时候，有“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说法。但事实上，由于书写文字的精英化逻辑限制，我们的研究和其他一些机构的研究可以充分的表明，在书写文字传播的时代当中，95%以上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内容，是由3%-5%的社会精英来生产和传播出来的。那么95%以上的普罗大众，实际上是内容的消费者、接受者、转发者和简单的点评者。 但是由于视频的崛起，视频的表达方式使整个的社会传播主体日益的泛众化。再加上智能化技术的加入，MGC也成为今天内容生产的一个主体。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专业媒体和媒体工作者，在整个社会传播的内容总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足千分之一。不远的将来，可能只是整个社会内容传播的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 在那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站位和我们的价值存在，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吗？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有些内容可能真的还是需要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为社会来生产的。但是在我看来，从传播工作者和传播专业媒介主要的社会担当和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可能不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它的角色，应该由过去直接的内容生产“to C” ，转型为退后一步，变成“to B”， 为内容生产者来提供相应的服务，提供知识。比如说，通过算法和数据，来掌控整个社会传播的流向、态势、结构，以及发言者的多和少等等的状态，成为一个更高层面上对于传播的一种数量化的掌控者。因为数据是未来社会传播、社会运作的基本能源和基本力量。掌握了数据，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传播。 第二就是 服务于大众 ，为普罗大众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能力来提供更多的、丰富的能够使他们更加 专业地进行社会表达的传播的模板和传播的技术，成为这样的一种模板和技术提供者 。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很专业地、比较完美地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为大众的表达提供相应的模板和技术。事实上也可以将管理、将治理寓于这种服务当中，在模板的结构、模板的重心方面，提供一些社会应有的、主流价值观的渗透方式。 新的传播领域和新的传播形态的开发者，应该为人们的社会传播提供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工具和更多的空间。这是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应该去做的事情，即开疆拓土。 第三，要对全社会信息传播当中的意见分布、信息的完整性，以及社会情绪表达的平衡性， 起到全局的管理者、平衡者的角色 。 我想这也是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未来的专业角色的一种体现。过去我们说要为弱势群体代言，是因为弱势群体很难在社会的音量当中表达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今天，当互联网技术给大家赋能赋权的时候，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社会信息的平衡者、激发者、组织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恰恰是留给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的。 平衡，是社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传播和政治传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在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当中讲过，一个负责任的媒介和负责任的媒介工作者，即使对于社会情绪的表达，也应该是起到的一种平衡者角色的。我当时讲，说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这恰恰就是对未来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角色与形象的说明。

本文来源：“ 再建巴别塔 ” 微信公号

本文编辑：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