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科院院士也是敌后武工队队员，清华毕业，背炸药炸鬼子军列
1938年的一个深夜，平汉铁路方顺桥段一片寂静。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划破夜空，一列日军军用列车被炸得粉碎。在200米外的玉米地里，一个年轻人紧握着引爆器，他的背上还沾着泥土——方才是他亲手埋下了那些威力巨大的炸药。谁能想到，这位冒着生命危险炸毁日军军列的年轻人，竟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年轻的＂武工队员＂，日后不仅成为了中科院院士，还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担任了关键角色。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炸毁军列的敌后武工队员，走上了国防尖端科技的研究之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些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国？
一、清华园里的抉择
1937年7月的清华园，暑气正浓。叶企孙教授的办公室里，汪德熙正在向老师汇报最新的研究进展。这位年轻的化学研究生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有机物结构的重要实验，成果即将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德熙啊，你的德国留学申请已经批准了。＂叶企孙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去德国深造对你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急促地敲响。物理系的助教带来了一份号外——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已经开始对北平发动全面进攻。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整个清华园陷入了沉寂。第二天清晨，叶企孙召集了全系的师生开会。他站在讲台上，声音沉重：＂现在，祖国需要我们。＂
随后的日子里，清华园里的许多实验室都改变了研究方向。在叶企孙的带领下，一批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开始研究军工技术。汪德熙和其他几位研究生一起，开始钻研炸药的化学原理。
8月初的一天，辅仁大学的张珍找到了叶企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急需军工专家。叶企孙立即想到了即将赴德留学的汪德熙。
＂德熙，你愿意去根据地吗？＂叶企孙问道。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蝉鸣声。
汪德熙没有立即回答。他起身走到窗前，远处是清华园标志性的大钟楼。三年前，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叶企孙教授，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启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老师，我去。＂转身时，汪德熙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物理系的熊大缜教授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和汪德熙一同前往。熊大缜在红外线研究领域已经取得重要突破，他的加入无疑会给根据地的军工研究带来重要助力。
1937年深秋，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汪德熙和熊大缜跟随地下党的交通员，悄悄离开了北平城。临行前，叶企孙交给了汪德熙一个皮箱，里面装着各种化学实验的笔记和资料。
＂这些是我这些年收集的军工技术资料，＂叶企孙说，＂到了根据地，一定用得上。＂
就这样，他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辗转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当时的根据地条件异常艰苦，但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军工生产中。谁也没想到，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改变整个抗日战局的重大发现。
二、兵工厂里的科学家
1938年初春的一天，二分区司令沙克找到了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向他报告了一个特殊的发现。在滹沱河边，部队发现了三艘被遗弃的船只，船上装载着大量的白色粉末。
＂战士们尝了尝，不是盐也不是糖，＂沙克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张珍作为根据地里少有的化学专业毕业生，立即赶往现场。经过仔细检查，他发现这些白色粉末正是制造炸药的重要原料——氯酸钾。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边区领导的高度重视。
就在这时，汪德熙和熊大缜已经在根据地建立起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他们白天在防空洞里做实验，晚上则到各个村子里搜集可用的原材料。实验室里只有最基础的器材，很多设备都是用泥土和木材自制的。
得知有了氯酸钾的消息，两位科学家马上着手研究配方。但第一次试验就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新配制的炸药太不稳定了。在一次试验中，一小块炸药意外引爆，将整个实验室的房顶掀翻。
事故发生后，汪德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能在炸药中加入硝基化合物，或许能解决不稳定的问题。但硝基化合物在当时是管制物资，日军严格控制其流通。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边区的情报员带来了一个重要信息：日军在占领区推广了一种叫＂肥田粉＂的化肥，其主要成分是硫酸铵。通过化学反应，硫酸铵是可以转化为硝基化合物的。
于是，一场秘密的＂化肥收购＂行动开始了。根据地的商人们假装收购化肥，将大量＂肥田粉＂运进了边区。在汪德熙的指导下，兵工厂的工人们开始尝试提取硝基化合物。
这项工作异常危险。提取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有剧毒，稍有不慎就会中毒。工人们戴着用湿布制成的简易口罩，在密闭的空间里小心操作。即便如此，还是有多人出现了中毒症状。
经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掌握了安全的提取方法。新型炸药的研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改良后的炸药不仅威力更大，而且相对稳定，便于运输和储存。
很快，边区的兵工厂就建立起了完整的生产线。从原料提取到成品制造，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操作规程。工人们开玩笑说，这简直就是一所＂化工学校＂。
1938年夏天，第一批新型炸药正式投入使用。这批炸药被制成了各种形式：有便于携带的炸药包，也有专门用于破坏铁路的定向爆破装置。每一种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确保安全可靠。
当时，二战正在欧洲打响。德国的闪电战术震惊了世界，而在中国的华北平原上，一群科学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抗争。他们用知识作为武器，将科学实验室变成了军工车间。这个特殊的＂兵工厂＂，正在酝酿着一场让日军始料未及的打击。
三、铁路线上的生死较量
1938年深秋，一个重要情报传到了晋察冀边区：日军将在平汉线上增开一列军用列车，专门运送军事物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边区领导决定实施首次铁路爆破行动。
但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此前，根据地的武工队从未进行过火车爆破。铁路爆破涉及复杂的技术操作，需要精确计算炸药用量、确定爆破点位置、测算列车速度，还要考虑天气、地形等诸多因素。
＂让我去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汪德熙主动请缨。作为新型炸药的研制者，他提出要亲自参与行动，一方面确保行动万无一失，另一方面也要为武工队员们做示范。
军区同意了他的请求，随即组建了一支特殊的爆破小组。小组成员除了汪德熙外，还有3名经验丰富的武工队员。他们要在方顺桥段实施爆破。这个地点选得很有讲究：铁路两侧地势开阔，便于观察；附近有大片玉米地，利于隐蔽；而且距离日军哨所较远。
行动前一周，小组成员多次实地勘察，反复演练。汪德熙还特意设计了一套简单的信号系统：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表示列车的方向和速度，这样即使在夜间也能准确判断爆破时机。
1938年10月15日深夜，行动开始了。四个人分别背着3个炸药包，借着夜色摸到了铁路边。要在铁轨下埋设炸药并不容易，他们必须在保证不发出声响的情况下，快速完成安装。
汪德熙带来了他改良过的引信装置。这种装置采用了特殊的防潮设计，即使在潮湿的地面下也能正常工作。电线必须埋得很深，以防被日军的巡逻人员发现。
午夜过后，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这是日军的＂探路车＂，专门负责检查铁路沿线的安全。十分钟后，一辆手摇车驶过，车上坐着两名日军工兵，正在仔细检查铁轨。
这时，铁轨开始轻微震动，标志着军列即将到来。汪德熙和队员们趴在玉米地里，静静等待着最佳引爆时机。电线的另一端连接着特制的引爆器，这是汪德熙专门为这次行动设计的。
当军列驶过爆破点时，巨大的爆炸声划破了夜空。火光冲天而起，蘑菇云在黑暗中格外醒目。军列的车头被炸飞，后面的车厢也随之脱轨。整列火车解体后重重地砸在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次爆破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据后来的统计，这列军列上载有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炮弹、枪支和军用物资。这一仗，不仅打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更重要的是证明了新型炸药的实战效果。从此，在华北的铁路线上，类似的爆破行动此起彼伏，成为了抗日战争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四、突破重围的智慧
成功炸毁日军军列后，汪德熙和他的团队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炸药性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经过多次实验，他们发现如果能在配方中加入TNT，炸药的威力将大幅提高。但TNT在当时是日军严格管控的战略物资，根据地根本无法获得。
1939年初，汪德熙向边区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回天津一趟。这个提议让很多人都感到担忧。天津当时已经沦陷，到处都是日军的哨卡和特务。更何况，汪德熙作为根据地的重要技术人员，一旦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地下党组织精心设计了一个身份：天津某小学的代课教师。汪德熙剪了一个很普通的发型，戴上一副老式眼镜，还特意做了一个旧书包。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弄到了一份盖着日伪政府印章的教师证明。
穿过封锁线的过程惊心动魄。在一个检查站，日军士兵突然对汪德熙的书包产生了怀疑。正当局势万分紧张时，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跑过来叫他＂王老师＂，问他什么时候去给他们补课。这个临时起意的配合，成功化解了危机。
到达天津后，汪德熙立即联系上了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了他的计划后，立即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有一个学生叫林风，正在天津一家油漆厂工作。这家油漆厂的原料中恰好包含了制作TNT所需的化学物质。
林风接受任务后，开始在工厂里秘密行动。他利用工作之便，每天留下一小部分原料。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还特意把这些原料做成了肥皂的形状。这些＂特制肥皂＂被装在普通的木箱里，经由地下交通员一批批地运往根据地。
但这项工作极其危险。TNT的制作过程中会产生特殊的气味，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爆炸。林风只能选在深夜工人都离开后才开始行动。他在厂房的角落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实验台，用厕所的水管接入通风系统，以此来稀释气味。
这种秘密生产持续了将近半年。期间，日军曾两次突击检查工厂，所幸林风早有准备，将设备藏在了预先挖好的地下室里。每次检查结束，他都要连夜赶工，把耽误的进度补回来。
1939年夏天，一个意外的检查差点暴露了整个计划。一个日本技术顾问闻到了可疑的气味，专门来车间查看。林风临危不乱，立即打翻了一桶油漆，用刺鼻的油漆味盖过了可疑的气味。这一手机智的应对，再次化险为夷。
到1939年底，林风通过这种方式一共制造了近百公斤的TNT，全部安全运抵根据地。这批TNT的到来，让根据地的炸药研制跃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这个隐藏在油漆厂里的秘密实验室，也成为了抗战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
五、从炸药专家到核武器研发
1941年8月，汪德熙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作为全国化工专业唯一的公费留学名额获得者，他即将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启新的学术征程。这与三年前他在晋察冀边区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麻省理工的实验室里，汪德熙专注于研究化学反应动力学。这个领域与他在根据地研究的炸药有着密切关系——两者都涉及复杂的化学链式反应。他的导师曾开玩笑说：＂你对爆炸反应的理解，比实验室里任何人都深刻。＂
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汪德熙婉拒了美国企业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他在课堂上常说：＂实验室里的每一个发现，都可能改变战场上的局势。＂这句话源自他在抗战时期的亲身体会。
1960年冬天，一纸调令改变了汪德熙的人生轨迹。他被任命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这个任命来得突然，但背后有着深远的考虑：他在炸药研制中积累的经验，对于原子弹的研发具有特殊的价值。
1962年，一个代号为＂9501＂的绝密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装置研发项目。汪德熙被任命为项目总负责人。他带领三个研究小组，分别从不同角度攻关。
在位于戈壁滩的实验基地，条件异常艰苦。研究人员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设备也都是自行改装的。但汪德熙依然保持着在晋察冀时的作风：亲自参与每一次危险实验，从不让年轻人冒险。
一次实验中，一个关键部件突然出现故障。正当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汪德熙想起了当年在根据地改良炸药的经验。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利用化学反应的时间差来控制引爆过程。这个方案最终被证明是可行的。
1964年3月，原子弹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时一个新的难题出现了：核武器主要原料钚-239的提取遇到了瓶颈。汪德熙再次被召集，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他带领团队走访了全国十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收集了大量数据。最终，他们创造性地改进了提取工艺，使产率提高了近三倍。这一突破为后续的核试验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在核武器研制的岁月里，汪德熙始终保持着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那份执着和严谨。从最初的炸药研制到后来的核装置研发，二十多年过去了，但他对科学的态度始终如一。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时，已是古稀之年的叶企孙教授感慨地说：＂从炸军列到原子弹，德熙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科技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