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域及周边国家海域发现的历代沉船，基本都属于海外贸易商船，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古代商船，余为东南亚古代国家、西亚阿拉伯国家及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商船。以这些沉船资料为基础的考古研究，主要涉及沉船考古与造船史研究、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船货与外销瓷研究三个领域的学术问题。

沉船考古与造船史研究

舟船是人类涉足海洋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漫长的历史中，沉没在江河湖海中的沉船不计其数，但能较好保存在海（河）底的沉船却凤毛麟角。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被整体打捞而保存比较完好的水下沉船只有瑞典的瓦萨号、英国的玛丽·罗斯号和中国的南海一号三艘。此外，如泉州后渚宋代沉船等在内的淤埋于古海岸线或古河道内的沉船，也能得以比较好地保存。这些船体保存相对较好的沉船无疑成为探索早期舟船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资料。

关于早期舟船的发现，2002 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独木舟，残长5.6 米，两侧还各发现一只木桨，并散布许多圆木和剖木的“木桩”“木料”，发掘者将其看成是与太平洋上的“边架艇”一类的原始舟船，这一发现将中国独木舟的起源推进到距今 8000年前。此外，在跨湖桥独木舟东北侧还发现多块竹篾编制的席状物，其中一块残长达60、残宽 50 厘米，从共存关系与遗物形态分析，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面原始船帆遗存，进而认为“跨湖桥独木舟，完全有可能是一艘适于海上航行的双边架艇独木帆舟”。

船体结构上的水密舱壁是中国古代造船的独有发明和关键技术，也是对世界造船技术的重大贡献，这一技术被认为产生于 5 世纪初的晋代。《艺文类聚》引《义熙起居注》：“卢循新造八槽舰九枚，起楼四层，高十余丈。”卢循是晋代起义军领袖，其建造的八槽舰“是利用水密舱壁将船体分隔成八个船舱，即使某个船舱破洞淹水，船舶仍可保证不致沉没”。

这一重要发明在近 1500 年后的 18 世纪末到 19世纪初才被欧洲效仿。欧洲最先设计船舶水密分舱的是英国海军总工程师 Samuel Bentham（1757 ～ 1831 年），他曾受英国海军大臣之命，设计建造了 6 艘具有一种新型结构的海船，“像今天中国人的做法那样，用分隔船舱来加固船的结构，并防止船沉没” 。中国造船史学者席龙飞总结水密舱壁技术的发明具有三大重要作用：“其一，即使某一船舱因触礁破洞而淹水，也可抑制淹水不至于波及邻舱，从而保证船舶不至下沉；其二，船壳板、甲板因有众多舱壁的支撑，增加了船体的刚度与强度；其三，舱壁为船体提供了坚固的横向结构，使桅杆得以与船体紧密连接，这也为中国古代帆船采用多桅多帆成为可能。”

虽然文献记载水密舱壁出现于晋代，但最早的实例却要晚到唐代，江苏扬州施桥镇唐代木船和如皋唐代木船即是。此后，随着宋代造船技术的进步，水密隔舱被广泛应用于船舶建造中。福建泉州后渚沉船和广东南海一号沉船就是这一技术的完美体现，前者保存了 13 个隔舱，后者保存了 15 个隔舱，再现了宋代水密舱壁技术的真实情况。此外，两者的宽度大而长宽比小，这对于保证船舶的稳定性非常有利；同时，两者的船体型线非常瘦削，又起到保证船舶航行速度的作用。从现代船舶设计理论看，这种设计已经综合考虑了船舶的稳定性、快速性、耐波性。与此相类的还有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显然，这类尖底、宽扁、多水密隔舱的船型就是专为海外贸易而由福建所建的“福船”。由于福建所处对外海洋贸易的有利位置，福船在宋代已被高度认可，故宋人已有“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之说，沉船考古发现之宋代福船无疑是这一说法的有力佐证。

象山明代沉船平、剖面图

（引自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管会：《浙江象山县明代海船的清理》，《考古》1998 年第 3 期，第 34 页）

明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和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1405 ～ 1433 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典范，也创造了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的顶峰。《明史·郑和列传》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赉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这里记载的“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就是郑和船队的“宝船”。长期以来，造船与船史学者对宝船的尺寸认识不一。考古遗存上与郑和船队最有可能相关的是三根舵杆的发现，一是 1957 年在南京宝船厂遗址内发现的 11.07 米长的舵杆，“舵杆下端扁阔部位有楔槽，高 6.035 米，乃安装舵叶之处。此舵杆当属郑和船队较大海船之遗物”。另外两根舵杆在2003 年南京宝船厂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长度分别为 10.06 米和 10.925 米，形制相近 。三根舵杆均发现于宝船厂遗址，长度均在 10 米以上，显然非一般船舶所有，这样的舵杆究竟匹配何种规模的船舶，尚无定论，但总体上再现了《明史》所记“大舶”的雄姿。

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俞伟超先生在1997 年的《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中写道：“通过已有的发现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及其航海贸易，大致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今之广东、广西、福建乃至浙江一带海港的活动，主要是为这个面向服务的；另一个面向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北亚地区，今渤海湾一带的港口主要是为此而服务的。”

这个论断一方面基于当时已有的辽宁绥中三道岗、广东南海一号、福建白礁一号及西沙海域的初步沉船考古发现，另一方面基于汉唐以来的文献记载，即《汉书·地理志》所记“徐闻、合浦南海道”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等。如果站在中国东南沿海浙、闽、粤视角，将此南北两条海上通道连接，即可向北贯通从日本、朝鲜半岛经中部我国的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域，向南延伸至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海域，再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西部印度洋、红海、波斯湾直至地中海沿岸，这就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主线。直至当今，全球 70% 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自古形成的海上通道，从中东经印度洋运往太平洋地区；全球每年有 8 万多艘船只往来于这条航线上的马六甲海峡，所载货物占比全球货物商品贸易量的40%。

追根溯源，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应分别源于西方的地中海和东方的南中国海两大海域周边早期族群的航海实践，两者相向而行，交汇于印度半岛南端与斯里兰卡海域，这条借助海洋、季风和人类自身创造的帆船而形成的海上航路从此将东西方文化连通在一起。迄今为止，无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发现均证明这条航线的贯通不晚于中国秦汉之际的南越国时期。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平定百越，五年后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秦朝灭亡前夕，南海郡尉赵佗于公元前 204 年建立南越国，统治岭南及越南北部。20 世纪 80 年代发掘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就是赵佗的孙子——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公元前 137 ～前 122 年在位）的陵墓，墓中出土的非洲象牙、阿拉伯乳香、波斯银盒等文物，说明南越国已与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地区有了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同时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

但迄今却尚未发现 9 世纪之前的沉船，沉船考古所见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是从 9 世纪开始的，并且在 11 ～ 14 世纪的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南海一号沉船和新安沉船就是例证。南海一号沉船被认为是一艘始发于泉州港的南宋中国商船，在将要驶向远洋航线时，却于南宋淳熙癸卯年（沉船瓷器发现“癸卯”墨书年款），即 1183 年或稍后时间沉没在“放洋”之地的广东上下川岛海域，这是唐代以来“广州通海夷道”的必经之处。韩国新安沉船则被认为是始发于庆元港（宁波）的一艘元代中国商船，在驶往日本的航行中，于元至治三年（船货木签发现“至治三年”墨书年款），即 1323 年沉没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附近，这是唐代以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必经之路。这两艘沉船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南一北，可谓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真实写照。

船货与外销瓷研究

中国古代的海洋外销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最为著名。其中丝绸最为久远，早在 2000年前就风靡罗马帝国贵族阶层；瓷器虽于汉晋时期就已流传到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地区，但大规模外销输出则始于 9 世纪向中国周边国家、南亚及中东等地区的海上贸易，并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形成 17、18 世纪横扫欧洲的“中国风”；饮茶自唐宋东传日本并渐成日本茶道，但流行于欧洲却在大航海后由荷兰首开，随后在英国发扬光大并带入新大陆美国。由此看出，中国丝、瓷、茶外销是一个由“丝”到“丝、瓷”再到“丝、瓷、茶的”渐进过程。

小练岛东礁沉船遗址调查采集瓷器

［引自《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 ～ 2010）》第 33、34、46、48、49、51、52、55、58 页］

丝、瓷、茶三类大宗商品在沉船中共存的典型例子是 1745年 9 月 12 日沉没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Gotheborg）商船，该船从广州返回瑞典时触礁沉没在距离其母港——哥德堡港仅 900 米处的海域，装载的 700 吨中国商品其中包括 1180匹丝绸、2388 捆瓷器、2677 箱茶叶（366 吨）。当时，人们从沉船上打捞起 30 吨茶叶、80 匹丝绸和大量瓷器。此后还进行过多次打捞，直到 1986 年哥德堡海洋考古学会对其进行水下考古时，仍获得了 9 吨瓷片及 400 余件完整瓷器和一些茶叶。实际上，由于丝绸与茶叶等有机质物品难以在水中长久保留，沉船发现的货物以瓷器为主遂成为常态，进而对于沉船货物的研究也就主要集中在陶瓷器方面，其外销的时代、地理范围、品种与窑口，以及相关的贸易政策与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海洋商贸的发展概貌。

绥中出水文物

第一， 关于中国早期外销瓷时代。沉船在内涵断代上素有“时间胶囊”之誉，船货瓷器与陆上的遗址、墓葬、窑址等出土瓷器的最大不同就是数量大、窑系多、时点准，沉船考古瓷器的发现对中国早期外销瓷准确断代以及批量化外销起始时间的界定具有重要作用。黑石号沉船的一件长沙窑瓷器碗底铭刻唐“宝历二年七月二十日”（826 年），华光礁一号沉船有一件瓷碗铭刻有干支纪年“壬午”（1162年）、南海一号沉船有一件瓷罐底部墨书有干支纪年“癸卯”（1183 年）、新安沉船有一个木签墨书“至治三年”（1323 年），这四艘沉船时间的准确界定为研究唐宋元时期瓷器贸易与断代等问题提供了标尺。尤其是，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将 6.7 万件不同窑系的瓷器确定在 826 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瓷器通过海路大规模外销的直接证据，说明中国瓷器批量化外销不会晚于 826 年，且表明广泛发现于北非、中东等地沿岸遗址的大量长沙窑瓷片来源于海上丝绸之路，发现的 3 件青花瓷盘还将元明时期流行于世界的中国青花瓷烧造时间提早到了 9 世纪初。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随着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的翔实记载，大量沉船的时间可以精确到日。同时，明清时期瓷器年款的普及也使外销瓷断代研究不再成为难题。

第二，关于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地理范围。最早全面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外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他于 20 世纪 60 年代考察了埃及、东非、阿拉伯半岛、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遗址，首次系统梳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中国唐代以来的陶瓷器，并从时代、窑口、类别、技术与贸易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进而认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我想还是把这条海上的通路姑且称作‘陶瓷之路’吧”。三上次男对中国古代外销瓷的一些基本认识，即使今天看来仍不过时。根据考古发现的海外中国外销瓷的空间分布与时代看，中国古代瓷器外销范围的不断扩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 9 世纪，从东邻日本到远隔万水的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西岸地区就已普遍出现中国陶瓷器，这与黑石号沉船的时代基本一致，不仅说明中国瓷器批量化外销开始时间不晚于 9 世纪，而且一开始就深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所触及的远端地区，开启了中国古代瓷器全球化的早期步伐。11 世纪后，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迅速扩大，据宋人的著述，如《岭外代答》《云麓漫钞》《诸蕃志》等书记载，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六十个以上。其中以成书于 1225 年赵汝适的《诸蕃志》著录最详，书中介绍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列举其名而未加介绍的还有二十多个，且明确提到瓷器输出地涉及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16 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接踵而至，他们不仅将中国瓷器远销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西班牙还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将瓷器远销到太平洋东岸的美洲各地，中国的丝、瓷、茶“一通天下”，成为最早全球化时代的“全球通”商品。

第三， 关于中国古代外销瓷品种。若从瓷器窑口、工艺、类别等方面看，中国古代的外销瓷可谓千年之间变化千端。从最早的外销瓷品种看，根据 7 ～ 11 世纪日本鸿胪馆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片统计，“不同的窑场有不同的外销时期，越州窑青瓷与邢窑、巩县窑白瓷、绿釉陶最先作为贸易陶瓷在 8 世纪中期开始输出，到 8 世纪末 9 世纪初长沙窑陶瓷外销异军突起，9 世纪中叶开始，定窑、温岭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的外销令人瞩目，河南密县窑也开始加入外销行列”。另一位学者指出，9 ～ 10 世纪，长沙窑和越窑瓷器是最主要的输出产品，占了绝大部分，其产地范围和产品品种都比较明确。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发现的几艘 9 ～ 10 世纪的沉船出水器物看，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外销时期主要在 9 世纪，10 世纪时迅速退出外销舞台，而越窑青瓷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销产品。

11 ～ 14 世纪，造船和航海术的进步以及宋元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瓷器外销范围与品种不断扩大。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录了元代瓷器贸易涉及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种则主要有“粗瓷”“处州瓷器”“青白花”“青白、处州瓷器”“青瓷”“处器”“青白”等，其中青白花器的相关记载有16处，青瓷的有15处，青白瓷的有 3 处，处州瓷的有 5 处 。以上记载与宋元时期沉船发现的瓷器品种基本对应，如南海一号沉船发现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白瓷、福建磁灶窑和闽清义窑粗瓷。无论文献记载、窑址发现还是沉船与海外遗址发现，基本都揭示了宋元时期围绕泉州、福州、温州、明州几个主要港口而形成的浙江龙泉窑系、江西景德镇窑系、福建诸窑系等制瓷业体系，这些窑系的产品成为当时外销瓷的主要品类。

老牛礁沉船遗址出水瓷器

［引自《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 ～ 2010）》第 65、66、87 页］

1368 年始的明王朝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仅许官方朝贡贸易，中国民间瓷器外销急剧减少。明代前期，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地区表现突出，无论是沉船发现还是遗址出土瓷片均反映出这一特征。因此，学术界通常将此阶段称为中国瓷器外销的“空白期”。当然，所谓“空白”不是绝对，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通过朝贡贸易或琉球王国转手东南亚的中国瓷器并非少见。有学者根据琉球《历代宝案》统计，1419 ～ 1470 年琉球发往东南亚的 21 艘船中把处州青瓷器（龙泉青瓷器）作为礼品送出的情况为：暹罗 28 次、巨港 7 次、爪哇 5 次、马六甲 9 次、苏门答腊 2 次、朝鲜 1 次。整个 15 世纪，琉球至少将 9.5 万件青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了东南亚国家。总体而言，明代前期基本保持了元代龙泉青瓷大规模外销的态势，而景德镇、福建、广东等地民窑继续不同程度地参与。

16 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1567 年，明朝开放海禁，福建漳州月港成为外销瓷的主要港口，大量景德镇精细青花瓷和漳州窑粗制青花瓷通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分别控制的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地转口销往世界各地。从此，外销瓷品类青花瓷一支独大，统揽天下。随着荷兰的主导，一种专供中东及欧洲市场的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克拉克瓷”成为主要外销品种。有学者统计，“在公元 1604年到 1656 年之间，荷兰进口了三百多万件瓷器”。而另一种西方人所谓的“汕头器”（SWATOW）实际被普遍认为是漳州窑粗瓷产品。广东南澳一号、菲律宾海域圣迭戈号、越南平顺号沉船大量装载的就是这两类产品。

17 世纪 80 年代，清王朝政局渐稳，清初实行的海禁政策随之解除，海外贸易与制瓷业迅速复兴，中国瓷器再度通过西方各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入欧洲。除了餐具碗盘之外，随着欧洲咖啡、饮茶之风兴起，各类日用茶具、咖啡具成为这一时期外销瓷的主要品类。“仅瑞典一国，在 1750 年至 1775 年间就进口了一千一百万件瓷器” 。18 世纪中叶的三艘沉船瑞典哥德堡号、英国哥德马尔森号与格里芬号沉船的瓷器就全面反映了欧洲“中国风”时期的瓷器类别，包括以中国山水风景、庭院花木、折枝花卉、动物纹饰为主题的各类餐具、茶具与咖啡具。此外还包括这一时期盛行的欧洲王室、贵族、军团、公司等团体订制的广彩纹章瓷。这种将景德镇白瓷胎运到广州，在外商指导监督下进行绘画上彩，并入炉二次烧成的广彩瓷器，遂成为 18 世纪中后期最具特色的外销瓷品类，也成为中国外销瓷千年最后的一抹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