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池遗址为吴阳上下畤考
文 / 熊长云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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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池遗址夯土台（坛场）发掘场景
陕西雍山血池遗址为近年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战国秦汉祭祀遗址之一，又因出土带有“畤”铭文的陶片，学界一致判断其性质属“畤”。不过，血池遗址究竟属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哪一畤，可谓众说纷纭。考古工作者及研究者曾先后提出吴阳上畤、北畤、秦上（下）畤、吴阳上畤基础上续建的北畤等不同看法[1]。但就出土铭文资料及遗存测年信息而言，已有诸说均有未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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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祭祀坑发掘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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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祭祀坑T6906K9内车马出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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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池遗址出土玉人
2022年8月，本文作者先后考察吴山、血池、下站、陈家崖等相关遗址后，对相关遗址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并认为血池遗址应为吴阳上下畤，一地实为二畤。
记载吴阳上下畤的关键史料，见于《史记·封禅书》：“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司马贞《索隐》：“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畤’，今盖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2]又《集解》李奇曰：“于旁有吴阳地。”[3]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吴阳上下畤设在雍城旁的吴阳地，上畤祠黄帝、下畤祠炎帝。又据传世文献推算，其设立时间在秦灵公三年（前422年），属战国早期。
以往影响血池遗址判断的重要一点，是考古工作者在血池不远的吴山发现了秦人祭祀遗址，且从发现地点、出土遗物推断其为吴阳下畤[4]。不过，经实地考察，吴山祭祀遗址虽与吴山有着密切关系，但此处恐怕并非吴阳上下畤。一方面，吴山祭祀遗址的发现地点位于吴山主峰之正东，这便与文献记载吴阳在“岳之南”即吴山之南的记录矛盾。且此处位于吴山之中，距雍城较远，也与传世文献记载吴阳畤在“雍旁”不合。另一方面，学者指出吴山祭祀坑中出土的车马器年代在春秋早中期[5]。吴阳上下畤为秦灵公建立，其时已晚至战国，年代同样存在出入。考虑到东周时期，山川祭祀同样是国家祀典的重要内容[6]。综合遗址年代、所处位置来看，吴山祭祀遗址应该还是秦国的山川祭祀，也就不会是吴阳下畤[7]。
此前学者曾提出血池遗址为北畤，亦不确。北畤是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雍四畤，即鄜畤、密畤与吴阳上、下畤，分祠白帝、青帝、黄帝与炎帝，为秦人所立。刘邦认为天有五帝，故增设北畤，补足黑帝[8]，由此合称雍五畤。然而，血池遗址采集马牛羊骨骼的碳14测年数据，以两种不同形制的马坑（LK7、T0252K5）和牛羊坑年代较早，位于战国和秦代之间；其次为西边牛坑T0251K1，年代位于战国到西汉时期，最后为东边的牛坑T0352K5，年代位于西汉到东汉早期。从发掘资料看，东西向的长方形牛坑T0352K5打破南北向的长方形马坑T0252K5，也可说明测年数据的准确性[9]。从测年数据和祭祀坑的打破关系来看，血池遗址祭祀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即存在，这便与北畤建立的年代不符。此外，血池遗址实际位于雍城的西侧偏北，也并不契合“北”的名义。因此，从所处方位、遗存年代来看，血池也不太可能是北畤。
在排除血池为北畤及吴山遗址为吴阳上下畤的可能后，下面论证血池遗址为何为吴阳上下畤。实际上，血池遗址祭祀范围广达数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已发现的其他祭祀遗址。这一祭祀规模，反映血池祭祀只能是国家行为，且在秦汉祭祀系统中极为重要。又据传世文献，雍城附近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就是秦“雍四畤”及在此基础上设立的汉“雍五畤”。汉代诸帝曾多次前往雍地，躬身祠五畤，血池遗址最可能就与上述记载有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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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汧（千）河、雍城与相关祭祀遗址关系示意图
应指出的是，此前学者曾据下站遗址的规模、地理位置及出土“密”字陶文，判断下站遗址为“雍四畤”或“雍五畤”之一的密畤[11]，已为学界所公认。根据地理位置、出土遗物铭文等来判断祠畤属性，看似简单，却颇为可靠。而这一论证方式，对吴阳上下畤同样有效。
先说吴阳地。经实地考察，血池遗址所在地的山川地理形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地处在吴山主峰东南，仍属吴山范围，且能够远眺雍城，是吴山最靠近雍城之处。据《史记·封禅书》，吴阳上下畤前身的吴阳武畤，文献明确记载其在“雍旁”，这正与血池遗址临近雍城的地望吻合。二是此处属吴山余脉，且由汧（千）河切割，使其位于汧河以北。众所周知，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而此处恰在吴山以南、汧（千）河以北，这便完全符合“吴阳”的名义。
再说上下畤。在以往认识中，血池遗址是一个整体。但若细作考察，可知血池遗址的祭祀实际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血池村附近的祭祀坑区域，主要分布在该村东侧的中山梁南侧，为示与整体血池遗址的区别，可称血池村祭祀坑区域。二是北斗坊祭祀坑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山梁南侧的扇形缓坡地带。这两个祭祀区域分处中山梁与东山梁，隔沟相望，相距数百米，二者既从属于一山，又相对独立。其中，又以血池村祭祀坑区域地势相对较高；北斗坊祭祀坑区域地势相对较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血池遗址所发现的“上畤”与“下畤”陶片，便严格从属于上述不同区域。根据简报，刻有“上畤”“上”等铭文的陶片（T7107K1:2、T7107K1:3）均出自血池村祭祀坑区域；刻有“下畤”“下祠”等铭文的陶片（T0151②:9、T0151②:8），均出自北斗坊祭祀坑区域。[12]根据这两处祭祀遗址的相对位置，以及陶文所提示的线索，可知血池遗址不应简单视作同一祭祀遗址。同时，吴阳上畤与吴阳下畤在当时便可省称为“上、下”或“上下畤”。如西汉扬雄《法言·重黎》：“文、宣、灵宗，兴鄜、密、上、下，用事四帝。”[13]《汉书·郊祀志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14]在雍四畤范畴内，以“上畤”“下畤”指代吴阳上下畤，正符合秦汉时代的一种称谓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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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池遗址出土“上畤”“下畤”铭文陶片
T7107K1:2、T0151②:9
资料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
综上所述，血池遗址并非以往认为的一畤，而是一地包含二畤，此地即是著名的吴阳上下畤。其中，出土“上畤”铭文陶片的血池村祭祀坑区域，即是吴阳上畤；出土“下畤”铭文陶片的北斗坊祭祀坑区域，即是吴阳下畤。二畤同处一山，既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将血池遗址判定为吴阳上下畤，不仅符合“吴阳”地望以及陶片铭文所指向的“上畤”与“下畤”方位，也与此处祭祀等级高，规模大，且年代跨越战国秦汉等诸多情况匹配。
上述观点还可印证传世文献对吴阳上下畤的记载。据《史记》及唐人注，吴阳上下畤的设定应与吴阳武畤有关。《史记·封禅书》：“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司马贞《索隐》：“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畤’，今盖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15]所谓“今盖因武畤又作上、下畤”，反映吴阳上下畤是对当时已经荒废的吴阳武畤的继承和分化[16]。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吴阳上下畤，同处一地，相距不远，正与传世文献所反映的情况大体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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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池遗址对应吴阳上下畤示意图
黄色区域为考古勘探血池遗址总体范围
白色文字内容为笔者标 示
资料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
凭借考古发现，亦可进一步揭示吴阳上下畤的祭祀对象、命名与方位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据简报公布的血池遗址勘探范围，可知吴阳下畤与上畤分别位于整体范围的南部和中部。大体而言，上畤居下畤之北，古人以北为上，南为下，上下畤的名称与方位是吻合的。同时，战国时代的五行、五色、五方等彼此相配的理论已颇为流行[17]。吴阳下畤祭炎（赤）帝[18]，且其方位居南，就五行观念而言，南方属火，方位居下，其色尚赤，而恰与此处祭炎帝、名下畤相合；吴阳上畤方位居中，而中央属土，方位居上，其色尚黄，又恰与此处祭黄帝、名上畤相合。上述对应关系，应出于古人的一种设计，并反映当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
在确定血池遗址为吴阳上下畤之后，就宏观层面而言，还可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吴阳上下畤同处一地，合祭炎帝与黄帝，这在雍四畤等秦人祠畤中是十分特殊的，应反映了秦人的深层文化考量。对于秦设畤祭祀炎黄二帝的历史背景，徐旭生、王子今均指出，这体现了符合“周余民”心理的文化政策，继承了当地久远的信仰传统[19]。李零更明确提出，黄帝是姬姓始祖，炎帝是姜姓始祖，姬姜联姻，统治岐雍之地二百多年，秦人设畤祭祀炎帝与黄帝，是为争取周遗民支持的举措[20]。因此，吴阳上下畤的设立，源自秦人的政治考虑，反映了对周遗民文化传统的迎合。在秦统一以后，对于炎黄二帝的合祀上升至国家行为，此后为汉代所继承，最终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文化认同。
第二，秦人祠畤与山川祭祀同样存在内在关联。前文已指出，考古工作者在吴山东麓所发现的祭祀遗址，其性质应属山川祭祀，亦应即秦人对吴山的祭祀。可比较的是，《史记·封禅书》解释了祠畤的选址考虑：“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21]表明“畤”的设立依附于“高山”。同时，《史记·封禅书》又明确提出：“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22]点明秦人设畤于雍州，与“雍州积高”有关，因其地势较高，以近天神[23]。结合这两点看，吴阳上下畤所依附的“高山”，也应即是作为雍州镇山的吴山。吴山又称“吴岳”、“岳山”[24]，在秦人眼中，其地位堪比雍州之“岳”，极为重要[25]。因此，无论是秦人对吴山的祭祀，还是在吴阳立畤，都笼罩在吴山地域神圣性的影响之下。上述秦国祭祀遗址的性质虽然不同，却均指向这一相同的地理背景，反映早期祭祀与山川的密切联系。
附记：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王颢所长陪同笔者一行考察了宝鸡吴山、血池、下站、陈家崖等地的考古遗址。本文写作过程中，受益于与李零先生的讨论，并得到了田天、陈侃理、李云河、张鸿鸣等师友指正。于此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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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笔者一行至血池遗址考察
左起：张鸿鸣、熊长云、周琦
王颢先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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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雍山夯土台所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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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斗坊祭祀坑遥望雍山夯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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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雍山夯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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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吴山
本文刊《考古》2024年第10期。
注释：
[1]可参辛怡华：《血池遗址与雍地五畤及相关问题》，《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4辑，岳麓书社，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田亚岐、陈爱东：《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6期；游富祥、陈爱东：《秦汉雍五畤的发现与研究》，载李零主编《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商务印书馆，2022年等。
[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4页。
[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9页。
[4]游富祥、张晓磊、董卫剑、刘子豪：《陕西宝鸡陈仓吴山祭祀遗址2018年发掘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92-95页；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吴山祭祀2016-2018年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7期；游富祥：《吴山遗址的性质与畤祭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7期。
[5]张煜珧：《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
[6]可参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58-277页。
[7]张晓磊、范雯静从吴山遗址的范围、遗迹种类出发，认为其性质与等级不能与血池、下站两处遗址相提并论，也提出了类似的认识。见张晓磊、范雯静：《雍畤文化遗存的新线索》，载李零主编《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80页。
[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8页。
[9]胡松梅、杨苗苗、李悦、田亚岐、陈爱东：《陕西凤翔雍山血池遗址2016～2018年祭祀坑出土三牲骨骼研究》，《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4期。
[10]参辛怡华《血池遗址与雍地五畤及相关问题》，第24页。
[11]游富祥、杨武站、张晓磊、刘冉：《陕西宝鸡陈仓下站秦汉祭祀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2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03—105页。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
[13][汉]扬雄撰，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346页。
[14]《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7页。
[1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4页。
[16]据《史记·封禅书》，可知吴阳上下畤实际由当时已经荒废的吴阳武畤发展而来。血池遗址范围附近可能还会有早期祭祀遗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17]可参史党社：《阴阳五行说与秦之关系探析》，《秦祭祀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1页。
[18]《史记正义》：“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黄帝。”“炎帝”又作“赤帝”。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53页。
[19]徐旭生：《五帝起源说》，载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1-242页；王子今：《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文博》2005年第6期。
[20]李零：《秦汉祠畤的再认识》，载李零主编《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0-11页。
[21]《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7页。
[2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9页。
[23]可参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41页。
[24]此见《周礼·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尔雅·释地》：“河西曰雍州”，又《尔雅·释山》所云五岳，有“河西，岳”注云“吴岳”。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华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秦统一后，始皇择天下十八处山川奉祀，其中亦有“吴岳”。
[25]可参李零：《岳镇海渎考——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载李零《我们的中国》第四编《思想地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7、121、125页。
网络来源：山水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