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珞珞集——王建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出版之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又一本书《王建考古文集》即将付梓。负责编写工作的王益人先生嘱我为其父文集写一篇序言，我觉得这种文章还是由王建先生的同辈或同侪撰写比较合适。由于益人的坚持，我特地草就此文，以志纪念。将王建先生的学术成果积集出版，也是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发展最好的回顾，王建先生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转型和继往开来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和王建先生相识近三十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受其扶掖襄助和学识睿智的启发甚大。我觉得，读王建先生的文章，也是在读一段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成长史。因此，王建先生文集的出版也是构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史记忆的一部分。
文集收录了王建先生29篇文章，其中有：曾经发表的旧石器考古文稿15篇和地震考古文稿1篇；未发表的手稿12篇（旧石器等相关的9篇，非旧石器的3篇），给文物报的信1篇，并附有一篇1982年晋升职称时的“业务自传”，是其履历的简述。文集分为论著、手稿、其他和附录四个部分，按发表时间编排，未发表文章放在后面，并将旧石器考古和其他文章分开，其中旧石器论文的占比远大于其他方面的论文，体现了王建先生对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矢志不渝的追求。从编年为序的文章安排，让我们可以看出王建先生的学术轨迹。由于山西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镇，因此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国旧石器研究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
山西省的旧石器考古以丁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肇始，王建先生的学术生涯也以此为起点，并与该遗址研究的推进和发展密切相伴。1953年，丁村遗址发现后，王建先生就跟随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学习旧石器，负责54∶100地点的发掘和石器登记工作。除了在实践中学习基础专业知识外，他还专门到古脊椎所进修了四年，旁听了北大考古专业以及哲学方面的课程，这些田野实践和基础训练，为王建先生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最后使他成为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界的巨擘和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乃至整个考古学界的翘楚。
1954年丁村54:100地点犀牛化石发掘现场（前排面向右者为裴文中，对面戴眼镜者为贾兰坡，后排左起为程玉树、王建、付子安）
本文集最初的两篇论文“人类用火的历史与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是王建与贾兰坡先生的合作成果，既是专业训练的牛刀初试，也是理论思维的超前预判，特别是后一篇文章对我国旧石器考古的影响很大。1982年发表的“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是他们在这篇文章基础上的再提高，也是随着考古发现时代发展又一次展望。现在从非洲古人类和就石器的发现看来，这一展望显然是超越时代的预见。
1958年结束了在古脊椎所的进修回太原后，王建先生马上大展拳脚，显示出独 力工作的能力。当年发现了阳城固隆和太原古交两处旧石器地点，为“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30周年纪念会”献上了两个地点的调查简报。之后，他再接再厉，从1960年至1963年对匼河与西侯度两处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并写出了包括《匼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在内的多篇论著，可谓硕果累累。但是，这一高歌猛进的势头马上被1964年的四清运动所打断，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近十年磨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考古学是恢复较早的学术领域。1971年7月22日，王仲殊和夏鼐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起草了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希望《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三本杂志能够复刊。7月26日周总理批准举办出土文物展，并同意三本考古学术杂志复刊。之后，《中国科学》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也相继复刊。
在《考古学报》复刊后的1972年第1期上，贾兰坡、盖培与尤玉柱发表了1963年发现的山西峙峪遗址发掘简报，在1973年第2期的《考古学报》上，贾兰坡和尤玉柱发表了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一些田野工作也相继展开。盖培和卫奇于1972—1974年调查了河北阳原县虎头梁遗址，发现了9处旧石器晚期地点，并在1977年第4期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上发表了发掘报告。
与此同时，王建先生也启动了他的田野调查工作，于1973年8—9月与王向前和陈哲英一起调查了下川遗址并进行了首次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1975年，并在1978年第3期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了研究报告。下川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使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下川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下川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从其类型、加工技术和数量上来说都是前所未见的，特别是各类细石核和小型器物，代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打制技术发展的顶峰。它和虎头梁遗址一起，为探讨华北细石叶技术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迎来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波高潮。1973年卫奇先生发现了许家窑遗址，发掘工作持续多年，出土了大量石制品与古人类遗骸。1974年秋，贾兰坡先生在赴内蒙古考察途中访问许家窑遗址，王建先生专程前往大同迎接和陪同。1978年，尤玉柱等在泥河湾发现小长梁遗址，受到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的高度重视。之后卫奇先生受裴老委托，前往泥河湾调查小长梁遗址的年代，便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东谷坨和其他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
与此同时，丁村遗址也迎来了第二波田野工作的高潮。1976年8月，王建先生因丁村遗址受洪水威胁专程赴54∶100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10月又从下川工地返回丁村，便有柴寺丁家沟77∶01细石器地点的发现。从1977年到1979年起，王建先生将精力再聚集到丁村遗址，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确立了丁村遗址群涵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段的年代学框架，突破了丁村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认识。
1978年王建、贾兰坡等在下川盆地富益河小憩
我在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贾兰坡先生读研，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过后，百废待兴。时年5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告科学春天的到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中外学术交流开始加强，学者们开始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方法，反思我国研究存在的问题。而旧石器考古学也是最早开始与外界接触的学科，而在每次中外交流中，山西都承担着展示我国旧石器考古学术窗口的重要角色。
1975年，包括张光直先生在内的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11人访华，在贾兰坡和王建先生的安排下在5月访问了丁村遗址。1982年，美国古人类学家沃尔波夫和日本考古学家芹泽长介访华中也先后专程考察了丁村遗址。1985年，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访华也到丁村和西侯度访问。当时贾老与王建先生曾经商量与宾福德的合作，准备将峙峪遗址作为中美合作研究的一个试验点，最后双方因种种原因不欢而散。错失这个良机，实在非常可惜。如果这项合作能够实现，对推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无疑很有帮助。
1982年5月30日陪同日本东北大学芹泽长介教授访问丁村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旧石器考古学范式基本上是遵循着周口店和丁村模式进行的模仿和拓展。新中国成立后与国际学界的隔绝，使得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成为一种封闭状态下的操作。学界的基本努力在于将全国各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根据其形态和技术特点，尝试梳理我国旧石器发展的脉络，并将这种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古人类化石的体质演化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缺环问题，证实了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预判。
新中国成立后发现丁村遗址的石制品及伴生的人类化石，则为本土古人类演化和旧石器传统填补了重要的一环。而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显示了与周口店石制品迥异的类型与技术特点，加上华北其他一系列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使得贾兰坡先生开始从一般性视角思考华北旧石器传统的发展脉络，提出了“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或“匼河—丁村系”，和“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两大传统的学说。这一总结虽然代表了我国旧石器研究从材料积累转向规律总结，但是却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
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基本上是作坊式的师徒传授，没有合适的专门教材，没有系统的强化训练，也没有很好的学术规范。研究过程重田野和观察，轻理论方法或根本没有理论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操作。我跟随贾兰坡先生读研与王建先生跟随贾老进修并没有什么区别，贾先生认为地质学基础比旧石器知识更重要，他曾对我说，旧石器考古主要还是要学会认识地层和年代，石制品比较简单，多看就懂。
贾先生为我定的硕士学位论文主题是用华北出土的细石核遗存追寻亚洲和北美的史前文化关系，这是他当时关注的问题，希望我的论文能够利用中国华北、西伯利亚、日本和北美的材料来了解细石叶技术的特点与区域文化关系。从当时来看，这篇论文是从二手资料来做文章，对于迫切需要加强专业基础训练的我来说无疑是纸上谈兵。而从现在来看，这也是个不适合做硕士论文的大题目。于是，论文的写作自然就遇到了很大麻烦，这才有了使我和王建先生建立莫逆之交的机会。在贾先生的安排下，我在1980年前往太原拜访王建先生，希望能以下川出土的细石核遗存为基础，比较华北和周边地区的同类材料，使得我的论文有一个比较实在的分析基础。
王建先生不仅热情接待了我，还派王向前先生专程陪同我前往下川遗址进行考察和采集标本，并向我开放所有的发掘材料。此外，他还和我交换对石制品的看法，无私地向我传授他的心得体会，并对我的论文结构和题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感激之心难以言表。这和我在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向某些专家请教却遭受白眼，想观察虎头梁细石核标本却只能在主人接待外宾时贸然闯入其办公室偷窥一番形成鲜明的对照。
王建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放、学风严谨、思维敏捷、感悟力极强的人，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旧石器研究水平的突破与提高。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树立起他自身的学术声誉。他思想开放、乐于吸收最新理论方法，从不抱旧守拙，所以他的研究总有亮点，常有突破。由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理论方法具有世界的共性，因此王建先生一直对国外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十分关注。
20世纪80年代末，我将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的《旧石器时代》的英文版译成中文，托贾先生联系出版而未果。王建先生知道后将稿子带回，设法在山西出版，最终因版权原因仍未能如愿。他将译稿文字和原书上的图版复印后重新编辑装订，仔细研读，他对经典著作的认真态度可见一斑。此外，他还让益人将博尔德的《旧石器类型学》等一些欧美旧石器经典加以整理，作为案头的参考资料。后来我翻译介绍的一些国外旧石器文献，他都是第一个审阅者。
1982年，他安排刚从大学毕业的益人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作为自己的臂助。益人学的是物理专业，进入考古所工作难免受人非议。但是，有益人作为助手，无疑延长了王建先生的学术生命，可以在力所不逮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学术追求。益人子继父业，治学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旧石器时代考古本身就是一门学科交叉的领域，现在看来，学物理出身的益人转行考古看来还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在文理交叉的趋势中体现出某种优点。
1986年我出国留学之后，一直与王建先生保持密切的信件来往。1988年我回国收集论文材料，专程赴太原与王建先生促膝长谈。他虚怀若谷，思想极为开放，对国外旧石器研究的发展现状尤感兴趣，因此与他交谈总有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下川是当时所知比较早的细石器地点，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内容，许多类型和加工特点以前都没有见到过。王建先生在对这批材料的研究中，体现出他的睿智和洞察力。比如他从动态的剥片过程来看待细石核的形制，认为整锥状石核是废弃状态而非起始状态，而半锥状石核并非原料或锥形石核的变体，而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还分辨出琢背小刀和石核刮削器这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类型，这和他对国际旧石器分类的了解及自己勤奋的钻研是分不开的。
当时我还向他谈起，峙峪石制品中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件最早细石核的“扇形石核石器”，根据两端破碎和侧缘析裂条痕判断，其实是一件砸击制品。不料王建先生对此早有同感，他指出这件东西的石叶阴痕没有“头”（指剥片疤的端部），显然不是用压制方法产生。邓聪先生曾向我提起，王建先生对石制品的感悟能力在国内学者中十分罕见，我深表同感。因为分辨一件人工石制品并不难，但是要读懂它的成因有时绝非易事。我们见过太多的错误分类和对古人类行为能力的误判。
2005年陈淳、邓聪拜访王建先生
1991年，《文物季刊》创刊，王建先生担任主编。他一直鼓励我把国外的研究现状介绍到国内来。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写作和翻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文物季刊》上发表的。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国内对国外考古学的发展现状不太了解，一些新的理论方法有时被视为异端，很难发表。王建先生却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他一有机会就叮嘱我，多写些介绍国外新方法和新经验的文章。正是他的这种开放胸怀和开拓精神，给《文物季刊》带来了新鲜空气，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许多学者乐意阅读《文物季刊》的文章并向刊物投稿，在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说过，经历了大概四十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王建先生的学术生涯也遵循着这样一条轨迹，在丁村遗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研究思路逐渐从石制品的静态分类和分析逐渐转向动态过程的重建和因果律的探讨。
1991年，王建先生在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和在益人的协助下，开始整理丁村遗址1976—1980年的第二次发掘报告。这份报告1994年在《文物季刊》刊出，体现了许多亮点。报告将丁村遗址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予以扩大，并将其定义为遗址群，构建起跨越整个更新世的旧石器文化序列。除了在石制品分析中对不同时段和地点的石制品进行分类详述外，报告还初步定义了遗址所见的各种石器类型，并与国际通行的术语对应，为我国旧石器类型学定义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做出了贡献。
报告还对石料和废片及形态进行了测量和统计分析，这使得对打制技术和剥片过程的判断和重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分析还注意到双阳面石片这类独特的制品，其剥片技术堪比欧洲的勒瓦娄哇。该报告还特别指出了两点重要认识：一是遗址群的埋藏学特点，认为河流自北向南出土的石制品有变小的趋势，这显然是受到流水分选的结果。因此，大部分河流相的石制品埋藏是二次堆积，而非人类活动的原地埋藏。二是原料对石制品的影响，报告认为丁村文化与周口店和泥河湾的旧石器遗存没有可比性，汾渭地堑有良好的角页岩和石英岩，此地的古人类能够制作各种大型工具。
周口店主要是脉石英，其次是砂岩，而桑干河流域的石料主要是裂隙发育的燧石和细粒石英岩，用这类石料制作石器，只能是较为小型的工具，这应该是汾渭地堑和泥河湾石制品不同风貌的主要原因。这些认识与当时一些权威学者坚持以石制品尺寸大小来划分华北大小石工业相比，显然更胜一筹。这篇报告在随后举办的丁村遗址发现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得到了国内学者的一致好评。可能是由于篇幅过大未收入本文集，但作为这篇报告的减缩版《丁村遗址群研究简述》较为全面、重点地介绍了它的精髓。
《下川雕刻器研究》是他与王益人的又一篇力作，是旧石器类型学分析一次很好的尝试。他们借鉴了西方雕刻器的分类原则，采用了严格的分类标准，详细对比了中西方雕刻器的打制工艺和技术，建立了一个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雕刻器类型鉴别标准和分类系统。在类型学上的努力可圈可点。
在2004年一篇总结山西旧石器考古学的文章里，王建父子立足山西，对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做了很好的回顾与展望。文章将我国旧石器研究的发展总结为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模式，最早的是以北京人洞穴遗址发掘为代表的周口店模式，随后为丁村河流搬运埋藏旷野类型遗址的发掘，这两类模式代表了我国旧石器研究早期阶段的探索，存在一些明显缺陷。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和一些新的理论方法的引进，多元化的考古分析涵盖了类型学、埋藏学、居址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环境考古以及石器拼合与微痕分析等，这些学科交叉手段的应用和人类行为与人地关系的重建，使旧石器考古的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范式最初在泥河湾开始尝试，因此可以称为泥河湾模式。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文章为山西乃至全国的旧石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就是要从游击战向阵地战、单兵作战向集体作战转变。也就是说，这门学科要以问题为导向，选择重点遗址，集中多学科力量，解决学科发展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此外，文章提出要加强多学科交叉，其中包括：①重视理论探索，克服过去那种凭经验和直觉来下结论的低水平状态。②重视石器打制实验能力的培养，提高分辨石制品成因的能力。③重视废片分析和石制品剥片过程的重建，也就是要重视操作链的分析。④重视微痕分析，了解石制品的功能和人类的行为和食谱。⑤重视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把遗址中人类动力因素与自然因素区分开来，这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第一步。⑥重视居址考古学的研究，也就是要了解古人类在各种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居址考古在后段考古中叫做“聚落考古”，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采取的是流动性的觅食方式，某个遗址或地点可能只是某古人类游群的短栖之地，只有从动态适应的角度来看待某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并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条件，我们才能对这些石器工具的功能和类型有更好的了解。⑦重视自然科学手段的应用，这种多学科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我们提炼各种与古人类活动有关的信息，是考古学攻坚拔寨的一柄利器。
最后，文章对我国旧石器考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认为我国这门学科的类型学还处于因人而异、无章可循的状态，学术研究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严重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提高。为此文章呼吁，要重视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拓宽探索的视野，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贡献。在这篇文章里，王建先生的学术视野已经与国际接轨，作为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篇力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现代化竭尽了自己绵薄之力。
在对20世纪考古学和史前学的回顾中，法国考古学家西格弗雷德·德·拉埃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和史前学无论在研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已经逐渐克服了草创时期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缺乏知识训练的经验主义，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缺乏缜密性，以及在阐释上的主观性。目前这个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论问题的日益关注，并不断对早期研究成果提出鉴定上的怀疑。至于研究技术，则越来越多地从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吸取方法和手段。从学科研究来看，考古学和史前学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但是从研究和分析方法来看，却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于是，考古发掘在不久的过去往往不过是民工的挖土活儿，而现在，就其所需要的细密和精巧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
现在重读王建先生1996年和2004年的两篇文章，不禁令人感慨，因为一二十年前在其壮士暮年所提出的愿景，今天看来仍然遥不可及。虽然有拼合、微痕和操作链等概念和技术的引进，但是我国大部分旧石器研究仍是依赖经验和直觉的单兵作战，发掘报告常见的还是周口店模式和丁村模式，鲜见有泥河湾模式的精彩案例。缺乏问题意识和科学规范、缺乏学科交叉的合力攻关仍然是这门学科的致命弱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想要跻身国际学术先进行列仍然任重而道远。
为此，编辑出版《王建考古文集》不仅有其历史的价值，还有启迪后人的现实意义。虽然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内容和体例因其时代特点而略显粗略，但是丁村和下川遗址的研究报告已成经典，还有几篇文章具有继往开来的气魄和视野，令人深思，催人奋进。考古学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门学问。把它当 做前者，那么研究可以当任务来做，项目能够以承包分成，评价可以从政治来玩。但是把它当 做学问，那需要枯灯黄卷的历练，永不知足，终身学习，不断超越。
王建先生就是把考古当学问来做的楷模，他一生在不断努力地充实自己，渴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同时希望后辈能够超越前人，将这门学科推向前进。这也许就是王建先生等前辈学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其实学习考古知识和研究能力不只是掌握一门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正确的科学态度。我觉得，王建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赠就是他令人怀念和值得大力弘扬的治学精神。
王建先生的名字将与丁村遗址群、下川遗址、西侯度遗址、匼河遗址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的文集也将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块基石。
本文由孙莉、郝莎莎摘编自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 《王建考古文集》。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