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红楼梦》面世以来，这一首封建末期由盛而衰的叹歌就引来无数人的倾心与沉醉。《红楼梦》以其巨大的文学价值，细腻的人生百态和浪漫奢靡的贵族遗像带给世人太多的惊叹。
时至今日，人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不仅派系林立、分支繁多，其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争论也不曾休止。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学者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的解读和探索成为新红学的开端。而当代被称为“红学泰斗”周汝昌，顺接胡适的方法和思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红学研究的第一批领头人物。
红学研究领域学者争论的程度之激烈、内容之广泛、想象之新奇，个中精彩，不仅不输于甲骨学、敦煌学这并称为“20世纪三大显学”的学术研究，而且因为民间认知的广泛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周汝昌
周汝昌作为考证派的主力人物，在上世纪轰轰烈烈的红学研究中成为妇孺皆知的专家人物。但是也正是这份声望，让他的主张太过高调，好似其平生研究与学问都与红学牵连甚广。
稍览红学领域的研究时文可以看见，红学界对周汝昌的评价可谓是两极分化甚重。
支持者认为他将《红楼梦》其中细节与历史原型一一对比纠正，称他为“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先锋”、“悟证先河”，像孟子崇拜孔子一样：红学无他，万古长如夜。
周汝昌纪念馆中的纪念铜像
在反对者眼里，周汝昌弄虚作假，伪造史料，篡改原意，扭曲事实，将《红楼梦》的原文意义歪解，把这部如椽巨著当成自己名利双收的工具，简直是红学的叛徒、学者的侮辱。
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是奇怪且陌生的，大多数人对《红楼梦》的看法是一部流传千古的文学巨作，对于周汝昌的评价和红学内部尤其是考证派之间的对立难以理解，唯有深入或能了解一二。
纵观周老一生，其对红楼梦的钻研与投入，可以说少有人比肩。
周汝昌生于1918年，幼年便天资显现。他入燕京大学西语系时21岁，彼时恰是日军侵华的战乱岁月，周汝昌却能够潜心读书，获得当时钱钟书、胡适等人的一众赞赏。
燕京大学
幼年向学，《红楼梦》如启蒙读物一般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踏入红学研究领域还是因为一封偶然的来信。当时正在研究红学的四哥周祜昌写信，让正在上学的周汝昌帮忙查证胡适发表的一篇新论。
论中说敦敏、敦诚为曹雪芹挚友，而周汝昌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他就此撰文并在《天津国民日报》发表，引来胡适的关注。也正是在与胡适的信件交流中，周汝昌对红学的研究热情愈发高涨。
1948年，周汝昌为新书《红楼梦新证》的编写特地去拜访胡适，胡适非常大方地将《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借给他研究，这让周汝昌受宠若惊。
胡适
1953年，《红楼梦新证》一经出版，就在红学界引起轰动。后来人们了解到关于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丝丝缕缕，大都与这部书紧密相连。
在翻阅这些珍藏本以及与胡适的交流沟通中，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思路大受启发，且对胡适的宽厚颇为感激：“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
也因为两人这层关系，当胡适作品的文学性和研究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时，周汝昌及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李俊拜访周汝昌
1974年，周汝昌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他又承担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向中外大学和机构讲解《红楼梦》。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和西语素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本名著在世界知名度，在当时的外交官员群体和海外大学中引起一阵热潮。
周汝昌一生投身于考证钻研里，对《红楼梦》的研究和传播做出毋庸置疑的贡献。他对红学热爱至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考证一派，讲究史料，无论文字或是实迹都要有一个确凿的出处。然而在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最让该流派其他红学家诟病的，便是几次研究史料的伪造，甚至因此在晚年被骂骗子。
周汝昌青年
1973年，一首《题琵琶行传奇》的佚诗在学者们当中广泛流传开来，这让大家欣喜若狂。诗句的后两首明显是曹雪芹的笔迹，如今全诗面世，当真让学者如获至宝，纷纷称赞。
然而1979年周汝昌却承认，这首诗的前六句为自己试补。这则声明让吴世昌、俞平伯在内的许多红学专家目瞪口呆，毫无疑问，对真迹假辞无法分辨的事实让他们的名声有所损减。
而蔡义江、沈治钧等人还指出，在周汝昌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中引用了一首清代诗人周氏的一首《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以论证曹雪芹的葬处。
周汝昌一家
而这首诗也曾经被蔡义江引用作为论据出现在他的文章里。
但这首词的后两句确是周汝昌自行添补完整的，并非作者原作，也正是这两句将些许学者的研究目标趋近于接受周汝昌的结论。
学问研究不怕趋同，但是忌讳被误导和牵引。蔡义江格外生气，在《红楼梦学刊》上撰文澄清。一些红学家也以此刊为阵地对周汝昌进行批判。
在这两起著名的伪造事件里，周汝昌并不清白。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其著作中其他考证真实性的怀疑，千丝万缕的追究、真真假假的关系、你来我往的驳斥，让这个圈子内的风气在学术道路上似有偏离。
《红楼梦新证》
红学流派甚多，除了考证派，还有索引派、评论派、创作派。评论派和创作品聚焦于欣赏作品本身，考证派旨在挖掘曹雪芹生平，索引派则愿意将书中故事作为历史事实的隐喻加以解析。
《红楼梦》凝结着作者的心血，或许还用生平际遇穿针引线，铺垫于这个恢弘且悲凉的末世一隅。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同时艺术也会高于生活。对艺术灵感源头的过分细究，就好比指着断臂维纳斯研究其石料的组成成分一般，拉低了作为艺术本身的精神意义。
周汝昌与夫人毛淑仁
周汝昌与夫人毛淑仁
话虽如此，周汝昌作为自由天资出众的人物，过人之处远不止此。但是介于他在红学领域的深入，人们往往会忽视他在其他领域的学术贡献。
当年他还在燕京大学读西语时，就以极高的天分翻译了《文赋》。《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是极其晦涩难懂的骈体文，连翻译成白话文都需要极大的精力，遑论英文。
他的这篇英译论文获得教授们的全票通过。后经推荐进入中文系研究院，将《二十四诗品》等文学经典陆续翻译，输出海外，又将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韵脚诗体翻译引进，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人才。
周汝昌著《兰亭秋夜录》
除了在文学、诗词领域大放异彩，周汝昌在书法研究中也颇有心得。他不仅出版《书法艺术问答》，将《兰亭序》的构墨笔法、起承转合进行深入研究，还获得了包括启功在内三位书法大家的赞赏。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书法界让人耳目一新，在对历代仿写评判分析时有理有据，让人佩服。
但是人们在围绕一个人的盛名太久时，往往会被这种光芒晕眩而对事实的景象缺乏客观评判。
周汝昌书法
虽然周老在书法理论中有所成就，但是他本身的书法作品并没有一些人吹捧得那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周汝昌的书法留存不多，因其晚年眼疾加剧，鲜少再拿笔。
实际上，他作为深受文学熏陶的文人学者，书法技艺自然不会生疏，但是论起炉火纯青、自成一格还是稍有夸口的。
从他留存的若干幅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笔迹留有锋芒，但是却并不能适应大多数人对书法之美的认同。“一流的瘦金体”、“书法泰斗”、“一代大师”等美誉加之于上，反而更显言过其实。
俞平伯
红学名家之一的俞平伯曾经说：“这种人不要理他。”除了早年因周汝昌续诗之事有了坏印象，那些外界自发给周汝昌戴上的虚浮的称赞，也从侧面败坏了周老在学界的名望。
人们喜欢造神，除了提供一定的精神指引，还有不少潜藏在这种声誉背后的小九九。无论是为了合群而趋炎附势，还是为了借壳抒发自己的观点，周汝昌在书法领域被称赞得太过，在那群自嗨的人之外，总有无数冷眼旁观。
周汝昌在2012年逝世，去世前一晚，还在勾画构思着关于《红楼梦》的一些文字。可谓对《红楼梦》挚爱之深，对红学鞠躬尽瘁。
周汝昌著《诗词赏会》
但是看尽周汝昌一生，他的成就不是单单几部红学研究可以概括的。周策纵先生曾说：“周汝昌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
《唐诗宋词鉴赏辞典》、《白居易诗选》、《诗词赏会》等赏析著作可见其文学研究之功底，是市面上为数不多接受度、推荐度都比较高的诗词赏析作品。
在《中国北京奥运赋》中，周汝昌遣词造句无不轩昂恢弘；在《<红楼夺目红>校后再记赋诗》中，周汝昌将自己对作者和书的情感一展无疑；在校订《三国演义》时也足见其方法论的成熟和精湛。
青年周汝昌
而在其添补曹雪芹和周氏的两首诗词中，让当今诸多学者难辨真假，也能显示其功力深厚。
周汝昌在红学和书法领域几经褒贬，但在诗词文赋高坛上却无争议，只是人们在这些方面的关注与前两者相比显然冷淡不少。
周汝昌将红学作为自己一生至高追求，兀兀穷年，不假休憩，希望将《红楼梦》背后的真实人生与书中人物的细节关联加以挖掘考证，公布于世。
他自己曾说：“从1947年起，与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
周祜昌与周汝昌
但从其文学本身价值来说，对一幅经过虚词构建而撑起的贵族画像，哪怕其中人物与故事有浓厚的现实根骨，可其中几句话是真，几抹色彩是真都无从追究。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何况曹公已去数百年，文中细节就算得到解释，又如何言之凿凿是作者原意。
就像2017年浙江省语文卷《一道美味》中，鱼眼最后闪过的“诡异的光”，待作者本人看来也无从解释，啼笑皆非。
五柳先生曾言读书“不求甚解”，在过于细节方面的追究往往会陷入自缚的思想枷锁，反而真正的“因小失大”。
周汝昌在87版《红楼梦》拍摄时担任指导，为薛宝钗扮演者张莉讲述人物理解
譬如，在周老的《红楼梦》里太爱湘云，并以大篇幅延伸其原型猜测以及与宝玉的久别重逢、相爱终老。可在周汝昌的著作评论下，不少读者反映其“谐音”挖掘痕迹过重、“反切”太过、联想夸张。
但不可否认，周汝昌极力反对将《红楼梦》看做情情爱爱的悲歌，认为作者在这背后最想表达的是封建的没落和时代的压迫，这也对后人鉴赏产生极大的启发。
而且论其初心，“恢复真本”、“考清生平”也是贯穿其一生不曾放弃。
周汝昌晚年的生活并不富贵悠闲，他固守一生的心愿让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学研究中，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逝世前，他叮嘱女儿，丧仪一切从简，不做铺张。
晚年周汝昌，视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仍笔耕不辍
晚年的周汝昌视力与听力皆受损严重，可即便如此，他仍戴着助听器、在大裁面的纸上写着枣子般大小的文字，最后笔不能书的时候，也坚持口述让家人记录，缓慢而坚定。
他对《红楼梦》精神世界的挖掘不乏精彩，其中不少观点让大家广泛认同。而这些认同之外的异议，或是周汝昌一家之言的过度猜测，间或不同流派之间的观点争论，是任何学术界都难免的。
他的盛名总是夹杂着几分功利的干扰，毁誉参半的学术生涯充满太多的杂音。可论起学问，周汝昌学术功力之深厚、学问精神之丰裕、研究态度之恭勉，皆可以说是学者楷模。
梁归智著《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任何一个领域的大家逝世，都是这层学问的极大可惜与抱憾。周汝昌先生的研究对文学界的贡献不容辩驳，只是若干曲直在经历事件洗涤后才更加明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宽容其争议而细读其诗词，审辩其观点而明析其论证，在博览百家争鸣中找到自己的独立判断，方是自觉的读书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