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信仰，人心，这三个词，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王朝兴衰的密码。

而藏传佛教在蒙元、满清两朝的命运，恰恰是这三个词交织出的复杂图景，它既是统治者手中操纵人心的工具，也是渗透进统治者精神世界的信仰。

时间拨回到1246年，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即位，他雄心勃勃，意欲将吐蕃纳入帝国版图，可是这位大汗的身体却不太争气，过度劳累掏空了他的精力，于是他将这项重任交给了弟弟阔端。

次年历史的指针指向凉州，在这里阔端与吐蕃萨迦派法王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进行了一场关键会晤。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吐蕃全境归附蒙古帝国，而蒙古则承认萨迦派作为吐蕃的统治家族，这场看似简单的会盟，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交易。

萨迦派表面上臣服于蒙古，实际上却获得了在吐蕃地区的政治特权，成为蒙古的代理人，这展现了藏传佛教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实用主义精神，以退为进，在权力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萨迦班智达随后以阔端的名义，向吐蕃各部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信中他以“首”和“足”来区分归顺与否的部落，并暗示不归顺者将面临蒙古大汗的武力征服。

这种强硬的态度，与其说是宗教领袖的慈悲，不如说是政治强人的铁腕，萨迦班智达利用蒙古的军事力量，迅速巩固了自身在吐蕃的统治地位。

“凉州会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标志着藏传佛教开始走出雪域高原，进入蒙古统治者的视野，这场政治联姻，也为藏传佛教日后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埋下了伏笔。

萨迦派的崛起并非偶然，早在11世纪，其创始人昆·贡却杰布就确立了法王世袭制，并以血统论为基础将昆氏家族神格化。

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萨迦派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稳定传承，也为其日后与世俗权力结合奠定了基础，萨迦五祖八思巴的出现，更是将萨迦派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位年轻的法王，不仅佛法精深，更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

他以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智慧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并成功地将藏传佛教，特别是萨迦派，引入蒙古宫廷。

1255年，忽必烈在西京组织了一场佛道辩论，八思巴以一人之力，力压全真教众道士，展现了藏传佛教的雄辩和思辨能力，这场辩论的胜利，也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予其“中原法王”的称号，虽然元朝没有正式文件明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但从忽必烈开始，元朝皇室对萨迦派的尊崇，以及萨迦派对全国佛教事务的统领，都表明藏传佛教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国教的地位。

八思巴不仅在宗教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政治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立了叔侄世袭制，进一步巩固了萨迦派的权力。

同时他还为忽必烈构建了一套新的历史理论，将蒙古统治者的合法性与佛教教义联系起来，为元朝的统治提供了神学依据。

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并非单纯出于个人信仰，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深知宗教的力量可以用来维护统治、稳定人心，因此他对藏传佛教的推崇，既有信仰的成分，也有政治的考量。

蒙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崇奉，表现在各种佛事活动、寺院修建、经书抄写等方面，这些活动耗资巨大，甚至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这既反映了蒙元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也体现了他们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的政治意图。

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但是这种支持并非无条件的，蒙古统治者看重的是藏传佛教的政治功能，希望利用其来维护自身的统治，而不是将其作为纯粹的精神信仰。

时间来到清朝，藏传佛教的舞台上，另一位主角——格鲁派，登场了，与萨迦派不同，格鲁派并非依靠世袭传承，而是凭借其严格的戒律和深厚的佛学造诣，逐渐赢得了信众的尊重，并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乾隆时期，格鲁派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教派。乾隆皇帝虽然对藏传佛教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甚至公开批评其“矇昧、迷信”，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了格鲁派的政治价值。

当时准噶尔汗国是清朝在西北边疆的主要威胁，乾隆皇帝巧妙地利用了格鲁派与准噶尔之间的矛盾，将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支持格鲁派对抗准噶尔。

这场宗教战争的最终胜利，巩固了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也进一步加强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与其说是虔诚的信仰，不如说是精明的政治策略，他利用藏传佛教来稳定边疆、维护统治，并将其融入清朝的统治体系。

蒙元和满清两朝，都将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其宗教权威和社会影响力来维护统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对统治者的影响也逐渐从单纯的政治工具转变为精神信仰。

蒙古统治者最初接触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随着藏传佛教的不断传播和发展，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修行方法，也逐渐渗透到蒙古统治者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

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更为复杂。他们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也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和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藏传佛教的文化传播和思想影响，也对清朝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藏传佛教在蒙元和满清两朝的命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它既是统治者手中操纵人心的工具，也是渗透进统治者精神世界的信仰。

从政治工具到精神信仰，藏传佛教体现出其自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展现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蒙元和满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既反映了藏传佛教的政治价值，也展现出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精神魅力。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藏传佛教在蒙元、满清两朝的兴衰，与权力、信仰、人心这三个关键词紧密相连，它既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是精神信仰的寄托。

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中汲取智慧，更好地理解历史，把握未来。[浮云]

参考来源：

海外网 - 王贵成：外蒙古如何被苏联独立出去

中国西藏网 - 蒙古国僧人结业仪式在西黄寺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