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晚上,我和几个老朋友约着去吃火锅。
看着油锅里翻滚的肥牛,大家本该是热热闹闹地聊天,可话题却突然掉进了“现实冰窟”。
小林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当策划,他苦笑着拿出手机,展示凌晨三点在办公室拍的照片,屏幕冷光下映着三罐空咖啡罐,像极了一座诡异的图腾。“第二天早上照样挤早高峰地铁,公文包还被挤变形了,都留下了别人的纽扣印。” 话音刚落,聊天群里顿时沉默了。
这种窘境让人不禁愣住,想着又有多少人在凌晨三点,与小林一样,上演着这类故事。
其实,小林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根据脉脉发布的《2023职场人年度报告》,78%的职场人每天通勤超过90分钟,生活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通勤时间更是常常突破120分钟。
而这样辛苦的通勤,仅仅只是时间消耗战的一部分。
还有一位统计员阿伟的黑色幽默:他家到公司地铁要花40分钟,足够他打完两局《王者荣耀》——前提是他能够抢到座位。
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现实场景,其实揭示了一个大问题:“时间贫困”也许已经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一种新型病症。
长时间的通勤让人们疲惫不堪,也让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无形中吞噬着人们的幸福感。
追逐效率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这样的效率追求背后,掩藏着许多无奈。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曾经直言:“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逐效率,个体的喘息空间就成了奢侈品。”
有些公司推行了智能办公设备,要求员工签下《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后才能使用。
这样的情况看似提升了工作效率,却让很多人心里产生不安。
科技的进步本该是为了解放人类,但有时候反倒成了新的枷锁。
我们使用工具本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工具的奴隶。
疫情期间转型直播带课的钢琴老师,邻居家的晓雯,每天应对200多条家长留言,她最奢望的居然是“手机静音睡到自然醒”。
而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则在《倦怠社会》的分享会上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怕吃苦,是怕看不到吃苦的尽头。”这种无力感,在当代职场中几乎无处不在。
外卖骑手老王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为了赶时间,他手机里装了三个导航软件,但不是怕迷路,而是怕因为超时被罚款。
还有一次,他为了抢那关键的3分钟,冒险闯了黄灯,结果餐盒里的酸辣汤洒了一地,不仅没挣到钱,还赔了20块。“这等于是白跑了五单啊!”老王无奈地叹了口气。
面对如此紧张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一种“时间主权”。
《纽约客》专栏作家卡尔·纽波特倡导的“数字极简主义”在一些城市流行,陆家嘴某投行的女高管就在尝试,她坚持“21:00后飞行模式”,坚信失联几小时,地球照样转。
同时,一些城市也在努力创造新的空间和可能性。
深圳某创意园区推出了“午睡集装箱”,20元一小时,提供遮光眼罩和白噪音。
而上海某地铁站更是设置了“通勤补给站”,能够在三分钟内完成衬衫熨烫和皮鞋抛光。
这些举动不仅是小确幸,更像是城市对疲惫职场人的一点温暖问候。
杭州某科技公司研发的“反内卷系统”,下班后自动屏蔽工作消息,CEO说:“我们不做永动机,要做有温度的机器人。”这句话可谓点睛之笔,公司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作机器,而是一个充满温度的大家庭。
在一个个趋于同化的加班故事中,真正的救赎或许不在于停止这场奔波,而是在这种奔波中寻找一片喘息的缝隙。
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推着沉重的石头也得咧嘴一笑,哪怕是在如许的绝境中,同样要攀登。
深圳和杭州等地试行“错峰弹性工作制”,字节跳动推出“静默星期三”,这些探索无疑证明:系统性破局是可能的,不必永远在黑暗中逐日,只因我们能够在黑暗中,彼此看到那点点微光。
当你下一次在凌晨三点的地铁上,不妨试着探索下手机相册,说不定会发现一些藏着奇特故事的照片。
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和你一样在这个忙碌都市中寻找存在感的人。
阅读到这里,或许你也会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与人共鸣。
毕竟,在这场时间战场上,我们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