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退休前没帮我，我升组织部长后他儿子送礼，被我贬到破产单位

领导退休前没帮我，我升组织部长后他儿子送礼，被我贬到破产单位

在职场这盘棋局里，有人把“人走茶凉”当真理，有人把“秋后算账”当快意。我曾以为自己是前者，直到坐上组织部长的位置才明白——权力能让人挺直腰杆，也能照见骨子里的卑劣与清高。

我叫周正阳，1980年出生在南方一座三线城市的工人大院。父亲是化工厂锅炉房的班长，母亲在厂办幼儿园当保育员。从小看惯了父亲被车间主任吆五喝六的模样，我咬着牙发誓：“这辈子要么当官，要么死也不当孙子！”

2003年，我从省城大学毕业，靠着“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挤进了市工业局办公室。入职第一天，分管人事的副局长马德海把我叫到走廊抽烟。他五十出头，啤酒肚撑得制服扣子紧绷，吐烟圈时总爱眯起眼打量人：“小周啊，在机关混，得学会看火候。”

我赔着笑点头，心里却想着父亲的话：“宁给好汉牵马，不给懒汉当爷。”三个月后，局里要抽调年轻干部去下属亏损企业“蹲点帮扶”，名单一出，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同事老张偷偷告诉我：“马局侄子今年毕业，你占了他侄子的编制。”

那家叫“红星化纤”的厂子，车间弥漫着刺鼻的氨水味，办公室的暖气管十年没通过热水。我裹着军大衣整理破产清算材料时，总听见工人们蹲在锅炉房外骂街：“狗日的领导喝茅台，让咱喝西北风！”

2008年，红星厂突然被私企收购，三百工人买断工龄。我抱着一摞职工档案回局里交差，却在财务凭证里发现蹊跷——收购方“永昌实业”的注册地址，竟是马德海小舅子开的棋牌室。

我把材料复印了三份，一份锁进抽屉，一份寄给省纪委，一份摆在马德海办公桌上。他翻了两页，肥厚的巴掌“啪”地拍在桌面：“年轻人，知道什么叫‘规矩’吗？”

第二天，我被“发配”到档案室，美其名曰“发挥专业特长”。铁皮柜里积灰的卷宗，成了我最好的老师——某领导的儿子如何空降要害部门，某改制企业的资产如何“巧妙”缩水……我像条潜伏的蛇，把每颗毒牙都磨成了证据。

2015年秋，马德海退休宴摆了二十桌。我穿着泛白的夹克坐在角落，看他挨桌敬酒，金表在袖口若隐若现。走到我这桌时，他举杯的手顿了顿：“小周还在档案室吧？要耐得住寂寞啊！”满桌哄笑中，我仰头干了杯中酒，辣得眼眶发红。

宴席散场时，我在酒店后巷堵住他司机：“马局那箱茅台，搬的时候漏了吧？”司机吓得脸色煞白——后备箱里，五粮液的包装箱下，压着永昌实业分红的股权书。

2021年，市里搞“年轻干部选拔”，我意外进入考察名单。面试那天，考官问：“如果发现领导有问题，你会怎么办？”我掏出U盘：“七年前我就回答过这道题。”

三个月后，我坐在组织部长的办公室里，墙上“公道正派”的书法还是马德海当年提的字。翻看干部调整方案时，一个名字扎进眼里——马晓峰，马德海儿子，现任开发区招商办主任。

上任第七天，加完班已是凌晨。刚出电梯，阴影里闪出个人影：“周叔，我爸让我来看看您。”马晓峰拎着两盒安溪铁观音，包装盒的夹层鼓得可疑。

我后退半步：“叫周部长。”他僵着脸笑：“是是，周部长，开发区那个副主任的位置……”

“你爸没教过你，送礼要送双份？”我打断他，指了指走廊摄像头，“一份不够分啊。”

三天后，班子会讨论开发区人事调动。我翻着马晓峰的档案：“这位同志在招商办期间，经手的六个项目全部烂尾，建议调整到更需要历练的岗位。”

会议室死寂。有人小声提醒：“他父亲……”

“正是考虑到老同志的面子，才没让他去纪委喝茶。”我把档案摔在桌上，“物资回收公司缺个副经理，我看挺合适。”

散会后，走廊尽头的安全通道传来摔手机的声音。物资回收公司？全市都知道，那是个账上只剩三毛六的破产单位。

上周去化工厂调研，老锅炉房改成了党史教育基地。讲解员指着墙上的老照片：“这位周正阳同志，在红星厂最困难时与工人同吃同住……”

身后突然有人咳嗽。马德海拄着拐杖，衣服上沾着菜汤渍：“周部长，晓峰他……能不能调个清闲点的岗位？”

我指着照片里骂街的工人：“当年他们找您时，您说‘要顾全大局’。”

北风卷着煤渣打在玻璃上，像极了二十年前红星厂的冬天。

如今我坐在真皮座椅上，常梦见档案室的铁皮柜。马晓峰被举报受贿的那天，我在他办公室搜出23盒茶叶——原来他把我退的礼，转手送了七位领导。

有人问我是不是公报私仇，我摸着办公桌的裂缝——那是马德海当年拍桌子震的——笑了：“你看，这屋里最干净的，居然是当年他骂我时溅的茶渍。”

结语：职场三十年，悟透一个理——整人最狠的从不是权力，而是你作过的恶，早晚会变成回旋镖。就像红星厂锅炉房的煤灰，你以为扫干净了，其实都吸进了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