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旧金山,作家刘宜良站在自家的车库前,头顶是一轮温暖的太阳,不远处的树枝上逗留着几只婉转歌唱的鸟儿。
像往常一般,他打开车库的卷帘门,卷帘门接到遥控的指令,缓缓上升。忽地,一声枪响传来,他的眉心多出一粒红点,迟疑几秒后,躯体倒地。
紧接着一道身影闪现,在他的胸口又补上两枪,身影消失得极快,如闪现时那样。
暖暖的日光下,徒留下一具尸体,几个小时后,相关工作人员匆匆赶来,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同时兼任美国、台湾方面的地下情报人员,双方都高度重视这项案件。
但暗杀事件的操作者早已做好准备,执行者往往都是亡命天涯之徒,要想找出幕后的元凶,难上加难,唯一能做的就是惩治执行者,草草结案。
震惊世界的国际案件几乎都是如此结案,这种做法早已在各国之间达成共识。毕竟,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谁也不敢触犯黑暗背后的大佬。
但偏有人逆风而行,选择挺身而出,此人姓张名安乐,祖籍山西,生于1948年。
因国民党的兵败而随担任军官的父亲逃向台湾。彼时的他刚刚出生,对于那场大逃亡并没有任何印象。
此时的他已经三十五岁,正值壮年,一身胆气,凭借一张录像带义无反顾地闯入美国,展开营救好兄弟陈启礼的计划。
为知己两肋插刀事情要几个月前说起,陈启礼接到台湾情报局最高领导的指示,安排他们赴美刺杀一位反水的间谍。
这位间谍在台湾非常著名,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抹黑台湾方面的文字,长此以往,将会影响国民政府在台湾民众当中的威信。
陈启礼率领两名手下——吴敦和董桂森,奔赴美国,这项计划没有列入任何官方文件,他们口头将此项计划命名为“锄奸”。
事情的进展极为顺利,吴敦,绰号“鬼见愁”,乃职业杀手。他一枪击命中对方眉心,为以防万一,董桂森又在其胸口补上两方弹孔,确保其已经一命呜呼,见了阎王。
美国向来重视情报人员,自然而然将消息怀疑到台湾当局。
他们迅速在全国展开追查,董桂森由于疏忽在巴西被捕,为以防美国当局逼供,入狱之初,他故意惹怒狱友,使得对方动手将自己送往西天。
美国心有不甘,终于查到了陈启礼和吴敦的身上,台湾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化,打算主动交出凶手,同时提出赔偿的方案。
陈启礼和吴敦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幸好两个人混迹江湖多年。
对于台湾当局,他们始终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早已录下双方所有的通话,以备不时之需。张安乐正是替他们保存录音带的人物。
听到好兄弟被捕的消息后,张安乐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曝光录音,录音将凶手明确指向蒋经国的第四子蒋孝武,同时也道出了刘宜良的间谍身份。
本来刘宜良的身份是双方均不肯透露的信息,如此操作,等于是让见不得光的事物见到了光亮,此举使得台湾和美国当局均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
双方均是有苦难言,美国只能以接受一百四十万美元的赔偿草草了结,蒋经国不得已对己方机构做出调整,提出了取消情报局的议案。
张安乐却将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久后,美国以贩卖毒品的罪名将其告上法庭。
虽然他提出各种证据表明自己从未干过此类勾当,但美国当局拿出了充分的人证物证。最后,他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出狱后,他找到当年那些作证人,那些人无不后悔地说道:“我们受到了美国当局的胁迫,逼不得已,若一天需要在贵国作证,我们定会出现。”
那时候的张安乐已马上进入不惑之年,他并没有荒废十年的监狱生涯,十年的时间里,他拿下了两所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为以后东山再起做了充足的准备。
“白狼”和“鸭霸子”的相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写道: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张安乐的行为类似于古代的侠客,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使得他愿意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事情要从其中学时代开始说起,当时的张安乐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生于书香门第,父亲从来让他接触来自于社会的不良风气。
这种教育也使得他一身儒雅之气,而不像其他大佬,如一棵疯狂生长的老树,盘根错节,毫无内在的修养。
既然是好学生,自然和学校的坏学生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两者之间互相不会招惹,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发展,他不会走上后来亦商亦儒亦黑亦白的道路。
那是人生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他背上书包踏向前往学校的路途。路途轨迹与之前没有什么不一样,可就在他拐入一条小巷时,闪出一伙中学生。
他们模仿着电影里的古惑仔,手持匕首、甩棍等物件威胁他,让他掏出口袋里的钱财。偏偏那一天,他出门走得急,没有装钱包。
结果可想而知,那帮少年掏出了他所有的口袋,竟然没发现一分钱。按理说这种情况,让他离开即可,或者威胁他明天将钱带过来,这才叫盗亦有道。
可这帮少年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不由分说地挥舞其了拳头和武器。张安乐虽说老实,但父亲毕竟是军官,拳脚上有些见识,岂能任由他们欺负。
倔强的他开始着手反击,可是双拳难敌群手,他很快便被压制住。幸亏有几个经过的青年解救,他才得以逃离魔掌,自此他可是接触所谓的黑帮。
之后的经历像一部小说,他一边保持着优异的成绩,以告诉家里的人,他在学校过得很好;一边与各个帮派进行争斗,那时候的他可谓是风光无限。
此时,一个新的帮派正在冉冉升起,派中前辈为其取名竹联。由于名声在外,他加入竹联帮。
有了帮派的扶持,他更加地为所欲为,在一次外出吃饭的时,由于不忿于某个人的挑衅,他和对方发生了冲突,然而,因下手太重,致使对方死亡。
后来,他才知道对方的身份是警察,只是当时穿了便衣。幸得父亲从我们斡旋,加上彼时的他还未成年,使得他躲过一劫。
少年犯罪,多所学校均不敢收其入学,他辗转去了多所学校。幸好天资聪颖,联考分数出来后,他得以报考并进入淡江大学。
进入大学的他更是将“人不轻狂枉少年”演绎到了极致,为了获取校园霸主的地位,他所在的团体和淡江的五专部起了冲突。
听说对方的老大外号名为“鸭霸子”,与自己“白狼”的称号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他必将煞一煞对方的威风,让他知道这所学校到底是谁说了算!
双方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召集的人员高达上千人,地点都已约好,一旦开始火并,肯定会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
但他们都没有退缩,这是争夺霸主的战争,谁先退缩谁就是懦夫。张安乐读的历史学,历史的经验告诉他,在任何时代,武力都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
只有先使用武力使对方臣服,之后在施展宽容胸怀,才能永久地拿捏住对方。这是强者与强者的对抗,因而,他不会提前退出。
可事实的发展极具戏剧性,双方老大见面时,才知道两个皆是竹联帮的人员,而“鸭霸子”陈启礼更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两人把酒言欢,交谈到深夜,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入,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互相推崇彼此为生命的俞伯牙和钟子期。
竹联帮在他们的手中逐渐由散乱走向正规,实力慢慢地壮大起来。这期间两人历经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
他们的关系用孔子的话来形容,就是可以托百里之地,可以寄六尺之孤。
一心宣扬两岸统一再后来,他听从友人的建议,前往大陆发展,由于他多次宣扬“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思想,台湾当局禁止他再次踏入。
不过他毫不在乎,他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更何况,他的故里山西就在大陆,在读历史系时,书本中提到的地名均和大陆有关。
所有大陆在他的心目当中,不是一块陌生的地方,而是梦中的家乡。他不止一次对朋友表示,他应该更早一些奔赴大陆,在这里他获得了久违的宁静感。
日常除却忙碌公司的相关事宜外,他更多的是待在书房当中,练练书法,喝喝茶,闲坐,静思,完全看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暴力事件。
他表示道:养心莫过于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这是从儒家和佛教文化中悟出的道理,可见此时的他已经活出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感觉。
可是这时的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挂心,在知己陈启礼去世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长达2000字文章,在文章中他明确表示,陈启礼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
为了缅怀好友,在2013年,他不顾一干朋友的反对,坐飞机重返台湾,就在飞机落下的时刻,台湾当局将他捕获。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找不出他犯罪的证据,只能对其罚款100万新台币,而后乖乖将其释放。
就在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时,他仍旧是勇往无前地宣扬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思想。
有人采访过他:“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行为?”
他儒雅的脸上露出坚毅的微笑,回道:“幸亏我不仅仅是一名商人,或者一名教授,不然,我的发声不至于如此振聋发聩。”
确然如此,2014年3月18日,台湾的部分民主团体和学生毫无预警地冲进台湾立法机构的大门,强行占领了台湾立法机构的会议厅。
学生们义愤填膺,坚称政府在行政审议上存在不合情理之处,这是由两个党派的矛盾引起的运动,时人称呼之为“太阳花学生运动”。
《环球时报》评价其为一场狗追逐自身尾巴狂吠的运动,大陆只需要做安安静静地做一次观众,看看台湾的政坛到底发展成了一个什么模样。
听到消息后,张安乐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时现场的人物都处于盛怒时期,一粒火星足以燃烧出一片燎原大火,大家都是主张以安抚为主。
蔡英九等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稳控局面,他们的唯唯诺诺的行为与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张安乐痛斥在场民进党的领导人物,他极尽台湾方言中的恶毒词汇,称呼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孽子,祖国尚在分裂,不思祖国统一的大业,反而搞这么一处闹剧。
因为这次发言,他一战成名,越来越多人为他拥护两岸统一的行为点赞。
后来,人们才知道,很早之他就在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加入了台湾的大中华同盟会,并成为该党派的总裁。
在2005年,也就是中华民族从日本手中夺回台湾的六十周年之际,他建议将大中华同盟会更名为中华统一促进党,目的就是动员台湾民众,一起拥护同一个我们的思想。
如今的他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仍旧在为促进两岸的统一,做着不懈的努力。纵观他的一生,有过放荡不羁,有过豪情壮志,也有过正义凛然。
即使他以前犯下过什么过错,也只是以前,如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少年时期斗鸡走狗,游戏人生,后半生投身沙场,立志为民族利益奋斗不止。
在得知南宋复兴无望时,甘愿以身殉国,此乃民族之大义。张安乐亦具有民族之大义,在大事面前从来不曾犯过糊涂。
因此,若后代史册能为他记上一笔,他定然不是以帮派首领的身份为后人所铭记,后人崇敬他,是因为其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是因为其为了民族甘愿赴险地的大丈夫胸怀。
这些精神和行为,必将激励着后来者继续为了两岸的统一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