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一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
克劳迪娅·戈尔丁
戈尔丁的获奖，对国内一位同样关注性别经济学的女性激励非常大，那就是刘倩博士。
刘倩是经济学博士毕业，毕业之后在欧洲加入经济学人集团。几年后，刘倩回到北京，做大中华区的总裁做了8年。
刘 倩
作为女性，刘倩经历了离异，有一个女儿。工作之余，她还从2015年开始做经济学科普工作，开办了“性别经济学”公众号。
一土教育创始人，也就是刘倩的好友李一诺在序言里说：“这些经历加在一起，让刘倩有独特的身份，也可以做一个‘连线’的人。”
最近，刘倩博士的新书《性别经济学》上市了，这是一本写给所有关注性别议题、关注经济学话题的人的书。
性别平等的经济学定义
为什么要从经济学视角关注性别平等？
近几年关于女性生育，网友经常会提一个词叫做“生育惩罚”，事实上，这个词正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以前只有进行女性研究的学者才会关注。
简单来讲，女性生育后，职场通常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收入下降，就业率降低等等。但这只是一个结论，想要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更具体的、严谨的、真实的经济学数据。
例如，丹麦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生育后的年收入减少约为生育前的31%，然后在接下来的2到10年，年收入减少约为生育前的12%。
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曾发布一份《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算出包括奶粉、教育、租房等生育直接成本为48.8万。
刘倩读完这份报告后，和北京大学的赵耀辉老师和张晓波老师，共同撰写了《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他们更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计算出在中国，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 万元的“生育惩罚”。
也就是说，一个女性的生育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加一起总体有105.8万之高。
如今，人们对性别话题越来越关注，但普遍都是随意闲聊，少有严谨性的数据支撑。教育、工作、结婚（包括离婚）、生育等，这些女性关注更多的议题，需要性别视角的经济学。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经济学》整整1187页，谈论对女性的经济歧视篇幅却只有半页。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定义上的性别平等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性别平等强调的是机会平等。注意，机会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一定平等，但机会平等更重要。
性别平等不是要所有人都干一样的活，收入也都一样。如果真是那样，就又回到吃“大锅饭”了，那不是真正的平等。真正平等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和认为重要的事。
就像高考制度，它的伟大之处就是不论你背景如何，只要成绩好，就能脱颖而出。
因此，我们要达到的不是让男女完全一样，而是机会平等。只要一个人够聪明，够勤奋，无论男女，机会都是均等的。
如果一份工作需要的能力男女兼具，但注明只要男生不要女生，这就是歧视，就是不公平。
一个女孩每多上一年学她的年收入将增加10%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世界上是否存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答案就是教育投资。
在《性别经济学》中，刘倩博士引用了大量经济学文献，用数据和研究证明，女性教育的好处更是超乎想象。
一项研究调查了过去60年全球的教育投资发现，平均多上一年学，未来工作时每年收入会提高8.8%。如果对比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会发现，女性教育投资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接近10%，而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女性教育投资回报率更高，如果一个女孩多读一年书，那么她未来每年收入会增加很多。第二，我们应该继续增加对女性的教育投资，这对整个国家的投资收益和经济发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更有意思的是，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不仅能帮助女性自身获得更高收入，居然还能提高丈夫的收入水平。
一项美国学者的研究，利用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在男性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妻子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丈夫的年收入对应增加4129美元。
这不仅仅是因为高学历女性更有可能结识优秀的男性，还因为教育水平更高的女性，可以减少丈夫的后顾之忧，更能激励丈夫的自我提升。
女性接受教育，还会在健康和寿命方面影响丈夫和孩子。
托桑德尔和艾瑞克森教授从死亡原因记录中，收集了瑞典1991到2003年间因癌症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样本数据，他们发现，女性接受教育程度每高一个等级，死亡风险就会降低5%，伴侣的死亡风险会降低3%。
相比之下，男性的教育水平与他们伴侣的死亡风险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这一方面因为高学历女性会掌握更多的健康和急救知识，另一方面因为传统家庭中女性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对家庭生活方式和丈夫的职业选择都有更积极的影响。
以上两方面的数据和案例说明，高学历女性在职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率都会更高，那么，她们应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及经济发展上，还是家庭保障上呢？
刘倩写道：“对女性自己来讲，无论如何选择，重要的是有了选择的能力和权利……女性能够更自主地决定时间和精力的分配，这本身就是生活质量的重大提高，是独立人格和生命尊严的重要保障。”
用经济学重新解读“剩女”“剩男”
近年来，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城市单身女性，到了适婚年龄却未婚，被称为“剩女”。大龄女性单身未婚在全球目前都已经是普遍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剩女的产生，到底是女性数量大于男性，还是源于婚配选择预期的失衡？
刘倩博士在书中介绍了一篇从经济学角度对“剩女"现象提出了解释的文章，是莉娜·埃德隆德发表于2005年的经典文章《欲望都市》。
埃德隆德统计了欧美47个国家的男女比例发现，大部分国家的农村男女比例大于1，也就是男性数量更多；而城市里男女比例小于1，即女性更多。（也有少数农村男女比例小于1 和城市大于1的个例，不过都来自整体的男女比例失衡。）
然而，全世界大都市里普遍都是女性数量多于男性，而人类正常的性别比是男性数量更多。
埃德隆德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剩女”现象的经济学解释，那就是，大都市里女性比男性多，因为女性到大城市既追逐更好的劳动力市场， 也追逐更好的婚姻市场。所以，“剩女”既是个全球现象，也是个经济现象。
那么，中国有“剩女”现象吗？
从宏观结构数量上看，没有。因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男性数量过多，所以即便女性都到大城市来，也只是冲淡了大城市里男性过多的局面。（根据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19。）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们平时讨论的城市“剩女”根本就不是女性数量过多，全国所有地级市市辖区在20-39岁的男女性别比平均是 1.05，依然是男性数量更多。
如果按教育程度划分的适龄男女，高学历的适龄城市女性数量，还是少于男性。
2010年普查资料显示，20~39 岁城市户籍人口 （统计口径为全市 ) 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06，依然大于1，还是男多女少。
可以理解为，如果都是在跟自己学历近似的群体里面寻找另一半，高学历城市女性的选择权，整整多出 6％的男性可供选择，更有数量上的优势。
在婚恋市场上，收入更高的女性要求提高，传统男性赚钱养家的婚姻模式需求下降；与此同时，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期待，让他们不愿意接受高学历女性把家务外包，也就是他们既希望妻子能赚钱，又希望她保持贤惠。
双方对婚姻的期待如此不匹配，自然也就无法进入婚姻。男性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会选择“向下兼容”，选择学历更低一点的妻子。如此循环之下，导致被“剩下”的就是高学历的女性和底层男性。
中国没有“剩女”问题，我们的“剩”是结构性失衡，而不是数值过剩。
所以，高学历对女孩是件好事，代表有更多选择。刘倩写道：“‘剩女’的概念是非常具有歧视性的，希望大家可以用胜利的‘胜’字代替，或者加引号，将‘剩女’作为一个社会课题而不是具体人群来单指。”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性别议题，会带给我们很多刻板印象之外的结论。
在《性别经济学》中序言中，刘倩说：“严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而非口水大战和博眼球，才是政策制定的应有参考。这更加坚定了我要科学地探讨性别话题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