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国庆前夕，秦城监狱内，囚犯们都在默默做着自己的劳改任务。
就在此时，突然有两个干部推开铁门，走向了其中一个囚犯。
“毛主席和周总理派我们来看你，并请你立即准备出狱，参加国庆招待会。”
对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想自己会有这样特殊的待遇。
震惊的自然不止他一个和人，毕竟，邀请他的人是毛主席和周总理。
那么，这个在秦城监狱中的“囚犯”，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去，才会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点名？
血溅总统府1919年，五四运动不仅在北京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也深深地触动了远在陕西的青年屈武。
那一年，他不过21岁，正在陕西成德中学读书，消息传来时，国家的危亡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慨。
于是，他迅速召集同学，在学校内秘密成立了“学生干事会”，组织游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并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行动。
很快，这一组织联合了西安的多所学校，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学生联合会，屈武成为了领导人。
他们手工制作标语，分发传单，高呼口号，沿街示威，彻底点燃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反抗之火。
几个月后，西安的学生示威活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屈武决定带领几名代表前往北京，将陕西学生的呼声传递到国家最高领导层面。
他们一路跋涉，赶到北京后，迅速与其他地区的学生代表汇合，加入到更大规模的请愿行动中。
之后，屈武还和其他几位学生代表来到了总统府门前，屈武高举着写有“拒绝签署屈辱条约”的横幅，站在人群最前面。
他们要求与当时的国家元首徐世昌直接对话，为了挽救国家尊严，他们无所畏惧。
等待了整整一上午，代表们终于被允许进入总统府，可当他们面见徐世昌时，却发现对方冷漠的态度与空洞的承诺令人大失所望。
徐世昌对于学生们提出的三项爱国要求——拒绝屈辱条约、保全国家主权、惩治卖国贼，完全避而不谈，仅用几句敷衍的话打发他们。
于是，当徐世昌起身准备离去时，屈武大喊：“国家的尊严岂能被践踏！人民的苦难岂能被无视！”
话音未落，他猛地跪倒在地，狠狠地用头撞向坚硬的地砖，顿时，鲜血从他的额头涌出，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代表们惊愕地望着地上的屈武，而徐世昌则脸色微变，却未露出丝毫的同情，他示意随行人员带走这些“麻烦的年轻人”。
这个画面被在场的其他学生传到场外，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愤怒的喊声，“为屈武讨公道！”“北洋政府无能！”这些声音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当天最震撼的新闻。
之后，《京报》等媒体用大篇幅报道了这次事件，将屈武的名字推到了全国舆论的中心，称他为“血溅总统府的英雄青年”。
后来，伤愈的屈武被其他学生代表迎到了上海，他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这次会面改变了屈武的命运，也让他坚定了要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而奋斗终身的信念。
流放苏联时间进入1926年，彼时屈武带着满腔革命理想，与妻子一同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但他革命的道路很快发生改变，1928年，屈武因错综复杂一些原因被送往寒冷荒芜的北极圈附近——摩尔曼斯克，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活。
被流放的第一天，他就被安排去做苦工，那里的一切工作都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进行。
他和其他被流放的囚犯一起，被分配去开挖一条横穿白海的隧道，每一铲挖下去，他的手就因为寒冷而僵硬，指节开始开裂流血。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饥饿的折磨，每天，他们只能得到一小块硬得像石头的黑面包。
许多被流放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撑不过几个月，就因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屈武也几次差点倒下大，但他都凭借顽强的意志扛了过来。
几个月后，因他识文断字，又掌握多国语言，狱中的管理人员便将他从体力劳动中调离，让他负责一些抄写文件和记录账目的工作。
这份文书工作虽然稍稍减轻了他的身体负担，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精神上的考验。
他经常被要求翻译涉及政治的文件，每次提笔时，他都必须小心翼翼，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让自己的信仰被这些内容撼动。
1938年，屈武终于迎来了获释的消息，当管理人员通知他可以离开时，他站在原地愣了好久。
回到中国后，屈武满怀激动地找到组织，希望重新加入战斗，但这次，他是以一众隐蔽的方式继续为革命工作。
营救同志1946年春天，屈武因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他此次前来的真正目的，是营救被关押在这里的百余名共产党员，而这一切必须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甚至不能留下任何他参与其中的痕迹。
他此次的身份，是随张治中赴新疆的国民党“工作组”成员之一，表面上是一名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但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周总理亲自为他安排了这次任务，并一再嘱托：“此事宜早不宜迟，务必迅速完成，拖得越久，变数越大。”
屈武决定先从了解监狱的情况着手，他假意检查监狱管理情况，要求调阅档案，并提出要亲自到监狱走访。
警务处的人并未察觉他的真实目的，反而因为他的高官身份，对他十分配合。
几天后，屈武第一次踏入监狱，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每一个角落，同时在脑海中迅速记下关押同志们的位置。
关押条件之恶劣超出了他的想象，牢房里人满为患，空气中弥漫着污浊的气味，很多囚犯都面黄肌瘦，衣衫褴褛。
离开监狱后，屈武彻夜难眠，这些同志所受的折磨让他感到痛心，而他更清楚，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做更多的观察和试探。
张治中是这次行动的领导者，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象征性人物，屈武知道，张治中虽对中共有好感，但仍然有所顾虑，因此必须用事实和情感去打动他。
因此，屈武多次将问题摆到张治中面前，同时还通过其他途径向南京政府施压。
张治中在他的一再敦促下，终于下定决心向蒋介石发出紧急电报，请求批准释放这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屈武并未放松对监狱的关注，他第二次前往监狱。
这一次，他带着明确的要求，他严厉地对监狱负责人指出，监狱的卫生条件和囚犯的待遇问题必须立即改善。
他以南京派来的高官身份发号施令，要求增加囚犯的食物供给，改善卫生设施，并放宽对囚犯的活动限制。
这些要求不仅提高了同志们的生存条件，也为后续的营救行动打下了基础。
终于，在屈武的持续努力下，蒋介石的批文抵达新疆，这一天，屈武带着释放文件，再次走进了监狱释放了我党同志。
但命运弄人，几年后，屈武又成了监狱中的一员，他这次被光了整整6年，直到1974年才被毛主席亲释。
终迎新生1974年的国庆节前夕，屈武原本以为这一天会和过去六年中的每一天一样平淡无奇，但这一天，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那是一个午后，他正在监狱的劳动间里低头工作，忽然，两名身穿便服的干部走了进来让他去办公室一趟。
屈武感到有些疑惑，但他没有多问，他们一路走到监狱的办公室。
屈武坐下后，那两位干部微笑着开口：“屈先生，您马上就要出狱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了您的事情，他们希望您能以自由之身，参加今年的国庆招待会。”
这句话让屈武愣住了，他一时之间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以为自己会一直子啊监狱里度过余生，但现在，他却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之后，屈武换上工作人员准备的新衣服后，跟随着干部们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到了北京后，屈武被安排住在一间干净整洁的房间里，他坐在窗边思绪万千。
他知道，这场监狱生活虽然结束了，但他的人生还远未到终点，他的心中仍有未尽的使命，那就是继续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1974年10月1日，屈武身着正装，神情端庄地出现在国庆招待会的现场。
大厅里灯火通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他与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重新握手，感慨万千。
当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大厅时，所有人都肃然起立，掌声雷动，屈武站在人群中，双眼微湿。
他知道，这一刻，他又重新站回到了自己该站的位置上。
他向历史证明了，无论如何，他始终是那个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奋斗的屈武，而之后的路，他也会继续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为祖国大业奔波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