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秘书给公安部打去电话，要求调阅潘汉年案件的卷宗，请公安部的同志在下午把潘案的全部材料都送到他那里。
在这之后不久，陈云又请了一些比较了解潘汉年的同志，比如廖承志、夏衍谈话，请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成具体且系统的材料。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调查，中纪委最终确定，当年对潘汉年的结论不能成立。1982月8月23日，中纪委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恢复名誉的通知。
为什么一桩25年前的案件会引起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的如此关注？要理清这个复杂的潘汉年案，我们首先需要把时间拨回1943年年初。
1943年初，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在南京工作时，被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强迫潘汉年去见了汪精卫。
二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向汪精卫证明，他们有能力和我党攀上关系，建立联系，来以此博得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
潘汉年坐着胡均鹤的车，随他来到了汪精卫的公馆，见到了汪精卫。据潘汉年的传记记载，当时汪精卫对他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了误会。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没有搞头。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加入，当然也包括共产党。”
潘汉年反驳了汪精卫的话，同时表示：“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潘汉年还告诉汪精卫，新四军如今的发展速度很快，如果你将来感到和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寻出路是，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当时潘汉年并没有想到，这次看起来非常平淡的谈话，在1955年会成为转变他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1955年3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对高饶事件做出了决议，开除了两人的党籍。
会议期间，一些在过去工作中和高、饶二人有种种联系的同志，都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毛主席在肯定他们发言的同时指出：干部中如果有人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没有向组织说清楚，都应该主动来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说，或是会上不方便说，会议结束后还可以再想一想，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否则罪加三等。
潘汉年不由得想起了1943年初他在胡均鹤胁迫下去见汪精卫的往事，12年来，这件事时不时就会涌上他的心头，让他愁眉不展。
思前想后，潘汉年找到了他所在的会议华东组组长陈毅的住处，向这位老首长坦白了当年的那件往事。陈毅听了潘汉年的讲述非常吃惊，要他把事情的具体经过写成材料，由他赶到中南海交给毛主席。
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比较熟悉了，毛主席在看到潘汉年的自述材料后非常生气，在上面批示道：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潘汉年为什么要把这件事隐瞒12年呢？从他在55年的表现来看，他不是不知道私见汪精卫，还不向组织汇报的严重性，否则12年来，他也不会一直把此事视为一块“心病”。
对于此事，一般的解释是，当时潘汉年受制于新四军和华中局内部的复杂形势。
1942年3月，随着少奇同志离开华中局，华中局形成了饶漱石和陈毅先后主持工作的局面。当时饶漱石是华中局的代理书记兼新四军代理政委，新四军军分会则由陈毅军长代理。
10月，饶漱石给中央写去一份长达1500多字电报，对陈毅提出了一系列毫无依据的批评，电报结尾，饶漱石还提出：“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备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陈毅力求团结，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在结尾写道：“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黄花塘事件”。
在这不久之后，陈毅就去了延安参加七大，并向中央汇报华中局多年来的经历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复杂的形势面前，当时和饶漱石不和的潘汉年不知道饶漱石会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因而选择了沉默。这样的事情，只有及时汇报才符合纪律，迟几天，几个月，几年，都会失去机会，变得有口难辩。
况且，此事在当时和后来都造成比较的严重的舆论危机。潘汉年去见汪精卫后不久，蒋介石方面就察觉了此时，他们发起舆论攻势，造谣污蔑新四军、八路军，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久后，潘汉年来到延安时，毛主席当面向潘汉年求证了此时，得到了潘汉年否定的回答后，毛主席还曾亲自替他辟谣。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1955年毛主席对潘汉年的震怒是有其理由的。潘汉年至少有两次机会向组织讲清楚这个问题，但由于他的文人气质、优柔寡断，都错过了。这最终酿成了潘汉年命运的悲剧。
1977年，71岁的潘汉年病逝后，和潘汉年红军时期有过2次合作的陈云同志听到了社会上人们对潘案的一些反映，比如廖承志、胡立教等同志都认为，潘汉年本质上是好的。
作为中纪委书记，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个案子弄清楚，对党和潘汉年负责，紧接着，他开始大量调阅潘汉年的卷宗，并听取各界同志的意见，对此案进行了重新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李克农将军在1955年5月29日写给中央的报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报告中，李克农写道：
在历史上，潘汉年对其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他的大量情报为抗日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比如，1941年6月13日，潘汉年向中央报告，苏德战争一触即发，之后潘汉年又提交了他对苏德战争后，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分析。潘汉年还上报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潘汉年参加机密工作多年，一直未曾发生过泄密事件……
李克农的报告为组织恢复潘汉年的名誉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家庭，所以潘汉年的文学功底很是扎实，能写旧体诗。
19岁时，潘汉年入党，为北伐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活跃在文化战线上，曾参加过“创造社”的工作和左翼文艺运动，主持过“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是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1年后，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投身秘密战线。在长征前期，他曾以中央苏区代表的身份，和福建的陈枢铭、蔡廷锴，广东的陈济棠进行过富有成效的谈判，使得红军在突破前几道封锁线时减少了大量的伤亡。
1935年，长征途中，潘汉年受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36年回国后，潘汉年曾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秘密谈判，来回奔走于南京和陕北之间，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和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潘汉年活跃于上海、淮南等敌后地区。这期间他主持情报工作，屡立奇功。
解放战争时期，他以香港为阵地，搭建了一条重要的沟通渠道，对后来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治理大上海，也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贡献。
回顾潘汉年同志的一生，他在44年见汪精卫的事情上确实犯了严重的组织错误，但这是他的无心之失，一时不周。俗话说瑕不掩瑜，和他的众多贡献相比，他的这个错误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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