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它聚焦于几位并非功成名就、亦未被爱环绕的女性,她们不过是一群既不够独特出众、也并非处于社会边缘的平凡之人,展现的是她们共同生活、相互慰藉取暖的日常点滴。
这个故事并无出奇之处,亦非尽善尽美。然而其珍贵之处恰恰在于导演别具一格的叙事手法。
或许当下已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节点,在更为广阔的公众领域之中,我们一同重新去编织与讲述:在长期被男性单一叙事所主导之后,身为女性,我们究竟能够如何去畅想、塑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职场竞争愈发激烈内卷、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泡沫逐一破碎、年轻人的自恋幻想被逐个击破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个体,我们究竟还能够怎样生活?怎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盼头,尽可能地,尽可能地活得热烈鲜活、充满生命力。
一、打破【传统的幸福叙事】—— 不幸福,又何妨?宋佳所饰演的王铁梅,身为单亲妈妈,总是不断地被周围人臆想并归类到一个凄惨悲凉、值得怜悯、人生失败者的境地,在公司里被人怜悯,甚至连她的孩子在其他同学眼中也会因为 “你已经够可怜了,所以要让着你” 而被特殊对待。
而真实的她,却是与生活正面交锋、全力周旋之人,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累积正转化为她的智慧与魅力。她能够对着在路边随地大小便的男人大声呵斥,可以保护在夜间被人尾随的年轻女孩;同时她也在尽情地享受与创造生活,带着孩子参观展览、外出旅行,与好友畅聊品茗,在职场上支持女性同胞,私下里与乐队中的男士共享情爱欢愉。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义且充满力量的女性,发出 “单亲妈妈就必定要过得凄惨不堪吗?” 的质问时,这无疑是影片对父权制下【单一的幸福叙事】所发起的有力叩问。
倘若说成功与否是传统主流价值观对于男性的核心考核指标(KPI),那么对于女性而言,这个KPI的考核名称或许便是 “幸福”。
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与宋佳相似的时刻,那种源自主流社会关于 “幸福” 的无形霸凌,仿佛那些处于幸福范畴之外的生活元素 —— 女性之间的友谊、独立的事业追求、丰富多元的人生体验,无论多么美好,却总是被笼罩在某种 “凄惨” 的审视阴影之下。
那是一种莫名的哀怜之情,一种被视作次等的生活满足感,一种 “提醒你生活尚不够圆满”“你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 的无端评判。
而父权制框架下对于 “幸福” 的叙事定义的确值得深入剖析。
在从小到大所接触的各类家庭幸福广告片、青春期所追捧的霸总小说以及言情剧的长期熏陶之下,我们被强行灌输了家庭观念以及那种不结婚人生便不够圆满的 “幸福” 神话,然而却难以轻易地将其打破,而在这份 “幸福承诺” 的背后,关于 “幸福” 所潜藏的诸多问题(女性主体意识与情感的被忽视、家庭主妇价值的未被界定与认可、生育问题以及养育过程中对母爱的过度颂扬却始终忽略母职本应是一种社会性责任、亲密关系里以爱之名的言情洗脑、伴侣关系中对权力的缺乏深入探讨)却向来未曾得到充分的公开审视与深入探讨。
那种 “深陷重重困境、无论怎样努力生活却总觉不对劲儿” 的背后,恰恰是遭受单一价值观的幸福叙事霸凌的真实写照。就如同在一场并不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中挣扎,即便拼尽全力也难以成为赢家,进而陷入一场无望的困兽之斗。
而从另一个角度,从情绪层面来讲,我们常常听到他人劝慰 “只要开心就足矣”,却忽略了以单一维度的情绪指标(诸如快乐与幸福)作为人生评判标准是何等困难且不切实际。
快乐、幸福、满足,原本就并非人生的全部内涵,若不将情绪目标设定得过高,不盲目否定自身的焦虑情绪,便不会由此引发更为严重的焦虑。
事实上,一个人的耐挫折能力往往决定了其能够体验幸福的深度。
那些越能够坦然直面困难、痛苦与悲伤,不刻意回避痛苦的人,往往越能够掌控自身情绪,从而越能够深切地体验与享受到快乐、美好与幸福。
将喜怒哀乐视作春夏秋冬般自然交替,用心去感受每一种情绪,与痛苦不快反复和解,由此逐渐不再将情绪视为洪水猛兽,而是成为在情绪浪潮之上悠然漂流、尽情享受的主宰者。或许这才是我们能够拥有的真实而美好的人生。
“单亲妈妈一定得过得很惨吗?”“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惨什么?”
或许终有一日,我们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对着那套【幸福KPI】高呼:“我不幸福,那又怎样?”
二、打破【恐弱情节】—— 所谓Loser,不过是被人为塑造。《好东西》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章宇饰演的鼓手老师,在打算追求铁梅之时,被小叶劝阻莫要再追,声称他配不上铁梅,鼓手老师询问缘由。
小叶话中的弦外之音则是,依据主流的价值观标准来评判,他并非成功人士,而是一个 “失败者(Loser)”,听闻此言,鼓手老师理直气壮地大喊一声:“我都和父权制割席了,我怎么会是Loser?”
这一疑问听起来似乎有些诙谐不羁,仿若在说:你已然是个差等生了,为何还如此趾高气扬?
然而主流价值判断中对于Loser一词的叙事塑造着实值得深入探究,其背后所引发的深刻思考是:究竟是谁在创造Loser?谁才是真正的Loser?
在当下,一个努力、善良、正直且富有责任心的人,就如同影片中的鼓手老师一般,为何无法获得一个普通人理应拥有的尊重,反倒沦为了Loser呢?
在我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之中,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其实或许并无太多闲暇去在意所谓的Loser 标签,甚至因其自身的强大,反而能够给予社会中的弱者以尊重、包容乃至支持,就像我所钦佩的陈丹青、罗翔老师,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所享有的时代红利,并对年轻人的不易抱以理解与共情。
而更多时候,在创造Loser、肆意想象Loser的群体,往往是那些自身不够强大却又在内心深处畏惧成为弱者的人们,又或者是那些因自尊心屡屡受挫而不惜自我逼迫、拼命跻身强者行列的人。
这便不得不提及一种集体潜意识 ——【恐弱情节】。
在一个以权力、等级、面子来构建成功单一叙事的社会环境里,人人皆渴望成为强者,因而慕强心理昭然若揭,而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还隐匿着另一层恐惧,那便是【慕强】的对立面 ——【恐弱】。
所谓恐弱,意为 “无法忍受自己沦为一名弱者的心态”,于是人们会激烈地审视与排查自身软弱的部分,并对软弱的特质表现出强烈的厌恶。
人们就这样在弱者之间引发了激烈的排查与审视行为,造就了向更为弱小之人肆意施展优越与权力、无情剥夺其尊严的现象,由此也导致了创伤的层层传递与蔓延。
那么,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既非功成名就、亦无特殊爱好、相貌平平且无从在朋友圈炫耀,但依旧能够感受快乐的人吗?
恐怕还未等我们自己做出抉择,便会遭遇重重责难 —— 鄙夷、否定、边缘化、评判。
当内卷时代对个体所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大,或许我们已无法再轻信21世纪初所许下的 “努力便可成功” 的美好神话。
有时我们着实需要章宇所饰演的那个看似玩世不恭的鼓手老师,在自己努力、真诚且负责地生活的道路上,为自己送上一朵小红花,以鄙夷回敬主流社会中关于【Loser】的歧视目光,而后骄傲且真诚地继续生活下去。
三、打破【男性凝视审美】:令人不适且不健康的审美,理应摒弃。与以往影视剧中描绘女性美丽时惯用的手法截然不同,往昔总是以高跟鞋、大波浪发型、低胸衣领、走路时扭动臀部等一系列特写镜头来展现女性魅力。
而当女性导演们开启全新的表达时:
在《好东西》里的女性角色,甩掉了高跟鞋,换上了舒适的帆布鞋,她们能够展现出独特的美,却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品牌与流行风格。
在《热辣滚烫》里的女性形象,在遭遇伤害时不再刻意刻画撕扯的衣服、裙底等隐私部位,有效避免了激发观众的不良遐想。
为何女性的美之中,会充斥着如此之多令人不适且不健康的审美标准呢?
古往今来,当男作家、男导演、男歌手等男性创作者进行创作时,无论将女性描绘得多么美丽动人,往往都难以摆脱将女性置于客体地位加以审视的局限。
例如在《四海》《乘风破浪》中刘浩存、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身着白裙,代表着男人背后温柔顾家且纯洁无瑕的女性形象,以及《狂飙》里曾风靡一时、代表着泼辣风情的大嫂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或温柔顾家、或纯洁善良、或风情万种撩人心弦,
然而这些所谓美丽的特质,首先是为了取悦男性、博得男性的欣赏与爱慕,其次是不再将女性视作一个丰富多元、富有层次且具备主体性的个体。因而无论外表多么美丽,却始终缺乏对女性生命力与开阔性的深刻洞察与呈现。
而在当下,消费主义善于精准捕捉女性内心的需求与冲突,并为其提供化解内心冲突的方案,这套方法论总结起来大致遵循如下公式:
(1)你能够通过努力与消费变得更美。
(2)你还不够美,你可以变得更加完美、精致、时尚。
(3)即便你并非为了取悦他人,仅为取悦自己也可去追求美。
(4)倘若你变得更加苗条、更具魅力、学会了化妆,你便会收获爱情或取得成功。
女性在年轻之时极易陷入这种 “变美宗教” 的漩涡之中,因为其中几乎承诺了她们内心所渴望的一切,快乐、被关注、被羡慕、被爱、幸福、成功、自主。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不健康的审美,首当其冲削弱的是我们对身体的本体感知。
男性主导的作品不会向你传达,那些高跟鞋穿着走路是何等不适,减肥过程中所引发的神经性厌食症以及对自身健康身体的不自信与厌恶情绪。身体是我们抵御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能够帮助我们感知自身的快乐、规避潜在的危险。
而不健康的审美,恰似在自我与身体感受之间横插一杠,致使我们切断了与身体的本体感知联系。很多时候,这便是一个人自我边界被彻底冲破,进而走向情感隔离、抑郁、自我强迫的开端。
(二)客体化的审美里,这并非你的过错,却让你难以被爱与尊重。
当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将男性看待美的方式内化为自己的审美标准时,几乎所有女性为追求美所付出的努力,都可能在瞬间被否定:骚、浪、纯、欲。女性之间也会因此产生激烈的相互排斥,难以做到包容与支持彼此。
而在《服美役》一书中,作者认为女性的幼化、客体化、性化,反而会使其更容易遭受暴力侵害。
这便是女性所承受的困境,最终依旧会感觉自己存在过错、过度取悦与讨好他人、不被尊重、无法拥有真正的自信。
(三)外在的服美役,无法填补一个人的内在自信。
当服美役的程度一旦超出了某个健康阈值,比如一个原本缺乏自信的人,试图通过服美役重新获取自信,会发生什么呢?
在《物质主义的高昂代价》一书中,作者开展了一项人群实验,探究究竟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消费主义、自恋的、外化价值的标准所洗脑并盲目追逐。
答案是那些创伤程度越深的人、内在安全感匮乏的人、越不被爱的人、越被忽视的人,反而更容易深陷其中。
然而一个人感受到被爱源自于与他人的连接与相互支持,而消费主义的方式往往是通过与他人的品味竞争来获取关注,其结果便是更容易陷入孤独与不安全感的泥沼。
客体爱与客体美的最后一重危险在于,我们幻想能够获得一个成功、强大的客体的爱与庇护,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弱化自身、自我矮化,而自我矮化的过程,恰恰是真正削弱女性自身力量的过程,我们极有可能因此丧失诸多原本应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