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被老蒋待为座上宾的消息从天津站泄露，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敬中、中校副站长余则成、中校行动队长李涯并没有半点自责之意，还拿“电话是否从南京打来问责”而进行了一场“百万豪赌”，最后吴敬中“料事如神”赢了一百万，李涯也跟着赢了一百万，余副站长数出二百万法币，吴敬中一边在电话里向毛人凤“汇报”，一边不动声色地把钞票揣进了口袋。

三个人波澜不惊，一方面是一百万在当时也就是“几个烧饼钱”，财大气粗的吴敬中和余则成都不在乎，李涯能送给翠平价值一头牛的手镯，说明他也有来钱道儿，不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三个人都对冈村宁次有恨意，巴不得事情曝光，将其送上审判台和刑场，所以对消息泄露不以为意，还有些乐见其成。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都知道，吴敬中和余则成，都参加过对日生死谍战，李涯在临澧特训班受训的目的，也是抗日。

三个有国仇家恨的特工都不想让冈村宁次逃脱惩罚，那场“豪赌”颇有庆祝之意，同时这场赌局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少将两个中校深浅不同的城府：李涯似乎像马奎一样拙劣，而余则成智商和情商，比吴敬中差点也不多了。

《潜伏》中的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背景十分惊人：1925年前他在我党是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正赶上革命低潮，他和至少八个同学被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以中校上校军衔诱降后，又随着该课并入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此后一直被戴笠和毛人凤重用，其职务和军衔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比“军统三剑客”高。

沈醉是“三剑客”中最早授衔少将的，沈醉当军统临澧特训班总务处事务股少校股长的时候，吴敬中就已经是一大队二中队上校指导员；沈醉当重庆警察局侦辑队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督察长的时候，吴敬中已经是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了。

徐远举和周养浩是戴笠坠机、毛人凤上位，军统改为保密局后才晋升少将，比沈醉的资历还浅，当然也就更无法与吴敬中相提并论了。

徐远举周养浩是毛人凤亲信，沈醉抱毛人凤大腿的时候得罪了郑介民，然后又被毛人凤一脚踢到即将起义的云南去当站长，而且严令他不许离开，或者假投降真潜伏，或者拉起特务队伍钻山打游击，而吴敬中不管毛人凤、唐纵、郑介民、毛人凤谁当局长，他都稳稳地又一把“封疆大吏”椅子可坐。

这里我们顺便解释一下：戴笠的最高职务，是主持军统工作的副局长，戴笠坠机后，由唐纵代理正局长，旋即由“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就任正局长，军统改为保密局，首任局长也是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为副局长，唐纵排名在毛人凤之前——唐纵是中将，毛人凤是少将。

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后，唐纵改任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兼国防部保安事务局局长，保密局大权这才落到毛人凤手里。

不管谁当特务老大，吴敬中都照样吃得开，很多资深特务在裁撤中失业而生活无着，只好到戴笠的坟头哭诉，而吴敬中总有一块相对安全的地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太子小蒋和郑介民，总是能为老吴在一个地方谋一张头把交椅，我们细看老吴的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平底调动”路线图，就会发现哪里一有危险，蒋同学和郑同学就会及时出手把他捞走，而且级别、权力和油水，都不会变小。

吴敬中上有靠山，自己也很会做人，表现在电视剧《潜伏》中，就是四面见光八面玲珑，他手下的四个中校，也就是副站长余则成、情报处长陆桥山、行动队长马奎李涯，跟他差了两级，永远也不可能隔着锅台上炕。

余则成是从少校机要室主任晋升为中校副站长的，没有三年时间，不可以晋升上校，也就当不了乙种站站长，只能留在天津为吴敬中所用，当然也不能对站长宝座构成威胁——天津站是甲种站，跟大区区长一样，只有少将才能担任，再给余则成六年时间，也晋升不到少将军衔。

吴敬中的高明，只有余则成心中有数，所以在天津站四个中校里，只有他不想当站长，即使他已经晋升为副站长，即使吴敬中已经准备开溜，余则成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希望当站长，面对翠平有这个想法的翠平，余则成还进行了解释：“那不可能，想当站长，上面得有人！”

“上面有人”才能快速升迁，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余则成知道自己无法跟吴敬中比背景，想跟吴敬中掰手腕的马奎陆桥山，自认为“上面有人”，最后都死得挺惨，“在南京有朋友”的李涯，也被吴敬中抓住了“刺杀上国防部校特派员”陆桥山的把柄（余则成审出来的假口供），吴敬中想捏死他，只要把那份“口供”递到自己的老同学、“国防部次长”郑介民那里就行了，连毛人凤也保不住李涯的脑袋——保密局全称叫“国防部保密局”，在体制上是要受常务次长郑介民管辖的，毛人凤认不认识李涯都是个问题，当然不会为了一个小中校去向郑中将求情，而且他也知道这个情求不下来。

李涯一根筋，却经常要抖个小机灵，他说自己“在南京有朋友”，吴敬中甚至都懒得嘲笑，因为李涯那所谓的“朋友”，连沈醉的级别都够不上，李涯跟自己比后台，那就是叫花子跟龙王爷赛宝。

在冈村宁次行程泄密一事中，吴敬中和余则成都没责任，吴敬中让李涯这个行动队长去搞招待，原本就是想在出事的时候有个顶缸的——这件事即使站长不出面，副站长余则成也该去意思一下，但是老吴和小余都跟日本人有仇（临澧班之前的青浦班、松江班，有半数学员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所以他们对冈村是眼不见心不烦，热情招待是不可能的，李涯回来后也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

三个人难得地感受相同，吴敬中作为站长，却必须是南京问责风雨的承受者，所以专线电话一响，他就知道麻烦来了，但却并不太在意，余则成恰到好处地提出百万赌注，一方面是缓解紧张气氛，另一方面也在表示自己与此事无关“问心无愧”，李涯站在站长一边跟余则成“对赌”，看起来是给站长面子，实际是抢了站长风头，同时也想从余则成手里赢几个烧饼钱。

睿智的读者诸君可能早就发现了：这场“豪赌”的赢家必须是吴敬中，输家必须是余则成，但吴敬中赢一百万还是赢二百万，天津站是“只有”吴敬中“料事如神”，还是李涯也“神机妙算”，那就是问题了。

李涯看似很精明地站在了站长一边，却让吴敬中少赢了一百万，同时也抢了吴敬中的风头：连一根筋李涯都能算计到电话是来问责，吴敬中的猜测就显得不那么高明了。

如果李涯和余则成一样赌“不是”，那么吴敬中赢多少钱、脸上多有光，读者诸君当然都能算得清，但是李涯算不清。

官场无小事，特工更重细节，读者诸君看了这场“百万豪赌”，肯定也有话要说：一两百万对这一个少将两个中校来说都是毛毛雨，但是这场毛毛雨浇出的三人智商、情商，又该分别打多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