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报、新华社

近日，#14所大学师生自筹经费为中国正名#的话题冲上热搜。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诚信的标准，只有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一条。这一结论引得反对质疑声四起。

在一个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中，“群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发出了重新探索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最先响应，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除了张琪，最终有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

2023年7月，这项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论文作者名单包括浙江大学的杨芊、西南财经大学的张薇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刘世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龚文进、首都医科大学的韩优莉、复旦大学的吕军、深圳大学的蒋冬红、陕西师范大学的聂景春、南开大学的吕小康、南京医科大学的刘汝刚、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焦明丽、华南师范大学的曲琛、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明吉、清华大学的孙亚程、浙江大学的周欣悦、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张琪。

研究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单一指标来度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这支连专项经费都没有的团队。但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对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为中国公民诚信“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入组时就“自备干粮”。不久后，他们自发招募了上百名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为了缓解经费压力，老师们还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

周欣悦和孙亚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杨芊负责的全国第一个试点项目，就得益于该基金的“包干制”政策，这让他们在研究时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在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单。他们是参加现场调研的学生，也是研究的“幕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