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始至终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心腹大患”，而对日本的侵略则认为是“皮肤小病”，更倾向于优先剿灭共产党。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以争取时间推进他的“剿共”计划。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

尽管接连失败，蒋介石并未放弃。他决心全力备战，发动第五次“围剿”。为确保这次行动成功，他在各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首先，在政治上，他在根据地周边地区实行了严苛的“连坐法”，通过株连亲属和邻里来加强控制。其次，在经济上，对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切断红军的物资供应。最关键的是，在军事上，他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试图通过修筑碉堡和封锁线，逐步削弱红军的力量。

这一策略并非毫无历史依据。蒋介石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时期曾用类似策略对付太平军，成功围困敌军。此外，抗战时期，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曾在华北推行“囚笼战术”，利用碉堡和炮楼将抗日根据地重重围困，极大地削弱了游击队的机动力量。因此，蒋介石相信“堡垒主义”能同样对红军奏效。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单单归咎于国民党的战术，还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战略错误有关。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抬头，以王明为代表的领导人主张积极进攻路线，要求红军以进攻大城市为主，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这种策略类似于拿“鸡蛋碰石头”，结果红军损失惨重，最终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不得不决定战略撤退，开始了长征的艰难历程。虽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导致红军长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其他关键原因促使了这一决定。

首先，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已无法维持庞大的红军和根据地的需求。早在1932年，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叛变的龚楚就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主要是因为井冈山地区“民穷财尽”。要想继续生存，红军必须扩展新的地盘，以获取更多资源。然而，红军在扩展新区后，依然主要依赖“打土豪”来维持经济，但这一模式很快难以为继，苏区内的资源逐渐枯竭。

到了1932年，国民党在稳住地方军阀后，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围剿”行动越来越猛烈。这一情况下，红军的“扩红”工作（即扩大军队规模）开始面临巨大困难，加入红军的新兵数量急剧减少，甚至有时一个县只能招募到少数几人。而在已经加入红军的士兵中，逃兵现象也愈发严重。红军逐渐陷入困境，面临着人员补给和物资消耗的双重压力。

更糟糕的是，1933年春季开始，中央苏区爆发了严重的粮荒，进一步加剧了红军的困境。为了应对粮食短缺，苏区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甚至有时需要上交部分口粮给前线。军队中的士兵每天的口粮也十分紧缺，营养不良的情况比比皆是。即使中央苏区尝试通过开荒、建厂、办学等手段改善经济状况，但始终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

经济危机带来了政治危机，扩军难度加大，红军的战斗力大幅削弱。更为严峻的是，根据地内部的补给不足，使得中央红军必须选择战略撤退，以长征的方式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除了内部经济和军事压力，红军的长征也有外部的战略考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虽然处于困境中，仍始终坚持民族大义，将反对日本侵略作为重要目标之一。1934年，红军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明确将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号召全体人民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一战略考虑不仅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是为了展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

此外，国际方面的指导也对长征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1934年5月，当中共中央开始酝酿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时，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汇报。6月，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建议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将战略转移计划再次上报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进行战略转移。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无疑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外部的理论依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在陕北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长征不仅是红军的战略转移，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壮举，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也书写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的壮丽篇章。